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母亲开裁缝店起，家里的财政就分开了，母亲挣的钱归她自己支配，父亲管不着；父亲的工资奖金也由他自己攒着，不和母亲照面。我和罗广读大学的费用、家里的柴米油盐等日常开支全部从母亲的钱里支出，父亲不时还从母亲那拿点钱买烟抽。
　　 父亲知道母亲决定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转，就叹气道：“你要寄就少寄点，也算是减少损失吧。”他心里老有种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预感。母亲被他说得有点怕了，第二天就只寄了六百块钱。
　　 年三十那天，积雪未消。苍天之下座座雪峰宛如朵朵美丽洁白的花朵，屹立在无风的天空中，宁静得像是这永恒的时空。
　　 母亲在厨房烧年饭，父亲帮忙打下手。我和罗广清闲无事，缩在房里听音乐。罗广上大学之初，母亲便寄钱给他买了一台录音机，供他学外语用。罗广便买了几盒流行歌曲磁带，以饱耳福。我们家这么多年连收音机也没买过，哥俩从小就与丝竹无缘，乍一接触，顿感新鲜美妙。
　　 《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剪梅》等影视歌曲婉转缠绵，荡气回肠；《猛士》迪斯科磬磬轰轰、疯狂嘈杂，烘染出一种温馨喜悦的节日气氛。惜哉父母不知欣赏，只说是噪声，吵死人了。
　　 下午四点，年饭做好了，荤素满桌。母亲烧菜，讲究数字吉利，非九则八；最多的一年烧了十六个菜。开饭前父亲点燃一挂鞭炮，噼噼啪啪放完；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火药香。一家四口于是落座，彼此招呼着动了筷子。
　　 父亲指着桌上的鸡鸭鱼肉，如沐春风地说：“这桌菜在饭店里起码也要三、四百。我们花了多少？一百出头。两百多块钱的赚头就是我们老俩口一天的辛苦劳动啊。”母亲笑道：“你出了多少力？打杂而已。哪一样菜不是老娘亲手烧出来的？”
　　 父亲今天心情特别好，也不和母亲吵，继续喜眉笑目地说：“我们家这几年多亏有一个会挣钱的裁缝，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天天有肉，年年有鱼。就是神仙也不过如此。”
　　 父亲年年这个时候都要发些类似的感慨，并提起他小时候过的苦日子：为筹学费挑水卖，一担水卖伍分钱；上学只有一床棉被，垫一半盖一半等等，颇有点忆苦思甜的味道。
　　 我和罗广却无法体会父亲的心情，只顾吃菜。母亲有两道菜烧得特别可口：红烧排骨和冰糖肘子。前者香酥脆嫩，绵不粘齿；后者滑爽糜烂，落口消融。每年最见底的就是这两个菜。
　　 吃完年饭，父母摆开阵势，开始包饺子。年初一吃饺子是北方人的习惯，我们家到黑河坝后才沿袭了这一习俗。包饺子得仰仗父亲；母亲不会擀饺皮。父亲擀得一手好饺皮，这手艺还是他在部队学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擀，一个包，边干活边话旧。这是他俩一年到头最亲近、最融洽的一天，彼此没有怨气，相互不再争吵，轻松写意地享受着这份和乐与恬适。
　　 包好饺子，母亲又开始洗一家人的衣服。元月初，我们家以两千九百多元的高价买了一台被倒爷倒得十分紧俏的十八吋“黄河”彩电。看了十来天就坏了。为了不影响看春节晚会，母亲数日前亲去勉县将它修好了。晚会开始时母亲还在走廊里晾衣服。母亲每年年三十都是从早忙到黑，从未准时看过晚会。而且每当新年钟声敲响之时，她便会下厨房为大家做宵夜，通常是醪糟鸡蛋。
