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春节如同吹响了“集结号”，人在天涯的游子一定会从天南海北，不约而同地涌向回家的路。过年对每个离家在外的游子来说，过的是一种年味，是亲情的味道，是团圆的味道。游子回家少不了采办些年货带回去，火车站、汽车站随处可见拎着大包小包的人们，带着置办的年货挤着拥挤的列车，心儿早已飞向回家的路。
　　 过年采办年货这个习俗据说在汉朝的时候就有了，汉武帝时期有本书叫《武林旧事》第三卷其中有这么一节《岁晚节物》，罗列了不少年货清单：腊药、锦装、新历、诸般大小门神、桃符……这里指的“锦装”就是新衣服了。那时候无论贫富年货是都要准备一些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大户人家锦衣玉食，穷苦人家衣服是缝缝补补又三年。到了宋朝，年货比起其他朝代要丰富得多。《清明上河图》画面中所描绘的繁华场景，就很有说服力，也就是说从宋朝开始，年货从数量到质量上都有了质的变化。宋朝人过年，就是穷人也要做新衣服的，穷富的区别在于面料的质量，富人是绫罗绸缎，穷人是粗衣布衫。穿新衣表示新的一年的开始。到了清朝，人们过年采办年货就已经是很成熟了，采购年货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来置办。在民国时期虽然政府将中国的元旦定为新年的开始，而春节这个相传了几千年的节日早已深入人心，人们依旧将春节过的很隆重，节前人们乐此不疲，精心准备着年货，欢欢喜喜过大年，这个习俗一直沿续到今。
　　 记得小时候很盼望过年，因为只有春节才能穿上新衣服，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美食，也是口袋里最丰盛的时候，长辈们多多少少会给我们些压岁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记得我小时候物价很便宜，用一块钱买零食已经非常奢侈了，大多数几分钱就可以买下心仪的零食，家长给的压岁钱可以享用一年。那时候的我总盼着过年，因为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好拿。
　　 1970年这一年我十六岁参军到了部队，我从一个老百姓蜕变成为一个军人。身为军人的我们有着保家卫国的重任，春节的新衣就是我们的军装。当兵十多年的春节我们是不可能回家与亲人团聚的，但对家的牵挂一分也不会减少，对“过年”的向往和期待反而更加浓烈，想念父母、想念亲人遥望着家的方向，这颗心始终与家连在一起。为了表示自己这份孝心。在春节前，我会把装满温情精心准备的年货寄回家，虽然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年货代表着我与亲人同庆，来寄托自己的思乡情谊。
　　 年货是时代的符号，不同年代的年货清单里，见证着不同时代的变迁。四十多年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物质供应匮乏，社会上购买物品与食品都要凭票。当兵时我的津贴是六块钱，当兵第四年是十块钱。我每个月花二块钱买需要用的肥皂、牙膏、卫生纸以外，其余的全存起来，津贴不多要节约着花，同时也彻底改变了我爱吃零食的坏毛病，这样到了春节才能够有充余的钱，置办些年货寄回家。我们军人有自己的军人服务社，一些社会上紧张食品会有少量供应，我们有特殊的军人购物证，凭证供应紧张物品。那个时候白糖、肥皂、全棉布等很多物品都要凭证的，这个月购买了那些东西都会有记录，已经购买了就不能再享受了。我们每月供应肥皂一条，这已经算是特殊照顾了，地方上每人每月供应只有一块肥皂票，香皂几乎是看不到的，所有这些都是地方上最紧俏的物品。为了能寄一些地方上买不到东西回家，我平时肥皂节约着用，肥皂头都舍不得扔，集中起来化成肥皂液用来洗衣服。白糖与糖果也只有在节日里才有少量供应，这也是要凭购物证购买的，香皂是紧缺物也是限购的，碰上运气好可买上二块。
