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乡晋南一带，有一种风俗——讲究过年炸麻花。
　　 这种风俗源于何时，无从查考。但是，在我们那里所有乡下人幼小的记忆中，一进腊月，一群群衣着艳丽的大姑娘小娘们，东家进西家出，合伙起来搓麻花，笑语欢声，和着大街小巷家家户户油炸的香味儿，到处飘散着一股新年的气息。
　　 正月里，来亲戚了，一盘麻花，配上瓜子、柿饼水果什么的，即使不动烟火，也是一桌丰盛的佳肴。
　　 然而，过年炸麻花，在我们童年的时候，也曾经是痛苦的记忆，就像一块抹不去的伤疤，永远留在我们心上。
　　 时间倒退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还在大集体时代，加之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浩劫，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种粮食的也在吃糠咽菜，我们那里也不例外，即使过年也难得有顿白馒头，那还有支起油锅吃炸麻花的口福。每到腊月里，最让大人犯愁的不是为孩子添新衣，割肉买菜，而是炸麻花。试想，辛辛苦苦忙活一年，再穷再难也得炸几根麻花过年啊！风俗就到了那里了啊！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油没有白面，如何支油锅，如何炸麻花，而千百年来老祖先留下的这个风俗谁也不想违规破例，却又难以维持。那些年，欢声笑语没有了，帮忙搓麻花的没有了，夜深人静，孩子们睡着了，父母悄悄起来，像做贼一样，和一点面，用小锅象征性的炸一点麻花，然后拿绳子吊在大樑上或者红薯窖里面，只有等正月里，亲戚来了，大人才变戏法的端出几根麻花，亲戚刚走，又赶紧把亲戚吃剩下的麻花藏起来，招待下一拨亲戚。一直到元宵节过了，估计没有亲戚来了，才敢把仅有的几根麻花让给孩子们分享。记得有一年年前，我们哥几个醒来时，发现桌子上放着四根麻花，母亲说是父亲去公社开会回来买的，那时大哥年龄大点，知道其中奥秘，吃完了还缠着母亲要，其结果招来母亲一顿无情毒打，哥哥大声哭着，母亲也流着泪，我们三个小的握着手里的麻花都不敢吃了，又默默放在桌子上……
　　 那时，为了能在过年时炸几根麻花，有很多人家便想方没法，有的在白面里面掺上一些粗粮面，比如高粱面，绿豆面，还有些人家，没有油炸麻花，竟然在油锅下面倒上水，因为油轻，飘在上面，锅开以后，就勉勉强强地那样炸麻花。
　　 唉！那也叫麻花？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农民苦啊！让人泪水止不住就流了下来……
　　 ………
　　 责任制以后，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到零零年之交，农民翻身了，温饱问题彻底解决了，每家每年平均都收割几千斤麦子，种植棉花的每户能榨好几百斤油，所以每当过年时，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炸麻花。
　　 阴历十一月刚过，有时未进腊月，大姑娘小媳妇就成了炙手可热的竞争者，赵钱孙李周吴张王家排着号预约，以前是小篮子小筐偷偷摸摸炸，现在是大箱子大缸大张旗鼓的煮。再后来，许多家户干脆组织起来，找一个更大的场合，比如舞台、场院、大队部，驾一个冲天旋风炉、一口杀猪铁锅，一家炸了又一家，夜以继日。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搓麻花的女人被使的浑身酥软，骨头像散了架;时至今日，在我们家乡，凡是经历过搓麻花的女人们，每到过年就像遇到人生大劫，心有余悸。
　　 发展到后来，炸麻花，这种流传亘古的民间风俗，开始演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竞争、一种攀比，比如腊月里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家炸麻花了吗？炸了多少?好像谁家炸的越多越风光、越有面子、谁家就富足。
　　 问题来了，每年炸那么多麻花，找人搓麻花成了问题，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从刚最初的新奇、踊跃，变得厌烦懒惰起来，开始推三阻四、乃至躲藏。于是，有不少人家在炸麻花的时候，为了找人搓麻花，大肆铺张，割肉买菜，甚至摆上几桌管饭请人帮忙，忙的不亦乐乎。结果呢？闲暇之际，开始环顾炸麻花的前后过程，忙累不说，而整个炸麻花的费用已经物超所值。
　　 更大的问题来了，每年炸那么多麻花怎么吃啊？小孩子早吃够了，现在物质丰富了，满大街新鲜水果，营养食品、奶类，谁还稀罕这个？所以每年炸下麻花后，便开始送人:城里的亲戚，上班的朋友，而剩下的大部分只能留给自己吃，早上吃，晚上吃，从腊月开始一直吃到二月二、乃至清明节，麻花开始变味，一股子油生味道，最后发霉，忍痛喂了家禽。
　　 时至今日，在我们家乡一带，过年炸麻花的人家也已经很少了，抛开诸多客观原因不说，最主要的一点是，如今社会进步了，人民的生活确实提高了，平常的饭桌上也少不了大鱼大肉，更没有谁会稀罕大过年时贪吃几根麻花，倒是有些年龄大点的，不知是恋旧还是出于什么原因，想吃的时候，随时便支起油锅炸几根解馋，吃着、聊着、感慨着……
　　 又回家过年了。
　　 村里的大街上再也看不到那些帮忙搓麻花的衣着艳丽的女人们出出进进的身影了，喜气洋洋的年节里好象缺少了什么。今天，在镇上，我偶尔看到一家专门的麻花铺子，年关将近生意仍很萧条，这让我想起了那些过年炸麻花的往事，记忆中的琴弦忽然被拨响了，酸甜苦辣一起涌上了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