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有的地区在驻村干部中重新推行“吃派饭”的制度，于是心底那温馨的一片记忆复苏了，当年关于派饭的许许多多场景活泛地清晰起来。
　　 严格讲，当年派饭算不得“制度”，它没有任何强制的性质，但在建立了人民政权的地区，却是畅行的，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家家都觉得合情合理，而且争着执行——个人记忆的源头，可以回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
　　 记忆中吃派饭的有两种人，一是单身在村子小学校任教的老师，单身老师没办法自己立伙做饭，便只好由村民挨家挨户轮着管饭。老师吃派饭一般单独有一条轮换的线，时间长了便形成轨迹，用不着村干部去通知，到时候该谁管饭他自家都会知道。上家和下家可以互通情况，使饭食的花色变换，以免太单一把老师吃草鸡了。老师的饭可以由孩子去把老师领回家吃，也可以由家长或者孩子给老师用篮子提到学校让他自己吃；一家管一天，没孩子上学的人家也要管，这是一项全村人的责任。
　　 派饭的另一条线是给干部，主要是下乡驻点帮助村里开展什么工作的，另外还有短期因公来村里办事的，或者仅仅是到了吃饭的时候在村里路过的。最后一类，只要拿出相应的可以证明你是公家人身份的介绍信、便条之类，村干部就可以把你领到某一村民家里，让该村民管你一顿饭，然后你留下规定数额的钱币和粮票（实行粮票以前有派饭单，干部随身携带），主人不推辞，你也不必有什么歉疚，说一一声“添麻烦了”便可以走人。
　　 派饭，是个很不错的制度，他固然给村民添了一点麻烦，但村民也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每吨饭干部留下的粮票和钱，对常年只能抠鸡屁股的农家来说，还是可以派用场解决些许问题的；而对于干部来说，那是一个极好的密切干群关系的机会，在由“饭东”陪同一起吃饭和饭前饭后拉闲呱的时候，不拘形式地进便行了调查研究，能掌握很多正式会议上了解不到的事情，譬如各家各户的情况、村民们的要求等等。
　　 派饭，不是什么大事，但村民们都挺重视。
　　 胶东农民是朴实的，同时也是重视脸面的。退回几十年，农民的生活谈不上富裕，“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大有人家在，“籽成”粮那是上等饭食，尤其是细米白面，平时总是要珍藏一些以备不时之需。譬如过节，譬如来客，来客就包括派饭。不排除有的人家确实困难，
　　 那就只好让吃派饭的同志跟自己一起吃地瓜面窝头，但总得有点像样的菜啊！于是便东家西家去借几个鸡蛋，再到地里选几把应时的新鲜蔬菜炒上一碟，反复叮咛小孩子：“同志吃饭的时候出去玩，不准来家！”好在吃饭的同志一般不会把菜全吃光，所以小孩子也盼自家被派饭。
　　 打从农村建立了民主政权，党政干部下乡驻点帮助工作是推行方针政策和某一时期工作重点的有效手段，于是派饭便成了常态，是农民生活的组成部分；干部和群众恰如其份地被比喻为鱼水关系。
　　 记忆中，也曾经遇到过几次大规模的派饭，全村动员，家家分派做饭的任务。
　　 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的事。当时正面临全国解放的两军决战时期，胶东一带部队来往调动频繁，民工也大规模出发，家乡的村子靠近大道，就大规模派过几次饭。有时相邻的村子同时开进一大批人，要求家家烙饼，也有时是要求家家烀玉面大饼子，分配数量（分量）到户，所用的粮食面粉记下账，以后交公粮的时候扣除（那时还没实行粮票制度）。部队吃完饭便开拔。这种情况当然不是常态，是临时的任务，却最能在记忆里留下刻痕。
　　 派饭，是不准喝酒的，这一条一直被严格执行；管饭的“饭东”和吃饭的人员都很自觉。后来村民的生活提高了，派饭的质量也芝麻开花，但酒品却始终不上饭桌。那时好像并没有人为的监督，一切顺理成章，吃饭的和管饭的都自觉遵行；当然，也有时作陪的主人会问一句：“某同志，咱们喝点儿？”某同志的回答千口同声的是：“不会喝！”于是便没人喝。
　　 被派饭，那是一种脸面，一种荣耀。偶尔哪一家被派饭的干部漏掉隔过去了，主人家立马便会去问：“怎么把俺隔过去了？干部不稀待到俺家去吗?”于是负责派饭的人便赶紧检讨：“哎呀！我记错了，上次不是你家呀？下次轮你家把！”有那么一段时期，地、富、反、坏家庭是没资格被派饭的，于是这类人家便在村子里矮下了半个头。
　　 派饭的制度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许多村子里给下乡干部管饭的时候，有了指派的“管饭专业户”，公款报销，村干部陪同；村子里也没了单班或复式班的小学校，单身一人兼职校长，校工的教师也不再存在，于是一直通行于人民政权所在地的派饭制便自消自灭了。
　　 时代在前进，旧的形式必然更新，但好传统的精神却不能丢，我想，那些重新推行派饭制度的地方应该给以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