　　 正月初几的一天，冰消雪融，阳光清丽。母亲带着我们两弟兄信步登上楼后的那座山冈。极目远眺，整个黑河坝尽收眼底。山还是那么青，水还是那么明，只是从前的那种喧嚣扰攘已不复存在。寂寥的山村里，饮烟袅袅，鸡鸣狗吠，黑河沉思般悠悠流过；土厚民淳、风恬俗美的黑河坝一如这亘古绵长的青山，将世世代代长存下去。母亲喟然长叹：“我们再一走，这里就更冷清了。我们家来黑河坝十年了，对这儿的感情不可谓不深。可要走的终归要走，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们。妈这十年来，没一天闲过，为的是把你们两弟兄拉扯大。现在文新自食其力了，广儿还有几年。等到了合肥，广儿大学毕业了，妈就可以啥都不干，彻底休息喽！”
　　 兄弟俩望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和皱纹清晰的脸庞，心里唯愿如此。
　　
　　 十一
　　 留守处的生活艰苦而单调。夏天的洪水冲毁了水泵房，留守处从此没了自来水。大伙在楼前装了两个简易水箱，用自动水泵抽黑河里的水。吃水又退回到了肩挑手提的原始状态；可母亲并不觉得烦难，她说，想想在万福庵挑水吃的日子，这就跟在家门口似的，方便多了。
　　 留守处家家户户种得有菜，自给自足。搬到冯家坪后，父亲上班的地方改在了山区，他的菜园子自然也移到了这里。他和母亲见山区空地多，又选了两块种油菜和麦子；一年下来，出息竟也差强人意。
　　 想改善生活，吃点鸡鸭鱼肉什么的，就得去茶店买。茶店只有一条土街，里把长，两边的建筑多是平房；但镇政府、镇人大等官方建筑是两、三层的楼房。明清时代，茶店是个码头，汉水上溯可达这里，甘肃的茶叶贩子在此下船，稍事休息，再从陆路进入甘肃。茶店即因此而得名。
　　 茶店的集市堪称当地一绝。街上黑压压人头攒动，晃闪闪脸孔变换；人语声、小贩的吆喝声、磁带摊的歌曲声和集市的猪叫鸡鸣混在一起，喧嚣嘈杂，热闹非凡。
　　 赶集是山里人平淡生活中的一桩头等乐事。黑河坝及周围山村的乡亲们背着背篓，挎着篮筐；手里拎着鸡，安步当车，来到茶店集市上把土货禽蛋卖掉，再捉只猪崽，扯几段布料，买些日常用品，满载而归。距黑河坝四、五十里的深山老林里的乡民赶集通常要起绝早，步行五、六个小时到茶店；回到家时天已漆黑。
　　 母亲的顾客多是这些可敬的乡民。他们对衣服的要求不高，不讲什么花样，也不求什么款式，穿起来合身就行。母亲精熟老到的手艺令他们高兴得合不拢嘴，穿上新衣，逢人就夸。经他们的义务宣传，母亲的生意越来越好。黑河坝方圆百里乡亲的衣服多出自母亲之手。
　　 这年春天，王泽平回信了，说那罐银元是假的，是铜币上的镀的一层银；幸好没有贸然买下。六百块钱他盖房子先挪用了，等有钱了再归还。接着大谈特谈他盖房子小姐夫帮了好多好多忙，出了多少多少钱。母亲看了，只好顺水推舟，去信说那六百块钱不要了，就算姐姐姐夫对他盖房子的一点表示吧。父亲把母亲和我臭骂了一顿；因早有心理准备，倒也不十分难过。
　　 八月份我的见习期满了，父亲为我调动的事去了合肥。这是他第一次去合肥，一呆就是两个月，天天催着沈处长发商调函。沈处长说这事不能急，需提交所长办公会议讨论。父亲于是挨个儿找所长办公会议成员：所长、书记、副所长、总工，讲明困难，乞求照顾。所领导被父亲的舐犊之爱打动了，在后来召开的办公会议上，他们一致同意调我进所。十月下旬，父亲拿着商调函回到了黑河坝。
