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想起他们——我的先后去世的几位亲人们。他们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的人生，我的“三观”里凝结着他们给予的“营养元素”，得用键盘把它一一敲打出来，并告诉世人，尽管有的只是些片段的记忆。这样，我的心才能得到一定的安宁。
　　
　　 一、外祖父与外祖母
　　 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常随父母或独自一人去陈家洼的舅家。陈家洼坐落在陕北南部一片残塬的沟坡上，面对着西南方向。舅家有一大一小两个土窑洞，处在沟坡顶的土崖上。我站在塬上可以最早望见舅家的烟筒冒出的袅袅炊烟。
　　 记得外祖母做饭时，外祖父总是慢慢地踱着脚步，从院子南边的柴摞上往屋子灶火间抱柴禾，抱够后，接着一次又一次地斜弯着腰用左手颤巍巍地拣起掉在地上的柴禾棒棒。那些柴禾棒棒要么是碾打零碎的庄稼杆，要么是用䦆头、斧子剁碎的硬柴火，很容易落在地上。外祖父瘦骨嶙峋，又患半身不遂，身子僵硬，腿脚不便，捡一根柴禾棒的艰难可想而知。他捡那些柴禾，一方面是为了保持地面干净，另一方面也是对财物的珍惜。因为那些柴禾是他和舅父从庄稼地里和荒沟野坡上好不容易背回来的。
　　 外祖父家的土窑处在坡顶上，而水泉子在坡底，有好几里路程，是全村最远、最陡峭的。仅从吃水看，外祖父过去养家糊口所受的苦难就难以想象，以至于他衰老得根本不像五十多岁的人，到像老态龙钟的七老八十的人。而那样的劳苦岁月也使他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几乎每次吃完饭，外祖父都要站在炕前，用手颤巍巍地端起没吃净的粗瓷碗和碟子，用舌头一点一点地舔得干干净净，谁也阻挡不住，舔完后，他蓬乱的胡茬上沾满了饭粒。他不允许别人浪费粮食，那怕是一粒米也不行。尽管有时外祖母看他在亲戚面前依然如此，少不了数落他几句，但从来都没有真正能阻止他那样做，他也不怕人笑话，总是一声不吭，该怎样还怎样。我最初看见外祖父舔碗时，也奇怪地发笑，可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然儿，外祖父视粮如命的行为却在我的心里种下了节俭的种子，并且生根发芽
　　 外祖父去世时，我在小学上学，那一天中午，舅家打发人来报丧，母亲正做午饭，一听说眼泪便流下来，她匆忙吃点饭就去了舅家，也没有带我，可能是因我小不懂事。我见外祖父的最后一面是他去世前不久在我家住的那一段日子，他爱在院子西墙下靠着柴堆坐下晒暖暖，坐着坐着就半躺了下去，起来时身上沾了许多柴草和尘土，我看见时就帮他轻轻拍落。
　　 在我的印象里，每到舅家，外祖母总是那么热切地亲近我，总是那么微笑地看着我，爱问我读了几本书，识了多少字，我往往红着脸答不上来。外祖母虽然不识字，但对娃娃们的读书还是很看得重的。她还常当着我的面给众人夸我书念得好，这是她常听我母亲说我字写得好，数算得准。我虽然脸红得没处放，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这也使我上学时不敢懈怠，生怕让外祖母失望。那时外祖母家和多数人家一样贫穷，早饭吃黑馍、糜子馍、玉米馍多，吃白馍馍少，但她总要想办法蒸些白馍馍给小孩子们吃。我有时到外祖母家，一进门，她就从挂在窑半空中的馍笼里摸出白馍来给我吃。我双手掬着出去躲着自个吃，生怕别的娃看见了。外祖母给我这样的偏爱温暖着我，也使我不敢做不听话的孩子，总想在她心里保持好孩子印象。
　　 外祖母去世前，穿着寿衣睡在正屋旁边小土窑里的炕上，不会说话，我站在门口望着她，不敢靠近她，她好像还认得我，眼光里满是对我的希望。后来，听母亲说外祖母得的是癌症，胃里长了个瘤子。舅父用架子车拉着外祖母四处求医却回天无力，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外祖母在病魔的折磨中离世。
　　
　　 二、妗子
　　 妗子病逝时，我因车祸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家人没有告诉我，担心我知道了心里悲伤影响治疗。我没有去安葬早逝的妗子，过后在她的坟前，跪下深深地磕了三个头，就算隔着黄土和妗子见了个面。
