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家乡的黄花菜，我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特殊情感。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祁东县农村。乡下有一风俗，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都会为他找一个“亲娘”。我七岁读书那年，父母就要操持这件事，找好了一户人家，说是要带我去认干亲。那天我穿着新衣裳，母亲提了猪肉和一些糖果糕点。要出发的时候，我却不肯了。看见母亲扬起要打我的手，我突然大喊道：“我有‘亲娘’！”母亲问我：“你的‘亲娘’是哪个呀，我咋不晓得。”我嗫嚅了半天才小声地说：“黄花仙子。”母亲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黄花仙子是流传于我家乡的一个神话传说，说的是古时候一个叫高依的小伙子，与天上王母娘娘散落的玉簪化成的黄花仙子相爱的凄美故事。那高依后来化成了一座山，就在我们邻村，黄花仙子则化成了金针菜，也就是现在家乡的黄花。
　　 母亲停住了笑，问我：“你说说，黄花仙子什么时候就成你‘亲娘了？”我挺起胸脯坚定地说：“她救过我的命！我吃过她的奶！”母亲一把将我揽入怀中，附在我耳边极其温柔地说：“乖，好儿子，回家给你做黄花菜吃。”
　　 听母亲说过，我出生的那年生活条件十分差，母亲根本就喂不了我半滴乳汁。看着襁褓中饿得不停哭的我，母亲赶忙到生产队里买了二斤黄花菜，又让父亲到田里去挖些鳅鱼，天天给我熬汤喝。就这样我缺奶吃的问题总算是得到了解决，长得白白胖胖的。懂事后，我知道了自己是吃黄花奶长大的，就对黄花特别的亲近。
　　 前年听说我们祁东县正在撤村并村，于是就去网上搜索了一下，结果很新奇地发现，我原来所在的银星村被撤销了，与原罗江、枫塘两村合并成一个五千多人的全镇第一大村——黄花町村。虽然感到新奇，但还是由衷地喜欢新村的名字“黄花町”。
　　 我们祁东县是全国的“黄花之乡”，有近六百年的历史，而原来的罗江村又是“中国黄花第一村”，再加上盛产黄花菜的原银星、枫塘二村，黄花的特色越发地凸现了。
　　 我们那里土地不多，黄花菜的种植占了绝大部分。那时农村还没有搞土地承包责任制，黄花菜自然属生产队集体所有。各家各户只是分摘，然后过秤交到队里，按重量记取工分。整整二个月，可说是天天跟黄花菜打交道。
　　 黄花起摘于农历端午前后，历时二月余。其时山岗垅町每天都是花的海洋，微风骤起，泛起的是一浪浪金色波涛。采摘期间正值一年当中天气最为炙热的七八月，毒辣辣的太阳泛着白光，黄土地上腾起一股股热焰。人站在黄花土里摘花，犹如在蒸笼里上烤，简直是活受罪。在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双抢”时节，恰恰是黄花采摘盛期，“双抢”于是变成了还要抢摘黄花的“三抢”。
　　 母亲七十多岁了，仍然种着黄花。去年采摘季节，我们几兄弟恰好都在家，边摘边劝说母亲再不要种了，母亲说明年不种了，我知道母亲种摘黄花成了一辈子的习惯，即使外面的土地不种了，但屋边的地她肯定不会放手的。
　　 黄花菜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食，去年我零距离接触了一场豪华而惊艳的“黄花盛宴”。
　　 这场“黄花盛宴”，在祁东县红火大酒店的一楼大厅举行。宽敞的大厅早已人头攒动，照相机镁光灯不停地闪耀着。大厅正中，一个长长的宽宽的大展桌上摆放了数十道菜肴，胜过满汉全席，令人垂涎三尺。
　　 各种黄花菜美味齐聚一厅，可谓是色香味的一次大集合。所有展示的菜品造型特别讲究，有些拼盘的图形，简直就是一幅不可多得的绝美图画，让人看后在产生美感的同时，还有着无限的遐想。
　　 黄花菜在我们祁东县种植历史悠久。据文献资料记载，明弘治元年(1488年)，官家嘴镇永年村管福民、管福顺兄弟俩从外地引入，在自家大桶园、豆子园开始栽种，并培育繁殖，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种植的农户越来越多，种植的面积越来越大。
　　 黄花菜不但经济价值高，而且文化底蕴相当丰厚。历代名人如孔子、曹植、陶潜、夏侯湛、白居易、刘禹锡、孟郊、苏轼、王冕等，对黄花菜亦有诗词吟咏。
　　 黄花菜是祁东县农业的支柱产业，无论是面积还是产值，均占全国70%以上。2002年和2015年，先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命名为“中国黄花菜原产地”，并被纳入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说到黄花，我不由地想起了美丽的百合花。与百合相比，黄花没有那份厚实，有的只有娇小，恰似小家碧玉，让人怜惜不已。每一朵花只开在日间，且一日三换容颜：清晨时苞蕾一束，生机盎然；正午前展颜怒放，千媚百娇；傍晚后贵妃醉酒，慑人心魂。第二天黄花又精彩重演了，如是往复。
　　 家乡黄花的美，直击人心。去年6月参加祁东旗袍文化节时，在祁东高铁站广场对面小公园里第一次见着。一群身着旗袍的女人，在黄花丛里像蝴蝶一般地飞来舞去，我赶忙拿出相机定格这醉美的瞬间。
　　 生活的质量，不仅仅在于吃穿住行的满足，更在于精神上的高雅，在于对美好的不断追求。
　　 黄花，她就是一位高贵的母亲，养育了家乡所有的人。黄花，我的母亲花，家乡的母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