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乡，最隆重的祭奠，是发引前一天尸临时的公祭，村里人叫堂祭。
　　 多少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隆重那么沉痛的堂祭。那时我还小，刚刚记事。之后历经岁月沧桑，多少所谓的大事，早已模糊，或者淡忘了，但那次亲历的堂祭，却深深刻入脑海，永难磨灭，有时突然穿越封尘的岁月空间，一下子清晰起来，仿佛刚刚发生——
　　 母亲端着原木调盘，盘里是她精心整治的祭菜，分装在五个青花小碟里。我牵着她刚蓝的衣襟，穿街越巷，走到村东头起一处土窑院前。低矮破旧的土板院墙，根腰部爬满干黄的苔鲜，遮挡不住杏树的枝蔓，从墙头爬出来，弯到墙外。杏花刚刚开过，粉红的叶萼还没有完全褪尽，幼嫩的青杏才探出小头儿，看见就牙酸。栅栏门敞开着，人们进进出出，旁边墙上钉着一张麻纸阳状，写着墨字，我也看不懂。雪白的连四纸裁成的对联，写着蓝莹莹的字，贴在窄窄的杨木门框上，被风卷起了边角，呼啦啦地作响。门外端着祭菜，握着烧纸的人，自动地默默的排成行，缓慢地向院里移动着，中间尿浆石小路传出哒儿哒儿的脚步声，有些沉重。连平日大门不出的五祖爷也来了，拄着杏木拐棍，点着地，直叹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老泪纵横，爬满脸上的沟壑，青光闪烁。我妈排在来人后边，眼角噙满泪水。
　　 我只知道，死者是青山爷，在村里辈份大，比我妈小，我妈她们却叫青山叔，是村里顶大的官儿，党支部书记。我见过他几回，黄牙麻子脸，矮胖敦实，留着长长的头发，分着中缝，向两边倒着，风吹不动，毡片似地贴在头皮上。穿一双旧黄球鞋，有一只露出了脚指头，走起来大拇指小老鼠似地全钻出来了。冬天里，棉袄扣门掉了，还见他腰系草绳呢。说话就笑，走路如风，话音未落，人早不见影了。才娶过媳妇，老婆挺着大肚，哈儿哈儿地笑着，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我妈女红做得好，菜做得香，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却从来没有见过，她如此精心地整治祭菜，五碟小菜，一碟一个样，那鸡蛋粉面鱼，蒸出时，鱼鳞片片闪着晶光，红豆眼睛仿佛会转动，放进水里能游似地。还有煮鸡蛋压成的苹果，胭脂抹红了脸蛋儿，搁在杏树枝叶上，和刚刚摘下的苹果一样水嫩，散发着淡淡的苹果香味。左邻右舍，亲戚当家，有人过世，我妈也整治祭菜，却没有这样用心过。一懂事我就知道，我的命是青山爷救的，周岁时得了急病，赶上连阴雨，我爹又不在身边，是他和润花姐轮番背着，跌跌爬爬，在泥泞中走了三个小时夜路，赶到医院，医生说，再晚一会儿，没治了。只听我妈一遍一遍地向人们喃喃：“那可是个好人，真正的好人。”堂祭的人流有序而缓慢地行进着。排队很久很久，才听见有人呜咽，看见大红的棺材，停放在堂屋正中，破高桌上供着几碟菜，还有两个小瓦盆大的蓝点白馍馍，长明灯映照着棺材大头上白蓝的万字头，水银穿心镜反着光，幽光闪烁。没有遗像，那时照像是件难得的事，要专门上城里去照。香火味扑鼻而来，香火缭绕中，我仿佛看见那张麻子笑脸，从棺材缝窜出，依旧在笑，嘴角挂着长长的血丝。听说，他就是累倒在工地的，一咳嗽就吐血。
　　 一个黄牙麻脸女人，就是我叫青山奶奶的，过去一叫她就笑，这会儿正怀捶大肚，戴着重孝，抹着眼泪，接过祭菜，说着含糊不清的话。一个后生跪在棂前斜侧，不住的烧纸，披麻戴孝，腰间长长的麻辫子拖在地上，眼窝深陷，眼睛都哭红了。后来我妈说，那是青山早出了五服的远方侄儿，是他帮衬着拉扯大的，现在甘愿做他的大孝子，扛棺材大头，摔丧盆子。再往后，又退了婚，娶了大肚婶婶，为远方叔叔延续了香火。这义举，一时成了村里人的美谈。
　　 祭毕，出门时，我看见，堂祭的人依然络绎不绝。在大门口，碰见了我爷爷，原本说好让我妈代祭，他又来了，握着一把烧纸，颤巍巍地从怀里摸出一盒自己舍不得抽的太阳牌香烟，准备堂祭时敬献死者。我爷爷也说：“那可是个好人啊。”六零年大饥荒时，我叔叔到食堂打饭，头晕摔烂全家翘盼的糊糊罐子。我爷爷欲哭无泪，顶着火红的太阳，饥肠如鼓地弓着腰，到野地挖野菜充饥，正巧遇上青山书记，他叹了口气，从队里田地挖了一窝山药蛋，捧给我爷爷，说了句：“好人也得活啊。”匆匆地走了。我爷爷落了泪，虽然最后还是把山药蛋原封不动地埋回地里。爷爷常说：“那份情咱得领。”