　　 外祖父、祖母相继去世后，妗子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因为舅父在外教书，四个儿女的养育，家务活儿和地里庄稼的收种要靠她多操劳。况且她的身体也不好，经常患慢性肾病，先后在汉中、西安等地医院住院治疗都没有根治。那些年月，地里的活儿妗子基本上要靠村上人和亲戚帮忙。村上人很乐意给妗子家帮忙干活儿，原因是妗子对人特别好。平常里，不管谁家来借啥，她都很大方。哪怕自己受艰难，都要尽量满足人家。我记得好几次，妗子从柜子里取出仅有的一点钱借给来人，先不顾自家当下就要用钱。来妗子家串门的人无论春夏秋冬，都很自然地找个位置坐下，喝茶、抽烟、拉家常，遇到饭时吃饭，就跟在自家一样，那种亲切融洽的气氛，使我感同身受，有时候还疑惑：舅家怎就这么多串门人，他们来难道就为喝茶、抽烟、拉家常吗？后来我才悟到其中的原因是舅父和舅母待人本分、厚道，在村里人缘特别好，所以村上人爱来他家串门。
　　 妗子像是继承了外祖母待人的家风，对待客人一样的热情。我每次到她家，都会看到她迎面的微笑，都要在她的问长问短中享受浓浓亲情的温暖，都能吃她做的可口的饭菜。可是吃了饭她总是抓住机会给你派点力所能及的活儿，比如给牛圈里垫土、出圈、到沟里饮牛，等等。我和几个亲戚娃随着年龄的增长，由轻活干到重活，没有不舍得力气的。因为妗子身体不好，舅父在外工作，几个孩子还小，我们不干谁干？干活的过程中，她很注意不让你伤了力气，叮咛你慢慢干，不要急。干完活，我都能看到她满意的神情，都会得到她格外的关心。最满足我自尊心的是，妗子爱当着旁人的面夸奖我，说我书念的好，字写得端正，学习踏实，比她的几个孩子强。还常常让我辅导几个表弟妹的功课，辅导完了，就拿我做榜样教育他们。就这样，无形中鼓励了我的成长。
　　 妗子还是个非常爱干净的人。她把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相当整洁，每一样东西都放的是地方，屋子里的家具、坛坛罐罐都抹得明光彩亮。她穿的衣服很整齐干净，不像农村有的妇女邋里邋塌不讲究。记得有一年秋天的晚上，我和亲戚去西安医院接她出院回家，她躺在车里的担架上，我怕她受凉，就给她把被子往头部拽了拽，可她不让，说被子在病房里用的时间长了，脏了。那一年，妗子出院后，病情大为好转，可谁知以后又复发，再也没有治好，四十七岁就离开了人世，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疼。
　　
　　 三、叔与婶
　　 姐姐出嫁后，我也记不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到她家有多少次。每次去，他们家大小人都对我格外看重。我一进屋，姐姐的阿公、阿婆（我则称叔、婶）立即热情招呼我，让我脱了鞋坐到炕上。人家敬重我，我上了炕也正襟危坐，双腿盘圆，不敢坐不成样。那大土炕常年四季都很热，坐一会儿就得抬抬屁股或挪挪身子，不然就烙得人受不了，尽管炕上从早到晚都光蓆子晾着。那时，我常想婶子家为何要把炕烧得那样热，冬天还尚可，其他季节大可不必。后来我才知道那炕一年四季都烙人，是因为婶子家人口多，有十几口人，是全村最大的户，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烧硬柴禾蒸一大锅馍，加之每天要做几顿饭，这样灶火里几乎不断火，烟火从锅台下的烟道进入土炕里，再从烟筒冒出，所以土炕天天是特别热的。
　　 叔和婶子对我的热情比土炕还要“热”，不到饭时，就早早洗菜、生火，准备做饭，总要多炒几个菜；吃饭时，我坐到大四方红漆木盘子跟前。盘子里有腌的咸菜，有大碟大碗的凉菜和热菜，香气喷鼻。叔好喝几盅酒，每次饭前他都要给我斟一杯酒，让我和他一起喝。那时，我是个年轻娃娃，和他那样大年纪的人坐在一起吃饭、喝酒，总是很拘谨，不要说我不太喝酒，就是能喝也不敢喝。叔看我执意不喝，就自斟自饮几杯，然后叫婶子收拾了酒壶和杯子，便招呼我吃饭。吃饭期间，盘子跟前就叔、姐夫和我三人，他坐在炕中腰，我坐他左侧，姐夫坐在他右侧。婶子从来不到盘子跟前吃饭，她坐在灶火里的小板凳上吃，一两样菜放在面前的风箱盖上。每隔一会儿，她就招呼我一次，让我把菜抄上，把碗放下吃馍。姐夫的七八个弟妹，都站在桌旁、案旁悄无声息地吃饭，从不到盘子跟前来。他们是那样的懂得规矩，那样的尊敬父亲和客人。
　　 叔和婶子在我到他们家走亲戚那几年，身体还都好着。婶子做家务活儿非常泼辣，走路都不慢步。她每隔几天都要端起大簸箕在院子拾掇麦子准备磨面，一簸一簸地要把几袋子麦子播完，把里面的的土播净，把杂物拣净，那苦是小户人家的好几倍。叔是国家教师，举止沉稳儒雅，退休前在县里一所中学任后勤管理人员，还管过学校基建多年，可他连国家一根柴棒棒都没往家里拿过。许多人谈起他都认为他是个一辈子小小心心，把国家的事认得很真的人。他们把儿女们个个养育成人成家了，个个都有了出息，他二老却先后因病而逝，并没有活多大年纪，没有享几年福。
　　
　　 四、清泉姐夫
