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想到，表哥说走就走了。
　　
　　 一
　　 我最后一次见表哥，是2014年初夏。我回到了安康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记忆中的山路、满坡的青松，白墙黛瓦的房屋，围绕房前屋后的稻田，垭口的那棵油桐树开着白色的花。
　　 我坐在表哥的面前，他在堂屋的躺椅上坐着，穿一件深蓝色衬衣，扣子系得严严实实。旁边的小桌上放着茶杯，我一张口说话，表哥就听出来是我。他空洞着眼神，脸上展露出欢喜的笑容。
　　 我回去的时候，正是安康最美好的季节。稻田块块，秧苗正茁壮成长。松树尖已吐出新枝，枝头尽是褐色的穗子，山间充满淡淡的甜香。九节兰也悄悄开了，诗意着我的回乡之旅。
　　 表哥拄着拐，摸索走着村里的山路。他步履有些蹒跚，神情却如孩童般单纯。驻足在金银花前面，轻嗅，陶醉……
　　 世事无常，能干的表哥，居然得了眼盲，十多年了。
　　 表哥徘徊在他出生的村庄，在熟悉的每一棵树前沉默，和溪流交谈。走在他走了半辈子的山间小路上，聆听松涛阵阵。看他满足的神情，我估摸，他是想起年轻的过往了吧。
　　 我所有的记忆在表哥拄拐探索的脚步中复活。闻一闻夏叶散发的清新香味。我的目光里包含着对表哥深深的敬爱。掠过盛开的那树油桐花，掠过蜿蜒的山间小路，掠过一辈子也走不出的村庄……我似乎听见表哥年轻时，走在这条山路上啪啪的脚步声。我似乎又看见他挑着柴禾，汗流浃背的身影。村里的的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模样，枝繁叶茂。
　　 远处的巴山，依然黛绿苍远，绵延起伏。汉江的支流月河，从山前流过，有些浑浊的河水依然流向东方。
　　 表哥姓陈，是我的远房表亲。他比我父亲小不了几岁，和父亲一样都是教师。两家离得也不远。平时走动频繁，我们彼此也就很熟悉。
　　
　　 二
　　 那个时代，像表哥这样的民办教师很多，情况大致相似。他们一方面过着艰辛的生活，一方面承担着超负荷的教学任务。一个人代语文、数学、音乐、地里、美术等好几门课，往往要代几个年级的课。
　　 表哥曾在我村小学当过老师。那时候，村小学只配备他一名教师。安排两个年级一个教室，各坐一半学生。讲课也是一半时间讲低年级的课，一半时间讲高年级的课。那时村小学还没有电灯，用的是煤油灯，带玻璃罩的那种。他就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早晨六点钟，学生们陆续就来了，表哥就跟着忙活起来。
　　 我还记得，表哥在村小学任教的第一个暑假，筹备给他的小家建房。他带着表嫂，还有村里的相好邻居，跟着表哥请的工匠师傅一起修房。在离他家祖屋不远的地方，整出平整的地基和院坝。表哥结实的身子，在修房时是一把好手。他给夯土的师傅，一筐一筐递土，也递烟、递水，跑前忙后，眼看着墙一天比一天高，他的眼睛里，汪满笑意。他不说普通话，说着我熟悉的安康话。房子上梁那天，表哥把提前买好的长长鞭炮挂在梁上，噼里啪啦地炸响。我们坐在简单的乡宴场坪上，陶醉在表哥家的喜悦里。他一遍一遍地走在新房处观望。
　　 新房大约住了三年，又到临近暑假的时节，表哥新房后面的山体泥石流滑坡，他的新房被泥石流冲塌。表哥站在陷于泥石流的房子前，泥塑一样沉默很久。表哥修房的借债刚还完，房子就没了。我不知道表哥那时心里想着什么？表嫂从远处悄悄走近他，轻轻挽住他胳膊，他转身双手拥抱着表嫂，说了一句：“对不起，咱们的家又没了。”