　　 晚上，邻里几个女人来家串门，边纳鞋底，边在昏黄的油灯下说话，说得还是白天的堂祭，还是躺在棺材里的青山。她们讲述着青山的点滴好处，虽然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事隔多年，我早已忘记了。我只记得，她们说，青山可是修高灌累死的，吐了血，晕倒在工地上，五个后生轮流着拿门板从河湾抬回的。一连十几天不回家，顶双班，没明没夜领着社员干，又吃不饱，将自己那份糕分一半给大力士二秤砣，靠吸锅旱烟打精神，不累垮才怪呢。那高灌后来我见过，建在河岸崖头上，抽河里的水储备起来，灌溉周边村庄的农田。近年失修，早已荒废了，高高的石砌的灌区东倒西歪，石头被人们拉走垒了房地基，只剩下土壕了。
　　 青山刚死后，每天傍晚，人们总是端着饭碗，从院里走出，聚集在街头，边喝稀粥，边谈论着青山的事。断断续续，我才知道，青山就是村里烈士橛柄老八的侄子，当兵后返乡，被任命为村支书。一年四季，闲不住，走街串巷，为村里人排忧解难，到后来，谁家娶了新媳妇，一个月后另家起纷争时，也请他当中间人，两边说合。他总是随叫随到，捎昏带晌，坐在炕上，一字一板地做着双方的工作，直到满意，才磕磕烟锅，下地走人。
　　 尸临那天，直到傍晚，还有人端着祭菜去祭奠。
　　 第二天清晨，大队为青山开了追悼会。公社也来人了，讲了话，号召向青山学习。村里散摊多年的鼓匠班子，自愿组织起来，吹吹打打，唢呐笙箫久久哀鸣，和目送的人们一个心愿：青山书记，一路走好。喜春老汉从口外包头女儿家赶回，含泪仰首吹着红铜老唢呐头，他徒弟朵啦哇拿出看家本领，吹红了脸，吹破了天。天空下起了小雨，沥沥淅淅。村人说，这雨是眼泪，在哭咱青山啊。
　　 我妈领着我，早早站在村口，望着抬杠的汉子抬着红棺材慢慢走来。村里的人，这天都没有下地，抗着农具等在村口，自动地站在路两边，等着送青山最后一程。连村里最不为人的雷神爷也来了，脱下帽子，低下头，缀泣着：“咱们村，老老少少，包括我雷神爷，有几个人没受过青山的好呢。”德高望重的五祖爷也慨叹：“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啊。”
　　 雨水浸透了衣裳，有些凉，人们依旧等着。
　　 近了，近了，红棺材抬到了村口。远远地，听见一个人哭喊着奔来：“青山书记，兄弟回来迟了。”人们回过头看着，自然认出，这是村里没爹没娘的狗娃子。狗娃子是从城西矿井下赶回来的，提着一包槽纸糕，一网袋村里不常见的水果，“扑嗵”跪在棺材前，嚎淘大哭，引得人们又纷纷抹泪。村里人说，这孩子，不是青山，早讨吃要饭了。青山接济了他几年，又把政府给自己的招工指标让给了狗娃，他才娶妻生子，活成个人样。
　　 半路拦住棺材，摆下祭品祭奠，村里人叫路祭。这种情况，几十年来，很少发生过。有亲朋好友，尸临时赶不上堂祭，才赶路祭的，不然就的发三了。
　　 鼓乐哀鸣，哭声四起。我听见呼唤“青山书记”的声音，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在村里村外久久回荡。
　　 青山走了，真的走了，就埋在河岸崖上不远处的高地上，村里人尊重青山的遗愿，永不立碑，不留坟地，只有棺材大一个坟堆，被绿茵茵闪着银光的苜蓿包围着。青山说：“活着，看不见高灌上水了，死了，也听听那渠道里的流水声。”
　　 真的，一晃几十年过去，村里的书记不知换了多少茬了。回村后，说到村干部，人们还念念不忘青山，都说：“再也没有那样的好人了，和村里人心连心，每时每刻，都装着咱老百姓。虽然，他不会呼风唤雨，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尽心尽力为人们做点事，有时，甚至什么也没做成，只是说了几句掏心窝的话，但那话暖人，顺心顺气。”
　　 村里的坟，后来种地时，常常被人有意无意犁了，平了。但几代人了，老人们反复叮嘱自家孩子：“就是动谁的坟，也动不得青山的，那会遭天谴的。”
　　 再后来我离开了村子，也算见了些世面，隆重奢华的祭奠不是没有见过，但那么真情而隆重的堂祭，虽然和现在的堂祭比起来，是那么简陋，没有白绸黑布装扮的灵堂，没有鲜花松枝，甚至没有一个大花圈，也不气派，但总感到特别庄重肃穆，氛围里满是真切的哀悼，没有一点虚情假意。后来我甚至听说过，有的村干部死了，有村民大放鞭炮，还有的在病重时，就有人给送祭菜。
　　 时过景迁，那天的堂祭，不仅我记着，许多经历过的人都没有忘记，一直装在心里，还常常念叨：“谁不念咱青山书记的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