　　 清泉姐夫是我五大的女婿，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好女婿，也是我们村的好女婿。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也就是我五大、五妈在世的时候，清泉姐夫几乎每年都要多次看望岳父、岳母大人，不仅如此，他也看望我父母。他把我父亲叫十叔，把我母亲叫十婶，而且叫得亲切、响亮，没有一丝儿疏远感。其实，他每次来看望岳父母，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看望我们全村的人。他一进村，碰着大小人几乎都认识，都要互相亲切问候，尤其是那些叫他姐夫、姑父的人，免不了都要和他开一阵儿玩笑。他也是个入乡随俗、风趣幽默的人，对于开玩笑是如鱼得水，因而特别地融洽了他和丈人村人们的关系。他无论走到哪一家，都会被当作贵客受到相当的礼遇。他在县城当法官见了老百姓包括我们村的人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这是他和我们村人关系深厚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的为人处事深受众人推崇。他来到岳父家，绝不是来做客，而是像个相当朴实的农民角色，扫院、挑水、劈柴、锄地等等活儿都做，是个坐不住、闲不下的人。我记得村里人还在老庄子住的时候，他从岳父家院子往原上挑粪，一趟又一趟，大汗淋漓，村里人见了没有不夸他的，有的人劝他挑少点，有的人干脆叫他别干重活儿，撂下别管。可他不听劝，认为自己坐下也没事，不如干干活儿。
　　 清泉姐夫还是个热心人。他到我家里总要问问我父母的身体怎样，应当注意什么，问我学上得怎么样，工作怎么样，然后提醒我怎么做人，怎么处事，等等，使我受益非浅。他也关心丈人村上的事情，见了村干部免不了要鼓励几句，让他们把大家的事当事干。年轻干部听了他的话心里热乎乎的。
　　 想不到这样好的人竟然在五十八岁的时候查出了肝癌，这让我和我们村的人感到大为意外，人们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是县上抽调干部搞农村土地调查时，清泉姐夫被派到全县最偏远的村下乡，几十天没有回家。大概是农村艰苦生活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诱发了他多年硬抗不被家人所知的病患，他下乡回来当天深夜腹部疼痛难忍，家人把他急忙送到医院，结果查出了肝癌，已到了晚期。
　　 清泉姐夫病逝后，我来到他的遗体前，看见他最后被病魔折磨得眼眶深陷，瘦的只剩下一副骨架，我不禁泪如雨下。我默默祈祷他一路走好，我会永远怀念他。
　　
　　 五、麦呆哥
　　 过去在老家，我家和麦呆哥的家是邻居，都住的是土窑洞，只不过俩家窑洞中间隔了一排土院墙。我们两家原是一家，解放前后几十年一个锅里搅勺把。我把麦呆哥的母亲本应叫七妈，可从我记忆时就一直叫姑，原因是我婴幼儿时经常吃七妈的奶，七妈也特别疼爱我，我便在母亲的引导下把七妈叫姑。我把麦呆哥的父亲叫伯，没有叫七大。我七大原来是地下党员，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后没过几年好日子却得了一种重病。
　　 据母亲回忆说，七大病得十分痛苦，经常睡在早晨冰凉的草地上翻滚，没有办法能治好，最后三十几岁就去世了。七大去世后，七妈招了人，因其年龄偏大，我们晚辈便叫他伯。尽管有这么一层关系，我们俩家仍亲如一家。尽管麦呆哥性张，我性陈，我俩依然和亲兄弟一样。我小时候有事没事都往麦呆哥家跑，经常在他家玩耍，吃呀，喝呀，睡呀，想在他家就在他家。麦呆哥也待我这个小弟非常好，常常以大哥的身份保护我、教训我。记得一次放学路上，我故意跑出队列，心想他当路长不会把我咋的，没想到他对我毫不留情，用手重重地在我头上打了一下，我再也不敢耍特殊了。他带着我度过了无比有趣的童年时代，也干了一些小孩子干的坏事。那时，我经常和麦呆哥在他家小窑里的土炕上厮混，在一个被窝里耍把戏，直玩得浑然不知地睡着。
　　 有一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天还未亮，他叫醒我起来和他一起去塬上自留地偷西瓜。趁着村上人还在睡梦中，他带着我悄悄地打开院门出去，很快跑出村来到塬上的自留地里，饥不择食地在一家人的小瓜地一人摘了一个西瓜，也不管生熟，抱着就往回跑，刚跑到村口土场边，就看见晚上给队上看场的人从场房出来巡视，便急忙躲在一大堆粪土背后，等那看场人巡视完回到场房里，我俩才迅速跑回住的窑里，将瓜用镰刀杀开就吃，害怕被大人发现，就把瓜皮塞进炕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