　　 表嫂是个豁达女人，爽朗地回答：“人没事就好。幸亏人都不在家。要是晚上，一家子封在里边，那才造孽。”表嫂说完，这个刚强的女人默默转身，再一次走回她娘家的村庄。她的脚步缓慢，带着经历了人世的沉重和沧桑。我记得，表嫂回来的时候，带回了娘家几个兄弟给她凑的建房款。
　　 表哥，表嫂再一次另择地方建房，那一次买了砖，买了瓦，买了钢筋，水泥，打了抗震柱。别的事情已随着时间渐渐忘却，独独记得表嫂让两个表侄暂住我家的事情。因为都是男孩，把我们的小床加了一块大板子，宽多了。每晚我们四个男孩在床上像猴子一样打闹的情景，刻在幼小的记忆深处久久不忘。那些我们没心没肺地嬉戏，却是大人们难言的窘迫。表嫂和表哥，表姐，不在我家住，却在我家吃饭。母亲是如何把十几口人的饭做好，又是如何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三
　　 后来表哥调往偏远的乡镇中学任教，那时候我还小。那个乡镇距离我村大约有三十里地，途中十几里没有住家户，那段地方柴禾很多。表哥会利用业余时间上山砍柴，在学校附近晾干了，周末担回家。后来我才知道，表哥那时还是一名民办教师。不多的工资，要养活三个孩子和他们夫妻俩，他的老大孩子和我差不多大。
　　 他每星期往返学校，要经过我家门口。他去学校要挑着口粮，而周末回来时，要挑回一担晾干的柴禾。柴禾重，他每次经过我家门口，已经汗如雨下。他放下担子歇气，母亲倒了水给他喝，并留他吃饭。他喝了水，歇了气，继续担起担子，走回南边一里外的家。
　　 我长大些了，曾和表哥在周末去那地段砍过几次柴，但不是走表哥的老路。我们五点左右起床，烙个饼带着做干粮，拿上砍刀、绳和担。出发时月亮还在半空，我们就着月色上路。要走两、三个小时那么久，才到达目的地，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砍柴前，先拿一块石头，扔往看中的柴禾丛，打草惊蛇，或者试探是否有马蜂。确定没有蛇和马蜂后，就开始砍柴。这个时候肚子还不饿，干劲十足。把山坡上的柴禾砍光一大片，够我们挑的，打成捆，再用绳子绑几道，紧了又紧。两个柴禾捆都绑好了，我们的肚子也咕咕叫了，干吃些饼，就踏上了归程。
　　 返回的道路比来时可困难多了。八十斤之上的担子，担着吃力，还要小心担子不要碰上山壁；遇到溪水，就激动了。大喝一声，扑到清澈见底的溪水边，捧起水喝起来。那时候没有水壶，渴到极限的时候，能喝到溪水，补充体力，缓解疲劳，那是很惬意的事呢。看着从容、淡定的表哥，我实难想象，他是如何完成周内砍柴存起来，晾到周末再挑回去的。那个时候，我从表哥的身上，就看到了男人的责任和担当。
　　 溪水喝足了，再洗把脸。把脸上的柴禾碎和灰尘悉数洗净，人一下也就清爽多了。歇气够了，挑起柴禾继续上路，感觉担子越挑越沉，歇气的距离也越来越短。汗流满面，从额头流下的汗水，模糊了眼睛，就用掂在肩头的毛巾不停地擦汗，方便继续前行。突破了几次筋疲力尽，想就地放弃的心理极限，才回到家，放下担子的一瞬，一下感觉轻快、轻松了。好像完成了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样。吃一碗母亲做的洋芋蒸饭，炒泡菜；或者喝一碗花生浆稀饭，调一碗米面皮，感觉胜过珍馐佳肴。多少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吃出过这两种饭在那个时候的香味。
　　
　　 四
