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刚过世的那段时间，我患上了严重的过年焦虑症。一进腊月，就开始考虑如何过年的问题，刚刚过完，就暗暗发誓，明年绝不再像今年这样过了。可随着时间一天天推移，说过的话像放过的屁一样无影无形，年关再次临近，焦虑症又一次如期发作，先是犹豫不决在哪过，好不容易定下来了又开始怀疑，挖空心思为自己寻找一千条理由，证明的确非如此不可，真到了过年那几天，又后悔不迭，觉得当时的决定简直愚不可及。
　　 看看那些年的春节我都流窜过什么地方吧，姐姐家，大哥家，小哥家，叔叔家，火车上，飞机上，上海，厦门，武汉，还有两次在国外度过。母亲刚过世的那年，我还尝试过一个人在宿舍过年，我穿着母亲的羽绒服，戴着母亲的绒线帽，抱着被子歪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影碟，看累了就睡，睡累了又看，饿了就吃面条加香肠煎蛋。一个人呆久了，会觉得抽水马桶的声音大得惊心动魄，恨不得扑上去捂住，以免被楼下人家听到，一个人藏在家里过年，他们知道了要笑话我的。
　　 母亲在世时，我从不为过年而焦虑，我像个小孩子一样巴望着过年，隔三差五往家里搬东西，吃的，喝的，穿的，玩的，有些是单位发的，有些是跟风买的，一样一样交到母亲这个大总管手里，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母亲满足的表情让我很有成就感。大年夜前一天，单位关门，我慢吞吞散步回家，还在楼下就闻到了母亲亲手酿出的米酒的味道。巴掌大的厨房被母亲塞得转不过身来，大缸米酒旁边，是泡在铝盆里的豆腐，年豆腐年豆腐，过年不能没有豆腐。年豆腐旁边，是满满一筲箕煮好的腊猪头腊猪蹄腊排骨，腊鸡腊兔熏香肠。另一只大锅里，装着肉汤煮好的大块萝卜，那是过年期间的畅销货，浓淡适宜，入口即化。为了保障供应，母亲通常会买上七八只棒槌大小的白萝卜，一个星期吃下来，无人生厌。除了炊事，母亲还会督促大家在年前理发，她自己则抽取点滴时间，为大家擦皮鞋，双双擦得油光光，亮汪汪。团年饭摆好，母亲拿出事先晒好的鞭炮，为了确保我们家的鞭炮最响亮最长久，母亲总是把买回来的鞭炮放在窗台上一晒再晒，生怕有一丁点回潮，影响放鞭效果，过年的鞭炮，那可是新一年行运的象征。然而，好日子戛然而止，母亲走了，才五十八岁，父亲从没理过内政，家说荒就荒了。不仅如此，还在母亲住院期间，父亲就在盘算续弦的事情，他很严肃地跟我们说：我才五十七岁。原来他根本没打算接替母亲的桶箍之职，这只桶是继续箍紧还是任其松散下去，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畴。有时我觉得他根本不像个父亲，他像我们这些孩子当中最大的那一个，最野的那一个，最不体恤年幼弟妹的那一个。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即便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还在的话，我就不敢这样说了），仍然改变不了我对他的这一看法。
　　 曾经也有过短暂的美好记忆，那还是在学前，大年三十晚上，即使并不太冷，家里也有熊熊燃烧的大火塘，每个人的小腿都烤出了火斑，火塘上方烧水的小铜壶隔几分钟就沸腾一次，火边的砂壶里焙着当年的茶叶，开水冲进去的一刹那，满屋子可食性香味。母亲把我们这些孩子编了号，一个接一个借着火塘的热气洗澡，洗完了换上她亲手准备的新衣服新鞋，再坐下来听父亲讲故事，《说岳全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父亲喜欢用说书人的腔调讲那些故事，弄得我们大年初一就对着小伙伴大喊：小南蛮！还不快快下马受死！
