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某个含混的年纪，曾经与一个女生义结金兰。
　　 在那天早上上学的僻静路上，我先是遇见了一个推着自行车戴鸭舌帽的男人。他对我说，他的自行车坏了，要我帮忙扶着，等他修好。我很想助人为乐，于是我扶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的后座，看着他鼓鼓捣捣，心里期盼他快点，千万不要让我上学迟到了。
　　 男人又说我力气太小，没扶稳，必须坐到车前面的杠子上去才压得住。我很听话地坐到单车杠子上。男人突然跨上车就跑。我觉得有点茫然，于是我在他怀里轻轻地哭了，这时我看见了那个经常放学与我同路的女生，她背着书包走在前面，经过她的时候，我出于本能喊了她的名字，男人仓皇间把我扔下了车。
　　 我滚下车后爬起来告诉那个女生，我是帮那个“鸭舌帽”修车的。“鸭舌帽”可能还差什么零件，所以带我一起去找。
　　 但是，女生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他是流氓，我碰到过他要我帮忙修车，他把我带回去了。这件事任何人都不可以说。
　　 我将信将疑。但我从此讨厌戴鸭舌帽的男人。
　　 那天，我和那个女生，彼此都觉得我们知道了对方的太多秘密，我们帮同一个人修车，这难以启齿的好人好事却终将埋没。我们经常用恶毒的言辞讥笑、抱怨、谩骂那么多老师、同学、亲人，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契约，来认定我们不会背叛对方，不会变成可耻的告密者。
　　 我们把这种契约直接转换成了情感。我们觉得，已经没有办法表达我们之间的感情了，那个感情要漫溢出来，快要撑不住了。就像两个恋爱的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得去扯证，要靠一纸证书来彼此认同。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必须要用更确定的方式来证明我们界限模糊的情感，以此约束自己不会跟别人更靠近。
　　 我们继续往前走去上学，路过一堵驳岸墙的时候，女生指着墙面上一个拇指头大小的、酷似一个人脸模样的水泥痕迹说：“我们到这里发誓许愿吧。这个人像是可以显灵的，对它许的愿都可以实现，我已经跟它许愿让我妈妈得病了。她快死了。”
　　 现在想来，那不过是建驳岸墙施工时残留的一块小小水泥痕迹罢了。但在当时，我立即对身边的女生深信不疑，我对那个指甲壳大的、人脸形象的水泥疙瘩肃然起敬。
　　 这个水泥疙瘩立即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它本来或许只是某个农民工随意涂抹的印记，隐约夹杂着他艰难而破裂的指纹。
　　 那天早上一群玄色的鸟沉默地从我们头顶飞过，它们像是要去赶赴一场秘密的仪式。这和我们内心涌动的念头不谋而合。我们在那个人脸面前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我们先彩排了一遍，敲定了流程，敲定了一句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们只知道这一句。
　　 我们贫瘠的脑袋想不出更好的誓言。正式开始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水泥疙瘩磕了三个头，我们没有歃血为盟，因为我们害怕流血。但是我们把水壶里的水洒了一点在地上，我们发下了重誓，她是姐姐，我是妹妹，四手交握，我们心念笃定，托付终身，我相信此生我们会是一辈子的好姐妹。
　　 我们两个每天上学放学都一起走，放心大胆地说着心事。我们每天絮絮叨叨诉说着自己觉得很成熟的话语，比如某日放学，那个女生跟我说，数学老师今天戴了一块新的手表，讲课的时候故意一直挥舞着那只戴了手表的手，想让我们都看到她明晃晃的表。