　　 军人服务社就在我们女兵宿舍对面一排平房里，紧挨着锅炉房与洗澡房。从我住的女兵宿舍楼上窗户望外看，就能看到军人服务社，我只要看到军人服务社里人头攒动，就知道一定有好东西卖了，赶快跑过去加入抢购的队伍。军人服务社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她个子不高，身材均匀，四十左右的样子，对我们这些女孩子很客气，言语中很羡慕我们这些女兵。军人服务社离伙房很近，每当吃完饭我都喜欢到军人服务社里去转转，还真让我碰到不少社会上紧缺的物品。有次军人服务社到了一批全棉棉布，那个时候棉布可是要凭票的，花样虽然不是太好看，但不要凭票这一点就已经很吸引人了，我想多买点回家，被告知每人只能买一丈五，我马上就买了下来，等我买好上楼告诉战友再去买，这批布就没有了。春节前军人服务社到了一批大白兔奶糖，但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卖光为止，这可是地方商店看不到的稀有物，一张卡只能买一斤，我想多买点但不能破规距，正好有个男兵进来买肥皂，借用他的卡我又买了一斤大白兔奶糖。这样我为家里准备了二条肥皂、二斤大白兔奶糖、一斤白糖、一丈五全棉棉布、二块香皂。那时候寄包裹得用旧布缝合好后邮寄，年前我这个包裹寄回家后，母亲非常高兴，说解决了大问题，因为那个年代什么都要凭票，买布要凭布票，我带回去的一丈五全棉棉布正好母亲拿来做床单用，家中布票不够用，买了床单就没有布票再买布做新衣服了。我带回去的大白兔奶糖成了妹妹们的骄傲，因为那个时候大白兔奶糖地方上是很少看到的。年货随着我在部队服役时间拉长，寄往家里年货的包裹越寄越大。时光到了1974年春节是我提干后的第一个春节，虽然当时物品还是要凭票的，因为提干后每月54块的工资在那个年代已经是高工资了，我可以为家里置办更好的年货了。我们部队驻地靠近海岛，驻岛战士住院在我们病房，他们告诉我，岛上的渔民有鱼干买，东西又好又新鲜。我就央求海岛战士帮我带点黄鱼干、墨鱼干、虾干和虾皮。海岛战士出院时我把病房里装输液瓶的空纸箱给了他，托他回我们院门诊复查时帮我买的海货带上来。我提干后寄回家的年货是最丰盛的，母亲非常喜欢我寄回去的年货，就像我在她身边一样，因为寄回去的东西很合母亲的意，每次寄回去的年贷妹妹们会围着我寄去的包裹好久，每每看到有好吃的食品，妹妹们就会欢呼跳跃起来，这些都是平时吃不到的东西，也是地方上买不到的食品，只有在春节可以打打牙祭。
　　 1979年的春节母亲没有收到我的包裹，因为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紧张的军事训练，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战备中去，根本就无瑕顾及购置年货，部队因为保密需要已经不能和家里通信了，也不可能像往年一样给家里寄年货。这个时候我对父母的牵挂反而更加强烈，因为前方的战场只会离家距离更远。母亲收不到我的信焦虑不安，无心购买年货，更不要说给妹妹们做新衣服，二个懂事的妹妹没有向母亲要这要那，也没有吵着向母亲要新衣穿，她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默默地守在母亲身边。母亲单位的同事知道我上前线参战，非常羡慕我母亲，经常上前来向我母亲打听消息，母亲只能强颜欢笑回答同事们，强打精神投入到工作中去，可有谁知我母亲心里的苦？自己爱女在前线这种牵肠挂肚有谁知？母亲只能写信给父亲诉说自己的心情与牵挂。在军中任职的父亲也只能把对我的思念放在心底，经历过无数次战役的父亲清楚地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更知道有战争就会有牺牲，父亲没有向我们医院政委要求我留下来，父亲和陈政委同是三五支队的战友，一起从炮火中走来，父亲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战友关系为我谋取些什么。我入伍后父亲一直在教育我努力工作，在部队好好干，不要辜负党对我的培养。自卫反击战打响后，父亲每天关注着前线的战报，甚至父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这要有多大的胸怀啊。这个时候对我父母来说最好的年货，就是我报平安的家信，可连这一点都很奢侈，我父母到三月五号我军撤军后才收到我报平安的信。
　　 如今社会发展了，物质供应充足，再也不需要凭票供应了，商场上货物应有尽有，现在人们腰包鼓了，过年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市场再也没有紧俏物品。虽然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富裕了可再也找不到当年过年的年味，再也找不到当年为置办年货所获得的快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