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跟随在东山公社供销社工作的父亲身边读小学。学校每周上五天半的课，每个星期三下午为劳动课。所谓的劳动课，就是学校组织学生从事劳动活动，借以对学生进行劳动技术教育，培养正确的劳动观，养成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等良好的思想作风。
　　 每个星期三下午的劳动课，大多是上山打柴火，各个班级都有任务，一个学期要打多少斤柴火给学校食堂。学校食堂是烧柴火蒸饭，每个学生一般自己都有两个饭盒，一个蒸饭一个蒸菜，饭是从家里拿去的玉米头，菜是黄豆。两个饭盒装好东西后就用绳子绑一块儿，到取饭时不麻烦或拿错。学校硬性规定只有在完成学校下达的各项劳动任务后，各班才能组织做为班级创收的劳动。因为那时，我们每个班级每个学期都要养一头猪，到期末放假那天就杀猪来搞会餐，还有就是班级开展什么活动都需要经费，经费来源就是学生勤工俭学。
　　 那个秋季学期两个礼拜的劳动课，学校规定每个学生上交三斤桐果子，要求学生不能去摘农民还没有来得及收的桐果，要到农民收过的桐果树上或地上拣散落的。桐果是农民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乡亲们在捡桐果时都很少给遗落。桐果树生长在熟地（就是耕地）的很少，大都长在坡地和茅草丛中。在熟地的桐果，待乡亲们收果过后去找遗落的简直是做梦，连一个桐果壳都难找到，不要说桐果子了。我们小孩子只好三五成群地扛着小竹竿，钻进茅坡里的桐果树下去碰运气。瞄完桐果树上所有的枝丫连桐果的影子都没见到，于是矮身钻进茅草林里。因为桐果树丫一般都很小而脆弱，承载不了多大的重量，乡亲们在收桐果时都不会冒生命危险去爬桐果树，树上高处的桐果都是用竹竿打落地上再去捡。我们幻想着乡亲们在捡时眼睛不方便漏捡，可我们翻遍桐果树下四五米直径的茅草丛也难捡到一个遗落的桐果，倒是锋利的茅草把手和胳膊、脸巴给割成横竖不一的一道道血痕，火辣辣地疼。那两个礼拜的劳动课过去，我捡到的桐果子都不到一斤，完不成任务要被学校记过。周末回家就哭就闹，母亲没有办法，只好花钱买了些桐果子，凑足三斤让我交给学校。
　　 没想到，这事被与我在一起读书的同屯那个人揭发了。第二天做完早操，校长把我拉出队列站到全校同学前面，大声批评我劳动思想不好，要我做出深刻检讨。紧接着学校决定开除我，父亲就去找校长求情，校长一点情面也不给:“你是干部更应该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你是怎么教育的？还有脸来求情？这是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决定，报告公社教育组同意了的事，没有商量的余地。”后来父亲又低三下四地去再三跟学校其他领导、老师哀求，几次到教育组求情，我的学籍才算保住。
　　 可没想到这件事影响了我的升学。次年7月，我小学毕业考上东山公社中学，东山公社中学的领导拒绝录取我，说我劳动思想不端正。9月份新学期开学时，我没书读了。小学和中学是建在一起的，中间只隔着一个操场。那时学校没有封闭式大门，也没有门卫，想读书的我每天都跑去学校，但都被老师给赶了出来，有些态度不好的老师一边推着我，还一边吼我，用巴掌打我屁股。每次我被推出学校，都看见学校外站着父亲，父亲一脸的无奈，默默地过来把我脸上的泪珠擦去，默默地牵着我的小手走回房间。
　　 10月，父亲调到西山公社食品站工作，我也跟随父亲到了西山。到那后的第二天，父亲就带我到西山中学找到韦校长，面有愧色小心翼翼地说了我的情况。韦校长身材高大，四方脸不怒而威，他听过父亲的讲诉，凝思了一会儿抓过办公桌上那台手摇电话机打起电话来：“喂！总机吗？请帮我接东山公社中学，找校长。”等了好久终于接通了，韦校长对着话筒礼貌地讲了一些问好的话，之后说到我的事，他希望东山中学给我出张转学证明，但最后遭到了拒绝。接着就见韦校长跟话筒吵了起来，吵了片刻，韦校长十分恼火地把话筒“哐啷”一声挂到了座机上，自言自语：“什么意思？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竟然拿来上纲上线不让读书，这是什么道理？”继而对我和父亲说：“你们在这等我一下，孩子没转学证我照要。”韦校长说着走出了办公室。片刻，一个四十来岁，一米六左右，身材瘦削，脸上颧骨突出，气质清冷的男老师，跟随韦校长走了进来。韦校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个就是你的班主任黄化君老师。”就这样，我才得以继续我的学习生涯。
　　 而今，经历了人世间沧桑的我，非常感恩那位韦校长，他是我人生路上的贵人，他的正义和果断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