　　 我们一起讥笑着我们的数学老师，很多年后，我看到一个新闻，某个官员因为在不当场合微笑被拍，顺带着戴的表也被扒出价值不菲而落马。我在后来很多这样荒谬而确定的社会细节中，怀念着我贫穷的数学老师，以及我们黯淡的少女时代。
　　 当然，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关于自己妈妈的坏话。偶尔我们也互相附和，帮衬着埋怨对方的妈妈。我对我妈的抱怨，大多集中在她对我外貌的荼毒上。我们一直重复地说着各自的家长里短，而彼此并不觉得厌弃。我一直抱怨我妈，盖因我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爱漂亮会影响学习。”以此作为理论依据，整个读书期间，她在我的外在形象上一直狠下工夫。
　　 首先，她规定我只能穿她的旧衣服，所以，我每天披挂文物上阵，穿到学校去的，都是她穿得不要的不合身的老气横秋的磨损厉害的补丁衣物。除了穿着，她最爱折腾的就是我的头发了。她从不让我进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她拿缝纫剪刀咔嚓咔嚓亲自剪的。我从小没有留过长发，因为我妈的第二理论依据是，头发长了影响学习。
　　 每过十天半月，她便拿把剪刀喝令我站她跟前，她剪头发的技艺实在是高超，一招鲜的“犬牙交错式”。我的头发从来没有超过耳朵，如果不是身上裹着她过时的花衣，没有人会认为我是女生。
　　 每次被她剪头发后，我都万般羞愧不愿去上学，我在路上低眉顺眼沿着墙角用最小的步伐磨磨蹭蹭，生怕被同学看见。有一天我的发型新鲜出炉后，一进教室，我们班上皮肤最白的女生董茗就用眼白白了我一眼：“丑婆娘。”
　　 我不敢回嘴。我没有底气回嘴。我惧怕这个白天鹅般的女生。我惧怕那些美丽的优越的女生。
　　 我谨小慎微地自惭形秽地过着我的少女时代，以及从那以后的所有日子。
　　 四年级的期末考试，天气很热，我不记得是为什么了，是不是我妈刻意要加深我的羞辱感，她连文物都不让我穿，竟然让我光着膀子去学校参加考试，我不敢反抗。我从不敢与她对抗。
　　 很奇怪的是，我走进那间教室，同学们看着没穿外衣的我，顶着一头乱蓬蓬的短发，仅仅发出了短暂的哄笑，然后就再也没有人在意这件事。他们已经习惯我不是一个正常女孩了。当然我发蒙早，是我们班上年龄最小的，现在想来，四年级我也才八岁，暂且并没有打算发育，光着膀子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我总是顶着一头怪异的狗啃式发型跟我义结金兰的好姐妹这样抱怨我妈：“她又给我剪头发了！烦死了烦死了！”而她总是忙着说出自己的怨恨，看得出来她并没有认真听我说，因为她的事情总是比我的头发更严重。一言以蔽之，她的事情事关生死，我的仅限于尊严。难道在那个年纪，我们就认定，生命是比尊严更有价值的东西？
　　 但其实，我也没有真正用心听她的痛苦，所以在她说话的间隙我又会重复一遍关于头发的事情，她就会说：“哎呀，你妈妈真是的，太坏了！可是她给你剪头你就跑啊，你为什么站在那里让她剪？”
　　 由此我知道了，她的后妈打她的时候她肯定是跑掉的。我当然不敢跑。我能跑到哪里去呢？我妈虽然不曾打过我，但她的命令是不可更改的。她只要用余光稍稍瞟我一眼，或者轻轻一声咳嗽，我就满盘皆输。我曾以为，我必定会在她严厉的掌控下度过漫长的一生。
　　 后来，当我可以掌控自己的外貌的时候，我不再剪短头发，也买了无数衣服，有的甚至好几年都没有拆封穿过。我的丈夫总是抱怨我：“到处是你的衣服，所有的衣柜给你都放不下。”抱怨归抱怨，他也只能把自己和孩子的衣服找个纸箱装着。母亲来我家，对我拥有那么多奇怪的衣服不以为然，她说：“都是破烂。”
　　 那个驳岸墙上小小的水泥人脸像，承载了我们无数秘密的人脸，是我们每天必去朝拜的地方。我每天上学放学都会经过结拜姐姐的家。上学的时候我想叫她一块走，但我不敢在门前喊她的名字，因为我曾经喊过一次，她明显看到我了，但她的后妈正骂骂咧咧驱赶着她在门前的公用水龙头上洗碗，我的结拜姐姐就假装没看到我，根本不搭理我。从此我只好每天远远地咳嗽一声，示意我在前方等她。
