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王运正陪同费孝通老先生视察开发区企业
　　 当然，在其位要谋其政。王运正开始考虑政研室到底应该做点什么。他想到了在外的两百万温州人。全国各地有100多万温商，世界各地还有七十多万侨胞。他们是温州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他们与温州本土的改革，与温州的二次创业，与温州的经济发展有关系吗？有什么样的关系？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他认为，温州经济说到底是温州人经济。九十年代在外的温商与七十年代出去的小商小贩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应该关心他们，温州的发展也离不开他们。于是，他就把“全国各地温州人调查课题”作为一个重大项目，并向市委打了一个专题报告。
　　 这次温州人调查，主要是对温商调查。按照他原来的设想，组织十七八人分为两组，深入10多个城市。但所批的经费只有2万元，只得压缩成一个组，由王运正担任组长，宋文光为顾问，抽调市委办、市府办、温州日报、市工商局、市财政局、市政研室和乐清、永嘉两地的有关人员，共12个人，先后调查了温商比较集中的天津、北京和西安、昆明等地。一是广泛接触温商。带去市委市政府对在外温商的问候，宣传温州正在开展的二次创业；二是全面了解温商。通过向当地有关部门了解和召开温商座谈会，并深入到一些主要市场察看等途径，摸清在这几个城市温商的人数、行业、规模和经济实力等情况。三是认真听取温商的呼声和愿望，了解他们在生产、经营和生活中遇到困难和问题，帮助温商沟通与当地政府的渠道。四是完善和发展温州商会，探讨研究在外温商加强自我管理、自我保护的形式和方法，并为在外温州人与家乡政府架通了一道桥梁。
　　 调查组回温后，由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白一舟等执笔，撰写了《关于对四城市温州籍工商业户组织调查的情况报告》呈送市委市政府领导。报告分四个部分：一是四城市温商的基本情况；二是我市百万人外出经商的利弊及今后发展趋势；三是提出了五条有针对性而且颇为超前的建议，要求重视温商外出的意义所在，并要求将此列入市委市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这个考察调研，是温州官方对全国各地温商和温州商会的第一次考察调研；提交的这个考察报告，是温州官方关于温商和温州商会的第一个考察报告；在报告里提出的建议，是温州官方关心和发展各地温商和温州商会建设的第一次正式建议。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从此以后，温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实施的一些做法，在这个报告里所提出的建议，都得到了逐步体现。实践证明，这次考察，具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在温商商会的发展史上，应该是浓重的一笔。
　　 王运正关注在外温州人的再一个动作，就是在北京大红门事件之后，为保护北京温商权益而大声疾呼。
　　 1995年11月11日，北京市政府发出了“关于整顿治理丰台大红门地区违章建筑的通告”，限令对丰台南苑乡大红门地区在京务工经商的浙江人聚居区于11月30日前全部予以拆除。大红门浙江人聚居区习称“浙江村”，形成于1982年，到1995年已历时13年，先后建成了47个大院，最大的院内可居住6000人，小的也可居住1000多人，共聚居了5万多浙江人，其中以温州乐清、永嘉的经商务工者居多，主要从事经营服装和皮鞋、五金电器、电子配件等行业。尽管整顿治理是必要的，但因为有领导人的严厉批示，整顿令下，当地政府与有关部门居然采取“堵、轰、清”的做法，甚至动用武警包围，铲车推墙，一切建筑倾刻间被夷为平地。来自永嘉乌牛的一个温商，在搬迁过程中遭到民警的辱打，还被剥光衣服，关在屋里挨冻几个小时，并将其头往墙上撞，用皮鞋踩他的脚，致使他头上、脚上多处青肿。在拆院赶人过程中，还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泸沟桥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带着几人，公然从邓村一温商摊里拿走了26件皮衣，价值5万余元，分文不付。至于拆除大院后的安置和经营问题，根本无人考虑，引起了几万温商的大恐慌。