　　 在我上中学的第二年，师资力量紧张，表哥被调回我乡中学。并在乡中学通过了国家考试转为公办教师。乡中学在表哥家的南方，距离他家也就一公里路程。表哥做过我两年的语文老师。这个时候的他一副国字脸，留着板寸，经常穿着蓝色的中山装。扣子扣得整整齐齐。他喜欢背着手，大步流星地走路。偶尔的微笑，也是隐藏在嘴角。比没当我老师时严肃多了。
　　 他的宿舍正对着我们教室，他经常从教室外边，静静地走进教室巡视一圈。抽查纪律，查看同学们的学习情况。那时的模拟试卷奇缺，表哥就用笔头像针一样的钢笔，把模拟题刻在蜡纸上，印刷出来。供同学们学习，我们用铅笔做好模拟卷子，用橡皮擦擦掉答案，再次做题。直到做对为止。印一套题，表哥的工作量很大。
　　 一次语文课，表哥讲那篇文章是某某作家的处女作。同学们不明白处女作是什么意思。表哥解释就是第一篇作品。同学们又问，那为啥叫处女作？表哥说处女就是还没结婚的姑娘。同学们还是一头雾水，于是就变成解释“处女”了。
　　 表哥带班认真负责，兢兢业业。那一年我校两个初中毕业班，26名同学考上了中专，其中全区400分以上学生14名，我校占了7名。
　　 其后很多年，表哥一直在乡中学任教。
　　 在他快退休前的某年，表哥得了眼疾，需要立即住院手术。可他手里带着一个毕业班，从初一带上来的，兼着另一个毕业班的语文课。他不忍心临时换老师对班上同学们的学习有丝毫影响，他在医院检查完了，又假装没事，笑呵呵地回到学校。一直熬完那烽火连天的六月，坚持送走他做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的毕业班。他住院治疗的时候，病情已经急剧恶化，初始住院时他还挺乐观。以为做了手术，眼疾就好了。同学围在病床前说：“陈老师这么善良和敬业，一定能得上天眷顾。”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善良人都能得到上天的垂怜。表哥的双眼失去了辨别能力。
　　 我再次见到表哥的时候，他已经双目失明，他握着我的手说：“我不能再带学生了，我成了废人！”一边说一边擦着眼睛。
　　 我捏着他的手说：“表哥，你这一辈子，做老师，你是优秀的；做男人，你是有脊梁骨，稳稳地撑起了一个家！你该安心养病了……”那一年，他五十五岁。提前病休在家。
　　
　　 五
　　 之前我回老家，就见到过表哥在垭口那棵油桐树下，向南方凝望，静静地……我以为他眼睛好了。悄悄走过去，看到的还是他空洞的眼神。
　　 他侧目注视着我的位置，问：“哪个？”
　　 “我是大轩”。
　　 他立即满脸笑意，皱纹挤到一起：咧开嘴笑盈盈地问：“这次回来，要呆几天呢嘛？”
　　 “也只能呆一个星期。儿子要参加小提琴比赛，我要陪着去西安。”
　　 “那抽空到我那里坐坐。”
　　 “我一定去，哥。”
　　 我顺着他的目力方向看出去，狭长的平原，月河丝带一样飘扬在平原上，灵透，静谧。我知道他“看”的是月河北边的那个校园，“听”的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这是融入他骨血的情怀。
　　 在我走过他身边时，他的眼睛又向南望着远方，风从他身边轻轻吹过。油桐树叶子上下翻飞着。
　　 不久前，父亲对我说：“你表哥去了。没有葬入他家祖坟，埋在垭口他经常站立的那棵油桐树下。”然后就凝噎了。
　　 追忆表哥，我才深切体会到：那份对学生的牵挂和热爱，一直埋在表哥的内心深处。想起眼盲的他，经常站的那棵油桐树，在那里就能看见乡中学。他在那凝望，他的心一直都在乡中学那个地方。
　　 表哥最终长眠在那条山路垭口的油桐树下。
　　 守着他的情怀，他的灵魂得以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