　　 我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将商调函呈到了工具厂人事科，满以为他们会痛快地放人的，因为我是单调，可以给人浮于事的工厂减少一个名额。谁知厂长不同意放人，指示人事科劝我安心工作，扎根三线，为国家效力。都是些屁话！我到合肥一家原本也是三线的研究所工作，难道就不是为国家效力么？厂长不放我的真正原因是妒忌。厂长是上海人，父亲是旧上海的小资本家。大学毕业时因成分不好被分到陕南，把青春埋藏在了远离上海的山沟里；他心里自然是有想法的。现在见我这么年轻就能进合肥，他便利用手中的权力横加阻挠。我没办法，只好跟他们耗；上班不干活，三天两头往厂长办公室跑。这位厂长阴险冷酷，深不可测，任我打躬作揖，好话说尽，他横竖不松口。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
　　 这年秋天，外婆去世，母亲回湖南奔丧；但未能见到她老人家最后一面。丧事办得很热闹、很风光，王泽平功不可没。母亲是外婆入土后到的，没出上力，心里老大不过意，就把带来的丧葬费悉数给了泽平，并答应妹子明年去黑河坝学裁缝。
　　 翌年夏末，我的调动出现了转机。工具厂厂长钻头觅缝，调回了上海。新厂长是个心肠慈软的人，他听人事科汇报了我的情况，当即表示放人。但这一决定还要报基地审批。等基地批复下来，厂里把我的档案寄往合肥的时候，已是落叶萧萧的深秋了。
　　 妹子是她爸送来的。老舅和小姨夫前年来过黑河坝，认得路。妹子已经不是我86年看到的那个瘦骨嶙峋、拱肩缩颈的小丫头了，她长了一身肉，个子也窜上来了；脸给太阳晒得黑红黑红的。妹子长得像她死去的娘，小眼睛，高颧骨，大嘴巴；胸部以一种夸张的姿态高耸着，仿佛藏着两只有灵性的动物。母亲安排妹子在店里学徒，空闲时帮着做点家务，人也睡在店里。妹子性格温吞颟顸，做事拖沓迟缓得令人生气。她学裁缝倒不笨，春节后不久，便会裁做小孩衣服了。
　　 妹子在黑河坝呆了一年，我们搬家之前，老舅把她接走了。我是八月份调入合肥的。是年夏天江淮地区暴雨成灾，洪水肆虐，16所也受灾了。部里拨了一笔救灾款，所里用这笔钱盖了一幢四层的单身楼，供留守处几十户人家暂住。岁末年初，留守处全部搬离黑河坝，16所自83年开始的搬迁至此方画上句号。
　　 单身楼是16所新区工地上的第一幢楼房。新工地杂草丛生，满目荒凉。去年受灾，淹的就是这块地。
　　 巧得很，这幢楼也称3号楼，我们家分在318室。我也从所里租的外单位的单身楼里搬了回来，和另外两个留守处子弟住在一楼。3号楼是按办公楼的式样建造的，每个房间16平米，前后开门，后门接阳台。我们家靠东墙摆着一套86年在冯家坪做的组合柜，对面是所里发的钢管双人床，另有两张单人床放在一楼，除我之外，另一张是罗广的床位。紧贴着组合柜的是碗柜。电视机在西北角，与彩电隔床相望的是一个大方桌。阳台拐角父亲用木板封了起来，塞满了破烂杂物。烧饭的地方用防雨布和牛毛毡遮着，扯着铁丝晾衣服。
　　 繁华喧闹的城市给母亲以强烈的震撼。小时候她就痴痴地向往，无钱住街角，喝碗米汤也快活。想不到在早已绝望的望五之年，她竟如梦似幻地住进了大城市。与中河口、万福庵、黑河坝相比，这里仿佛是另外一个星球。一切都令她新奇和激动。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宽坦修整的马路；那川流不息的车辆、涌动如潮的人群；那花花绿绿的广告牌、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大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温馨富丽的氛围；小摊店五花八门的玩意儿、殷勤好客的态度，无一不令她耳目一新，神清气爽。那感觉就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
