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初出生的，八岁差三个月上公安路小学。过去公立小学须满七岁才能念书，不能通融。一九六六年六月毕业，念完了小学，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全中国，升学统考受到冲击而被取消。就近分配，长竿赶鸭子似的把我们统统拨到了麟趾路的武汉八中。
　　 因小学没有把底子打好，我的汉语拼音和普通话没有过关，作文也中不溜的。班上写文章出众的是两个女同学，住在公安街的白小玲和如寿里的顾丽娜，她俩会用华丽的词藻往文中堆。不久教室后面有了图书角，书架上不是小人书，也不是小说，而是比小人书薄一点、页面大一点、文字稍长并配有插图的连环画。这种图文并茂的书对我们很有吸引力。
　　 过完了小学的最后一个暑假，九月一日我高高兴兴地上学了。没想到开学的第一件事，是参加半个月的“干打垒”劳动，每天早晨在学校旁边的铁路边坐市里通勤火车去郊区砖瓦厂，下午再返回。等我们学工劳动结束返回学校时，已经停课闹革命了。那时街上到处扯着“革命师生大串联”的横幅，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初一学生也亳无例外地加入了全国大串联的队伍之中。
　　 我是老师把我们自愿组合后剩下的七个男同学捏到一块的。稀里糊凃地去了一趟上海，手上一张介绍信，坐车、吃住签个字就行了。
　　 离开了学校，放散了的鸭子再想收拢就很困难了。记得刚入学时的教室，在进校大门一二十米的大楼的一楼左边的第一间，经过串联后已挪到了三楼的楼梯口旁，门框上的班级牌子也变成了三连七排。
　　 回到了课堂，算是把散放的鸭子又圈进了院子。
　　 上文化课，少得可怜。断断续续上过几天课，有一个讲农业基础知识课的年轻女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讲的内容是人工养鱼，新编的教材都是与工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大意是鱼塘里可以混着养白鲢、“胖头鱼”、草鱼、鳊鱼什么的。因各自的生活习性不同，活动的范围不一样，吃的饲料也有区别，可以互相利用的。如吃水藻水草的鱼在上一层活动，排泄物下一层的鱼可食用等。本来十分枯燥的生物链内容，经她眉飞色舞的讲解很吸引人。她的干练发型，像五十年代的老电影《南征北战》中张瑞芳扮演的女游击队长的发型，举止投足，颇有气质。
　　 走进高中的教室，虽说教学环境已经完全恢复了，但学的东西与以前相去甚远了。除了去工厂，去土地堂、东西湖参加“双抢”等，还参加战备军训、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活动。
　　 高中两年，在课堂里的时间不多不说，理化教材变成了工业基础也不说，没完没了的“红与专”的讨论和批判“读书无用论”搅合在一起。学雷锋的课外活动也蛮有趣的，什么理发组、洗衣组、缝纫组等，五花八门。我参加了王小春的理发组，他从家里翻出一个绿色的小木箱，每天提去提来的。一天在操场上开大会，戴着眼镜的高个子副校长高楚鸿从王小春旁边过，好奇地问了一下，他说：“好别致！”是叹息这个小玩艺屈为发剪发刀之用，还是鼓励我们参加社会活动的创举他没说，斯文的知识分子扔下一句话就走了。
　　 重返校园门，是我下放农场务农二年半后，七四年九月推荐上了湖北中医学院，在中药系学习。不算第三年的毕业实习，在教室里上课的两年“文革”尚未结束，读书的气氛一点也不宽松，就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学习朝阳农学院的张铁生，重返农村当农民的政治活动，其不良的影响是可想而知。当时还有一部电影叫《决裂》，有一句精典的台词：马尾巴的功能，对知识的蔑视可见一斑。加上平时极少考试，且为开卷解答；毕业后，每人有一个不用操心的铁饭碗。在那样的环境下，学生能学到多少东西全靠自己了。
　　 回想起自己的学生生涯，还算是幸运的，或多或少沾了一点校园的墨水。想到同龄的人，初中毕业就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日后大多数人被抽到工厂当工人，因生计所迫无缘重拾书本，心里总有点苦涩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