　　 仅止于此，此后对他的印象全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他似乎总不在家，总有可去之处，总有回不来之时。直到十九岁那年，母亲不得已将他们夫妻间的问题第一次在子女面前公开，一切似乎都有了答案，难怪我们家房子有一年被强拆了三分之一，原来与某个女人的丈夫（他在大队任职）的妒嫉与愤怒有关；难怪那年因为贩卖粮票被抓进去一年有余，家里却分文不见他贩票的收入，原来与他认下的干妹妹干女儿有关；难怪他几次三番进山收购药材却功败垂成（他自己说的），原来与某天突然闯进家里并受到父亲热情接待的女性合作伙伴有关，难怪……我不想举再多例子，我怕自己忍不住说出那些具体的人名和地名，那对别人以及别人的后代是不公平的。他去世的时候，大哥致悼词，称他是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实现梦想的人，他的梦想就是扭转我们家世代务农的命运，变成城里人。死前三年，在城市边缘挣扎半生的父亲终于拿到了城镇居民户口簿，在此之前，我们兄妹几个已通过高考改变了人生，他的梦想终于全面实现了，但与此同时，国家的户口政策放开，城镇户口失去了他向往的一切优势，有人甚至还要想办法去搞到一张农业户口，以换取宅基地什么的，这等于宣告他一生的努力全无意义，他的一生因此显得悲壮而荒诞。这篇悼词有很大的煽动性，在场的人无不为他的执著嘘吁不已。一白遮百丑，那些“难怪”，那些后来继续发生的的无视母亲和我们的“难怪”都被梦想二字洗白了。
　　 父亲享年73岁，不是太老，当然也不年轻。我们兄妹几个从各自的住地赶到他病床边的时候，他的电话响了，因为他已丧失接电话的能力，我替他接了，迟疑了很久，一个女人在那边怯怯地问了一句：好些了没有呢？那语气就像父亲不过是感冒一场，打个针就能出去跟她约会。我当然知道是什么人，但肯定不是我最后见过的那一个，那一个的声音我记得很清楚，特殊的情形让我自动开启了应急处理模式，我热情万分地向对方介绍他的治疗情况，但没等我说完，那边就挂了。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一点都不反感这个电话，我甚至感到欣慰，感到骄傲，他都病得失去羞耻感了（一刻不停地扯掉身上的衣服，奋力掀开盖在身上的薄被，乐此不疲），仍然不乏新鲜的异性在默默惦念着他。我的立场瞬间变了，我从母亲的盟友方脱逃，从一个跟他不太亲近的女儿变成了悲伤的母亲，宠溺地看着这个任性的一路花草的儿子。
　　 我还以为我会跟他隔阂到死，我还以为我会不掉一滴泪地看着他死去，从我19岁那年知道他是个徘闻不断的男人以来，对他的厌恶与日俱增，我不喜欢听到他谈起与感情有关的任何事，就连穆桂英与杨宗保、董永与七仙女这样的故事我都不要听到他讲起。我一个同学用毛笔小楷给我写了封信，他知道后立即认为人家可能对我有意思，急得我差点自杀，同学之情何其纯洁，岂容他这个污迹斑斑的人来玷污。大哥结婚，他挑着一担床上用品走了三十多里路去坐船，我嗤之以鼻，他的思维果然只会在床上打转……后来，我的初恋发生了，我们的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总想了解更多，怎么可能呢？我们的恋情像雪松顶上的冰棱一样晶莹剔透，而他的探听就是一只又脏又臭的黑爪子。我之所以还没有跟这个家彻底断绝关系，全赖母亲一直在辛苦维系。
　　 没想到一个临终前的“绯闻女友”的电话，竟让我不假思索地原谅了他一次次对家庭的背叛，不仅如此，那些影影绰绰的女人突然都变成了他这辈子有据可查的累累战果。这里面的玄机我至今没有参透。
　　 也许我一直都错怪他了，对于家庭而言，父亲，充其量就只能是个游走在“捕食者”与大孩子之间的角色，如果非要把类似年夜饭这种最能体现母亲特权的大事寄托在他身上，显而易见是会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