　　 北京市做出清理整顿“浙江村”的决定后，温州市委市政府和乐清、永嘉两地党委政府，根据省委省政府的指示，及时派员赴北京配合当地政府工作，稳定温商情绪，及时化解矛盾，疏通渠道，并帮助温商搬迁。此时带队对京城温商进行考察调研的王运正，接到市委张友余书记亲自打来的电话，叫他留在北京介入大红门善后工作。他立即中止原计划的调研工作，改由宋文光带队，继续进行西安、云南的调研，自己则在京配合当地政府做善后工作。在实际工作的接触与处理中，发现对“浙江村”的整顿治理遗留下许多问题。主要有：“浙江村”群众思想混乱；温商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大多数温商的院子并不是违章建筑；拆除后造成的财产和经营损失无处补偿；拆除工作结束之后，仍然有2.6万人得不到安顿。
　　 王运正在结束调查回温后，立即撰写了《北京“浙江村”清理后的遗留问题应引起充分重视》的调查报告，呈送市委市政府。调查报告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浙江村”的积极作用——
　　 “浙江村”的形成，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首都市场，富裕当地人民，起到了不可抹杀的积极作用。近年“浙江村”成交额18亿元，上交各类税费1.3亿元，还不包括各项捐资。从总体上说，“浙江村”的形成和发展是符合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符合首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浙江村”温商主流是好的——
　　 “浙江村”中的大多数经营者是守法经营、依法纳税、依靠勤劳致富的，他们那种吃苦耐劳、敢冒风险的创业精神，给首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浙江村”治安问题的原因——
　　 由于丰台区政府和有关部门管理不善，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估计不足，对混入其中为非作歹的极少数坏人打击不力，致使“浙江村”的社会治安成为突出问题。
　　 对“浙江村”整治做法的不同看法——
　　 “浙江村”的混乱必须整治，但为了整治“浙江村”的混乱，却把整个大红门“浙江村”都拆除了，这无异于泼洗澡水连同孩子一并倒掉，对群众的伤害太深。如一定要拆除，也要充分考虑“浙江村”形成的历史与经营户的具体困难，以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依法予以处理，做到保护合法的，取缔非法的，打击犯罪的。
　　 为“浙江村”合法经营的温商权益大声呼吁——
　　 “浙江村”有3万多人是履行过有关居住、就业等合法手续的，建筑物业是和当地村庄签订合同，当地出地皮，经营者出资金兴建共同经营的，现在突然拆除，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合作双方共同负担，不能将所有损失都转嫁到浙江人头上。
　　 “浙江村”事态，引起了市委市政府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召开了浙江省与北京市关于“浙江村”整治遗留问题沟通会。1995年12月26日，在大红门“浙江村”清理基本结束之后，北京市政府由常务副市长孟学农带队，到杭州与浙江省、温州市领导沟通。王运正作为直接调查人做了大胆发言。在与会官员中，他的职位最低，但发言内容最翔实，言辞最尖锐，针对性最强，得到了省、市与会领导刘锡荣、蒋云峰的赞许与支持，北京市赴浙工作组也当场表态，会把遗留问题和安置问题处理好。此后，北京“浙江村”拆除事件得到较好的处置，“浙江村”温商合法权益得到了应有的维护，可以说王运正的调查与呼吁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运正关注世界温州人最大的动作，是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题为《温州人》的四集电视专题片。拍摄时间：1996年。播放时间：1997年。
　　 1995年11月，王运正在北京协助市领导处理大红门事件引发的有关问题时，再遇多年前到永嘉采访打假而结识的中央台经济部主任汪文斌和编导谢艾林，双方经过交谈达成共识，双方合作，拍摄一部面向国内外温州人，以从事经济活动的温州人为主线，反映温州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展现温州一次创业的艰巨性和二次创业的必然性的电视专题片，题目就叫《温州人》。1998年元旦后，中央台经济部编导谢艾林、摄像王涛等三名采编人员就来到温州，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心下，确定了该片的创意、内容和表现形式，不把《温州人》拍成一般的唱赞歌式的电视宣传片，而应以纪实的手法，平朴的风格，剖析温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成因，告诉人们温州是在什么情况下起步发展的，温州人在发家致富背后所付出的艰辛代价，揭示出温州从一次创业到二次创业的历史跨越，向世人展现一个虽有缺点与不足却蒸蒸日上勃发生机的新温州。同时，成立了以市委政策研究室为主，由王运正负责，多个有关部门人员参加的协拍班子。王运正和谢艾林等人，就如何拍摄，拍摄哪些内容，到哪些地方去拍，做了深入具体的研究。