　　 母亲本打算一进合肥就休息的，可安顿下来之后才发现这个想法太天真了。城里啥东西都要钱，且物价不菲。朝美攒钱攒惯了，不可能把工资全拿出来吃。文新只能养活自己；令人喜忧参半的是罗广又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读书仍要花钱。如此紧迫的经济形势，她又怎能在家赋闲呢？
　　 当务之急是出去找工作。可她一个小学文化的老太婆能在城里找到什么工作？好容易打听到一家校办服装厂招缝纫女工，母亲把头发染黑了，邀上黑河坝的搭档，一块去应聘。到了厂里她俩傻眼了，来的全是年青的女孩子，只有她们两个四、五十岁的老太婆畏畏缩缩地躲在墙角。母亲说服同伴硬着头皮参加了考试，可踩的竟是电动缝纫机，她俩怎么也摆弄不好；结果自然是被淘汰了。母亲还因此病倒了，染发引起的过敏反应导致眩晕症猝发，她恹恹弱息地躺了三天。
　　 遭此磨折，母亲断了外出寻活的念头，重操旧业，在家给人做衣服。新工地位置偏僻，3号楼距大门还有两、三百米，对外招揽生意已无可能，做衣服的主要是本楼的住户，在黑河坝时他们就是母亲的顾客。偶尔所里另外两个住宅区也会有人送几段布料来。母亲一丝不苟、尽心尽力地做着。城里人不比乡下人，稍有不慎，某个部位没做好，他们就不会再上门了。
　　 这年春节，罗广在学校考研，我在合肥，父母在黑河坝，一家人分散在三地。夏天，罗广放了暑假，一家人始在合肥团聚。如果说迁往黑河坝是我们家从农村到城市迈出的试探性的第一步，解决户口是实质性的第二步，那么此次搬进合肥则是关键性的第三步。尽管现在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都住不上单元套房，但我们毕竟在省城合肥立住了脚，可以昂首挺胸、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走了。
　　 父亲对罗广继续读研究生而不是参加工作老大不满，认为他不该再给家里增添负担了。其实罗广读研国家是给生活费的，家里只需每月补贴几十元即可。就是这区区几十元父亲也觉得不堪重负；压力来自母亲收入的锐减。原来在留守处，哪个月不是三百、五百；现在呢，每月不足百元。父亲的不满与恐慌变成恶骂渲泄在罗广头上，天天骂他懒、没出息、吃闲饭。罗广被他骂得气愤，几次想去楼前的建筑工地搬砖筛沙，经母亲和我苦劝乃止。广儿吃苦受辛地考上了研究生，反倒挨骂；母亲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她寻思做衣服绝非长久之计，还是设法找个活干，多多地挣他一笔钱才好。
　　
　　 十二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16所嚷过一阵子“砸三铁”，砸来砸去没个结果，最后让一批四、五十岁的富余职工内退了事。其中有个陕西籍的女工不甘清贫，在所区附近的城隍庙夜市摆了个摊，卖陕南老家的一种小吃：凉皮。凉皮是薯粉做的，安徽盛产红薯；凉皮一上市，竟异乎寻常地合了合肥人的口味，市场一下子就打开了，吃凉皮的人如回巢的蜜蜂一样，越来越多。那位女工的本意是挣点钱贴补家用，没想到竟成其气候，生意火得令她心跳；她动员全家人上阵，又雇了两个帮手，把摊点扩大到两处。有钱大家赚，受这家人的濡染，其它凉皮摊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母亲动心的时候，凉皮已在合肥吃了一年了，城隍庙大大小小的凉皮摊有十几家。摊主全是16所的人，本地人尚不知晓凉皮的制作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