　　 等到我们并肩往学校去的途中，我们就去找那个人脸说话。她每天求人脸的事情，都是关于她后妈的，她希望她睡在床上滚下来，或者骑着单车摔下来，或者上班的时候从机车上坠落下来，又或者洗澡的时候开错水龙头被热水烫到。她求的最严重的一件事就是，希望她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后妈一起死掉。但是她的后妈只是小打小闹地感一下冒，并没有就此死掉的迹象。
　　 在当时，我丝毫不同情她后妈。在那时候我们的认知里，后妈几乎等同于恶人。女生说，她的后妈不准她上床睡觉，逼她睡在地上，逼她在冬天用冷水搓衣服，好吃的只给弟弟，用锅铲和笤帚打她，她经常撩起衣服给我们看她背上的伤痕。她跟我不是抱怨，而是用发狠的语气说，总有一天要她死！
　　 我疑心我的结拜姐妹并不知道死掉是什么意思，意味着什么。
　　 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世界。没有人问过我们每天都在秘密地聊些什么。没有人对我们两个说的恶毒的悄悄话感兴趣。那些日子，成为了记忆中的一个孤岛。岛上只有我们两人。我们手牵着手互相吐露秘密，走过了少女时代的漫漫长夜。
　　 站在大人的角度，根本看不见我们两个人守护着的秘密人脸。这种深刻的隔膜，直到很多年我有了孩子以后才觉察到。许多年后，我反思那段时间在自己体内横冲直撞的戾气、阴冷、刻薄、恶毒，我想知道它们的源头。但总是不得要领。我能理解那个女生，她的仇恨是因为她的后妈。
　　 但我却不能理解我自己。我有一个深爱我的母亲。我站在三十年后的时间点，再看那时候的母亲，她对我抱有的，竟是最深沉的期待。她虽然不让我爱漂亮，却从不让我沾家务。她曾是个大家闺秀，十指不沾阳春水。有了我以后，却不得不起早贪黑，在码头上像个男人一样扛包。
　　 我站在驳岸墙那个人像面前说过的话，许过的愿，我不再记得。
　　 多年后某日同学聚会，我见到当年结拜的姐姐了。我们没有交谈，仿佛陌路，仿佛我们此生从来不曾交谈。我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我们的誓言。她年少的秘密永远封存在我的脑海里，就如我的秘密我竟已不再记得，只在她残存的记忆中。
　　 我很想走上去拥抱她，拥抱我们共同的少女时代，但是我没有动，我被局促地钉在自己的位置上。甚至，我发现我竟然完全忘记了这个和我义结金兰的女生的名字。我回忆了很久，都想不起我少年时代这个最重要的玩伴的名字。
　　 她曾经对我了如指掌。她知晓我少年时的一切秘密。可是我居然忘了她的名字。我记得最清楚的，竟是那个辱骂八岁的我为“丑婆娘”的那个女生。我记得的，竟然是她的名字。这真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
　　 旁边同学悄悄告诉我，和我义结金兰的女生现在在做推销，生活很艰难，她离婚了，带着一个孩子，她的妈妈也就是那个后妈生病瘫痪在床上多年了，而她的弟弟每天赌博，根本不管自己这个亲生母亲，所有的家庭负担都在女生一个人身上。
　　 同学们建了一个微信群，她每天在群里推销她的产品。我不胜唏嘘，三十年前，她每天咒骂她的后妈和弟弟，求神显灵巴不得后妈快点死去；三十年后，她求的那个水泥疙瘩终于显灵了，她的后妈真的生病了，但一切都改变了，她不再是从前那个悲伤无助的孩子，她成了一个坚韧的女人，挑起了照管她后妈的重担。
　　 董茗，那个在教室里因为我的头发辱骂我的女生，她不出意料地长成了人们羡慕的样子，嫁入了豪门。但是，女同学悄悄议论，她正在离婚，据称两人经常在家打得头破血流，她曾经拿起一把菜刀向丈夫扔过去，菜刀狠狠地飞插在门上，晃晃荡荡。