　　 摄制组先后三次来温，以立足温州本地为主，深入到各类所有制性质企业和各类市场采访拍摄，同时也走出温州，到西安、上海、天津等地采访拍摄，并走出国门到西欧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意大利和卢森堡等国，采访拍摄了大批旅外华侨，全方位地展现走向海内外的温州人。与此同时，还采访了一批温州名人和关注温州的名人。只要时间能够安排，凡是央视摄制组要去的地方，王运正都一路陪同采访拍摄，帮助联系采访对象，从温州一直到欧洲。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部名为《温州人》专题片，其实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温州人”专题片。
　　 按照原来计划，《温州人》专题片是上下两集。因为采访内容极为丰富，录像带整整用了100盘，两集一个小时，根本容纳不了，难以表现世界温州人的风貌，改为上、中、下三集。看样片后，按王运正、宋文光的提议与要求，央视摄制组同意，最后又增加到四集，分别叫“启动”、“流动”、“冲动”和“推动”，集集相扣，首尾相顾。第一集“启动”反映改革之初小商品大市场格局的形成和原始积累的实现；第二集“流动”展现两百万温州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以四海为家，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开拓市场的艰难经历；第三集“冲动”刻画温州人为创造新生活而表现出的勤劳吃苦自强不息的可贵精神；第四集“推动”描绘温州人民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进行波澜壮阔的第二次创业。
　　 极其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关注温州模式和温州改革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著名报人周瑞金和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都先后接受了摄制组的采访，分析温州模式，客观评说走向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温州人，使专题片有了贯穿全片的主线条，成为不可或缺的画龙点睛之笔。费孝通副委员长还亲笔题写了片名，进一步提升了专题片的档次。
　　 1997年2月8日，中央电视台首次拍摄世界温州人的专题片《温州人》，在央视经济频道开始播出，一天一集，连播了四天；中央两会期间和当年下半年，又分别重播了两次，让温州人和温州模式、温州二次创业，走进了千家万户，走向了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并引发了相当轰动的效应。
　　 这是中央电视台首次拍摄和播放世界温州人系列专题片，也是首次拍摄和播放温州模式系列专题片。可以说，没有王运正的牵头与努力，就不可能拍摄这部系列专题片，至少在21年前不可能办到。在专题片制作完成后，王运正为了保存这次世界温州人的历史资料，特地向中央台摄制组要求复制了有100盘录像带的完整原始片带回温州，这一宝贵的历史资料，是中央电视台免费赠送的，现保存于市档案馆。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历时近一年的拍摄制作和多次播放的巨作，并非“重金堆积”，温州所有的支出费用，包括摄制组到欧洲的采访一切费用，还不到20万元。这是一个温州人花小钱办大事的真实写照，也是一个带有温州模式特质的成功典型。
　　 回首往事，王运正笑谈到市委政策研究室一年九个月的两点感受：开始感到窝囊，有点被“招安”的感觉；后来感到幸运，有相对自由空间，可以干几件对全局性有意义的事情。或许，这也是老天爷的有意安排，幸亏有此一个任职，让王运正有一个平台能去关注世界温州人，也才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有了一个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的世界温州人系列专题片。
　　 王运正和温州模式有缘，与改革试验有情。这份情缘不是一两天，也不是一两年，从他正式调入市委机关至退休，已经整整三十年！三十年，他为这份情缘所经历的坎坷，所品尝的苦涩，一言难尽；所付出的艰辛，所做出的业绩，一文难表。本文无法治愈历史给他留下的伤痕，但公道自在人间。我在想，对于这样一位铮铮铁汉，无需色彩斑斓的光环，只要有人民的认可他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