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在中国文化中是有极高象征意义的，《易经•说卦》称“坤为牛”，牛是负载生养万物的大地的象征，“坤像地，任重而顺，故为牛也”。作为中华民族祖先之一的炎帝，是个“牛首人身”的牛头人（另一个祖先有熊氏黄帝，应该是德鲁伊了吧），牛理所当然被列入了十二生肖，排行老二。且意犹未足，还要编造出个神话，让众多的少男少女望着星空，衍射出美丽的幻想与幽情，“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牛郎织女，正是农业社会理想生活的体现。
　　 牛之受重视，与农耕生活分不开。农业生产上托天时，下承地质，皆非人力所控。天地两者，只可顺应，不能违逆。于是驯化奔于山林间的野牛以为用，绳以系之，轭以压之，鞭以策之，野性渐渐消弥，终于老实、温顺、忍耐、勤劳，默默地役于人、友于人，人牛一体，人减轻耕作的劳苦，牛免于生存竞争的艰辛。可以说，牛已涵于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如生命之“生”字，便含“牛立于地”之意。
　　 牛在古代除了用来耕地、拉车，最隆重的一项功用，是祭祀时作为牺牲，敬献天地鬼神。诸侯会盟、士兵出征、祈福消灾等，都会把牛宰杀了作为礼物敬献给神灵享用。牺牲的本义就出于此，《说文》：“牺，宗庙之牲也”，“牲，牛完全也”，“牲”后来又泛指一切家畜。所以，牺牲如果不是出于自愿，那便是某人被像牛一样被宰杀当作了祭品。
　　 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留下《道德经》五千言，不知所踪。那青牛从此成了神牛，像老子一样，再不被俗人所见，我们能见的只有黄牛、水牛。黄牛毛色棕黄，体形柔和，性情温良，水牛毛灰黑，体壮力强，较之黄牛，更有“牛劲”，却欠些驯化，性子比较倔，偶尔会发发“牛脾气”，虽然终不免被人牵着“牛鼻子”。牛因其老实，被斥为“笨牛”；因其强壮，呼为“蛮牛”。似乎，人因其强力、老实而用之，却不喜其反作用于自身。老实，便不知变通；强力，怕偶尔野性突发，难以驯服。如能永远驯良，又秉承指令，恐怕就不会有蛮牛、笨牛之谓了。
　　 当官的喜欢老黄牛，总把那些在岗位上踏实勤勉、任劳任怨、忍辱负重、默默无闻、乐于奉献的老实人树为典型，号召大家学习其“老黄牛精神”。我疑惑：既让其负重，何忍辱之？待遇与尊重，不是他们应得的吗？至于为啥不号召学习“老水牛精神”，想想黄牛、水牛的性情差异，也便明白。而官员们，则自有一套牧民、牧牛之术。
　　 小时候放牛，总会拿一个蝇拍，驱赶叮咬老牛的苍蝇。某日翻出一本破旧小说，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才知道那不是苍蝇，而是牛虻。这书自1953年翻译出版，就成了国内最为畅销的翻译小说，广受青年追捧，影响了无数人。小说描写了意大利革命党人牛虻传奇的一生，单纯幼稚的青年亚瑟被革命同志误解，佯装投河自尽，在南美历经十三年的炼狱生活，成长为坚定、老练的牛虻，回国革命，直到牺牲。几十年过去，我此刻心里仍然鲜活着不少小说的细节，可以想见在那个没什么文学作品可供阅读的革命年代，读到这书时的激动与震撼。读完小说，再放牛时我心里开始纠结，这叮咬老牛的“革命党人”——牛虻，我还该不该用蝇拍驱赶？那时尚不知流氓之氓如何书写，以为与虻字相同。这牛虻总爱在牛尾巴扫打不到处叮咬，老牛痛得肌肉直打哆嗦，却喊不出、扫不到，只能默默承受。这不是欺侮老实人吗？哪是革命党人？分明是流氓啊！为了老牛，我终于还是对牛虻或是流氓挥起了蝇拍。
　　 牛真的老了，耕不动田了。于是决定杀牛。似乎它预知了自己的命运，似乎它没有暴躁不安、没有抗拒，它只是更温驯，默默地挂下两串泪，使人悲悯、不忍，而用布蒙住了它的眼睛。而终于挨了刀子。
　　 西班牙是斗牛之国。斗牛舞、歌剧《卡门》中的《斗牛士之歌》，海明威的一些小说，都描写了斗牛，那样的狂放恣肆、激动雄壮，想来，那牛总有些不同于中国的。野蛮、雄健、倔强，以尖锐的角作武器，一抵、一戳、一挑，致对手于死地，坚定、无畏，绝不退让、妥协，温驯地任人宰割。我揣度，那奇情异想的骑士，纯洁、勇敢，立誓扫妖荡魔，恢复人间清平的堂吉诃德，其体现的悲剧精神是否源于斗牛？
　　 时至今日，牛的地位大为下降，农村已很难看到牛了，“老黄牛精神”也已被“工匠精神”所取代，牛更多体现的是其商品价值，为人提供牛乳，或受人屠宰、零卖，人已从繁重的农业劳动解脱，走入了商业社会，相应地，人更多的显出独立性，注重于人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其人格内涵，已非温顺、驯良能满足，而是雄健、顽强、抗争，是野牛、斗牛。老黄牛呢？自然，原野上，拉一挂板车，哼几句牧歌，也是挺有情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