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家很早就养猪了，但早到什么时候，我无法去探究，那注定是一段苦涩的记忆！我现在所能想起的关于那时候养猪最早的记忆就是和我父亲去公社收购站交猪。
　　 收购站收猪是有固定的日子的，到了那天一早，我母亲早早把猪喂得饱饱的，我父亲催着我起了床，喊来邻家堂哥，揪着耳朵，把死命挣扎的肥猪硬是拽上架子车，用绳子紧紧地和车子捆在一起。
　　 去收购站的路到桥子沟那段是慢下坡，父亲拉着车子走得飞快，可苦了我，我那时还小，小短腿根本撵不上车子，父亲就让我上车，坐到猪的旁边，就这样，父亲拉着我也拉着猪。走到桥子沟要上坡时，我才下来，帮着父亲推车上坡。走了十多里路，来到收购站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
　　 收购站的铁栅栏门紧紧地锁着，院门外面已经有不少随意停放的架子车，来交猪的人三三两两围着地上的猪指指点点，无非是相互吹捧着对方的猪养的膘肥肉厚，而对方则不停诉苦，这混蛋猪是如何的挑食，养大养肥是如何的不易。我和父亲解开捆在猪身上的绳索后，猪便从车上滑到地上，扭扭腰，走到墙根处拱起土来。腊月的天很冷，交猪的人们在寒风里瑟瑟发抖，焦急的等待着。父亲一袋接着一袋地吃着旱烟。
　　 收购站的门终于开了，开始验猪，收购员围着猪转了一圈，看了又看，用手指在猪背上使劲地按了几下，肯定是在感觉猪膘的厚度，用大拇指和中指从猪屁股拃到猪脖子。显然这是测量猪的身长，几拃算合格，没人知道。他觉得那只不合格，便喊一声，这是谁的猪？拉回去再喂一个月。验完我家的猪，收购员说了声，准备过磅。
　　 我提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兴高采烈地将猪赶过去，和父亲一顿生拉硬拽弄进了磅上的大铁笼。谁知高兴来得太早，105斤，离收购标准的最低重量只差5斤。收购员说：“拉回去在喂几天再来交吧。”父亲叹了口气，我垂头丧气，本来想着交了猪就可以轻轻松松回家了。大家帮我把猪重新弄回架子车上，我和父亲只好没精打采地拉着这不争气的家伙回家。母亲看猪没卖掉又拉回家，一脸的愁云，和我把猪解开后赶进圈里。母亲说，现在喂猪的玉米不多了，又没有其他东西给猪吃，但又不能松劲，喂的精料少了就掉膘，靠洗锅洗碗水加麸皮喂肯定是不行的。
　　 喂了半个月之后，我和父亲终于把那头猪交给了收购站，父亲拿着重量120斤的条子，到会计室里领到了90多元钱，我看到的全是崭新的钞票，当时的生猪收购价格应该不到一块钱一斤。
　　 父亲去食堂买了几个油饼馍，也算是一次奢侈的消费了。也有的卖猪人将架子车放在食堂门前，带着一股子猪腥味猪臭味，走进食堂，坐上饭桌，冲着里面厨师大喊道：“来一碗烩面！”吃饱后，嘴上便会带一个油泼辣子染出的红红的油油的曲连，腆着肚皮打着响嗝走出食堂，又将架子车拉到商店门前，走进商店，买回老婆要用的鞋面，儿子喜欢吃的洋糖，女儿最喜欢的头绳，还有日常用的食盐、食碱，点灯用的煤油……
　　 在那时，一头猪的价钱就是家里的半个家当。我们家那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让别人眼红了好几年，就是我父亲用一头猪的钱买的。在当时，一头猪卖的钱就得维持整个家庭一年的花销。
　　 记得当时养猪也是有奖励的，猪养肥交给国家后，按猪的毛重，奖给同样重量的饲料粮，夏（小麦）秋（玉米）各半。多交一头可以奖励三十斤高粱或者二十斤回销粮。回销粮是要用钱买的，平价，很便宜。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收购站撤销了，我们家也就不养猪，一直爷爷上了八十岁那一年年初，父亲对母亲说，今年喂头猪吧，他爷年纪大了，有今年无明年的，过个好年吧。母亲没有作声，她知道，养一头猪可要花一年的功夫，期间的辛苦可想而知，而且多半是母亲一个人在操心，可是见父亲拿爷爷说事，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父亲在集市上买来猪仔就两三个月大，很好喂，地里的苜蓿、杂草甚至树叶弄回来剁碎了拌上少许的麸皮米糠，它会一头扎进食槽里，吃得嘡嘡作响，嚼得津津有味。吃完了，还会将食槽舔上一圈，将抡落在地的食渣子也舔食干净。