　　 我坐在那个同学聚会的嘈杂午后，恍若置身荒野。过去的日子没有什么好当真的。一切都是幻觉。董茗也许记得我当年狼狈的样子，但她绝不会记得她曾经出言那样骂过我。我从没为此事记恨过她，我记得的只是从她那里获得的挥之不去的深深的自卑。这种自卑感在我们重逢的那一霎依然存在，它长久地影响着我，挥之不去。
　　 多年后，我有了孩子，他总是在夏天光着膀子，沿着一条神秘的小路，径直将我带到了我小学四年级那间窘迫的教室里。学校早已拆了又建，但那间教室从未拆除，数十年间，它静静地定格在那里。同学们难以描述的哄笑戛然而止，我置身其间，恍若旷野。
　　 教育孩子的方式上，我和母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她厉行节约，坚持要我儿子穿他堂姐剩下的旧衣服。我说不行，男孩哪能穿女孩的衣服，小孩也是要面子的。母亲说，小孩不要面子。
　　 我说，我终于说，要的，再小也要面子的。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把我弄成个鬼样子，把我头发剪得乱七八糟，我天天去上学好自卑。我们班那个董茗骂我是丑婆娘呢。
　　 什么？谁骂你？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告诉我我去学校找她啊！
　　 找她又怎么样，找了她就算她嘴里不骂了，心里还是觉得我丑啊。找她又不能改变我丑这个事实。
　　 母亲说，你有什么好自卑的，成绩不好才自卑。母亲说完就默然了。她一定很失落，她曾经认定我需要她帮我带孩子，她认定自己尽管年华老去，却愈发显得重要。而她的女儿，似乎并不打算让她插手管自己的孩子。停半晌，她像是对这整个世界妥协了，你的孩子以后我都不说话，你按你自己的方法带。
　　 她在瞬间卸下了教养外孙的重负，她像一个过于疲倦的零件，松松垮垮地掉在那个午后的虚空里。她永远不会知道，我曾对自己义结金兰的姐妹说过那么多关于她的坏话。那些坏话微弱而遥远，在这个午后，竟似阵阵隐雷滚过，我看见岁月深处那对隔膜深重的母女，从来不曾和解，而我，永远不会被原谅。
　　 上班的时候，儿子偶尔会来我办公室等我下班。他守在考勤机那里按指纹。考勤机总是告诉他：“请重新输入。”如是再三，他接着便对着机器刷脸。机器并不认识他的脸，他百无聊赖地研究着机器的秘密，想知道为什么这台机器不认识他的脸。
　　 儿子念小学，每天接儿子放学，我都会问他，今天在学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今天跟同学都聊了些什么啊？儿子总是说，谈“我的世界”（一款网络游戏）啊。有一次他说，我获得了“我的世界”里面的一个神奇宝贝，是我的兄弟陈禹屹让给我的。
　　 “为什么陈禹屹是你的兄弟呢？他不是你同学吗？”
　　 “妈妈，你不懂的，我们玩得特别好，肯定是兄弟啊！”
　　 “臭小子是不是跟兄弟说妈妈坏话了啊？”
　　 “啊？你怎么知道的！哈哈，也没说什么啦！”
　　 “没关系，告诉妈妈，你觉得妈妈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妈妈可以改正。”
　　 “也没什么啦，就是你不准我玩电脑游戏之类的。”
　　 “电脑游戏是不能玩啊，你眼睛都要瞎掉了。”
　　 “好吧，那当我没说。”
　　 某日放学，远远看见他在校门口的一棵树下等我，他的眼睛几乎贴到树上去了，他眯缝着一只眼，另一只眼紧紧贴着树的缝隙往里打探。我走到身边，他浑然不觉。我问，臭小子你看啥啊？
　　 他惊喜地说，妈妈妈妈，快喊陈禹屹过来，这树上有个小洞，这个洞的形状好像一个人的脸啊。
　　 我仔细辨别了很久，并没看出来人脸。我不知道我的儿子，多年以后同学聚会，会不会对他当年的兄弟大声喊出“陈禹屹”三个字来。
　　 也许，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张专属于自己的秘密人脸。我看到的，是我曾经含混的年纪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