　　 到了没有青草的季节，我和父亲把玉米秸秆、荞麦秆、拉去村部的粉碎机上粉成细末，母亲便每顿用滚烫的面汤和洗锅水倒进这些秸秆末里，再加点麸皮或者玉米面，搅拌均匀来喂猪，这时候的猪已经有四五十斤重了，农村人管这个阶段的喂猪叫吊壳郎（架子猪），多喂粗食，让猪先长好架络，再加精料好长肉。这种作物秸秆并不是猪喜欢吃的，如果玉米面放的太少了，猪就不客气地拱翻食槽，哼哼叫着到处乱拱。甚至可以拱塌圈墙，跑到圈外到处转悠。
　　 离过年就两个月了，猪食里的玉米面一顿比一顿多，最后居然全部黄黄的玉米面，可猪吃的却一顿比一顿少，猪已经长了不少肉，通体浑圆，吃不进去了，吃两口就去睡觉，惹得我母亲不停地责骂，要等着挨刀了。
　　 杀猪的日子一般都在腊月二十四以后，这是让全家人都无比兴奋的日子，这意味着今年的过年时的饭桌会有更多的肉，这个年将更有过头，以至于过完年的大半年时间里，我们家的饭菜里仍会尝到荤腥。毕竟那时候，在没有养猪的年份，吃肉仅在过年时。
　　 对于我来说，杀猪这一天的到来自然让我激动不已。母亲在头一天晚上发了一大盆面做着准备工作，这天一早，父亲把一口大缸用绳子捆了又捆，然后固定在门前粪场的粪堆旁边。还请了特意请了捉刀子的人，有一年杀猪是父亲亲自动手，老是找不准位置，猪死不了。母亲老说杀猪太遭罪，不让父亲杀。我心里也挺矛盾，看着猪从小长大，现在却要被人吃到，心里有点不忍，可到吃起肉来却有变得又心安理得，也许人就是这样。
　　 猪被赶出来抓住后，捆住了嘴，是按在风箱上杀死的。我心里害怕，却躲不了，只得硬着头皮，闭着眼睛按着猪屁股，直到猪没了叫声。几个人抬着猪放进盛满开水的大缸里，只一会儿功夫，用手在猪背上一抓，便能拔下一把猪毛，接下来我能做的事也就是帮着拔猪毛了，直到黑毛猪变成了白花花猪肉。后面的开膛破肚，把内脏一块块分割洗净，我是不会弄的，只有在一旁看着。捉到的突然扔给我一块肉说，拿去吹着玩，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显然他觉得我还是玩猪尿泡的年龄。
　　 我把猪尿泡踩在地上沾满细土后，用脚使劲在地上揉搓，再弄一节细竹竿绑在上面边吹边揉，竟然也像气球一样，越来越大，不想玩了就挂在门前一个树枝上，听人说，那东西干了以后可以装东西在里面却不会受潮。
　　 杀头猪吃一半卖一半是那时候的通常做法，留下一半猪肉，除了自己吃外，亲戚一定是要送的，过年时来拜年的亲戚回家时，父亲就说，带点肉回去，我今年杀猪了，亲戚则推脱着说，还是留着让老人多吃点，可见到父亲态度坚决，只好就拿着了。
　　 爷爷去世后我们家就再也没养过猪了，主要还是我母亲身体不好，承受不了养猪带来的格外劳动负担，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只要想吃肉都可以去市场买，不一定非要自己养了。
　　 转眼又到年关，这几天老家的微信群里不断有人发着杀猪卖肉的消息，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老家十三四块的肉价居然和大上海的猪肉价格高度一致。现在老家的土地上，玉米变成了主要农作物，充足的饲料让养猪变得容易，可以卖到和城市里一样的价格让养猪者有利可图。普通农家的饭桌上早已不再是面条馒头洋芋丝了，吃肉不在过年时，养猪换个油盐钱已经成了久远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