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弘一大师纪念馆，没来由的突然觉得心里很是酸楚，当真是“悲欣交集”。
　　 对着弘一大师的雕像深深地三鞠躬后，径直地朝里走，抬头处一片匾额，是赵朴老的题字“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跨过门槛，入门处镶嵌着四个大字“悲欣交集”，正是大师的绝笔。世人很多人读不懂他，唯有深入佛法，或许方能略晓一二吧！
　　 耳畔仿佛又回荡着那首著名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寂寂何相待，知音世所稀。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史中，李叔同是公认的通才和奇才。无论音乐、戏剧、书法、绘画、诗词皆是一流，堪称全才大师，中国现代艺术的鼻祖，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艺术巨匠。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最早将油画、钢琴、话剧引入中国，他擅长书法、诗词、丹青、音律、金石，在当时是整个学术界神一般的存在。鲁迅先生得到他的一幅作品，自称：“幸甚！”林语堂说：“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张爱玲说：“我从来不是高傲的人，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外面，我是如此谦卑。”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全才大师，在盛名抵达巅峰之际，却选择抛妻弃子，遁入空门，精研戒律，过上了苦行僧的生活。
　　 许多人对此不解，侮辱毁谤谩骂，说他无情无义，消极避世。
　　 便是他的日本妻子，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杭州灵隐寺，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劝说丈夫切莫弃她出家。然而大师心意已绝，连寺门都没有让妻子和孩子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伤我？”
　　 妻子知道已挽不回丈夫的心，便要求与他见最后一面。清晨，薄雾西湖，两舟相向。
　　 她满带哀怨地叫道“叔同——”
　　 李叔同：“请叫我弘一”。
　　 妻子：“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
　　 李叔同：“爱，就是慈悲。”
　　 “慈”是与乐，“悲”是拔苦。佛经上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真正的慈悲。这个慈悲心是从本性里面生的，自然流露的，没有说对这个我特别喜欢，那个讨厌。对于佛菩萨，畜生、饿鬼、地狱，乃至于对一切植物、矿物，一律平等，无二无别。
　　 慈悲，就是没有条件的爱。父母对子女非常慈悲，他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是“爱缘慈悲”。人世间的爱是迷情，是控制，是占有，是自私，由爱会生恨，会生怨，会生仇。
　　 慈悲没有敌人，一切众生，包括山河大地，树木花草，都是源自我一念清净自性。真正明白宇宙人生真相的人，才能说出这一番话。他了解真相，真正明了“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
　　 看似无情，实则有情。舍小我为大我，舍小家为大家，舍小爱为大爱，舍人世爱恋为平等慈悲。
　　 世间从此少了一个风情公子，佛门却多了一位大德高僧。
　　 1921年3月，弘一大师驻锡温州城南庆福寺，以四年时间穷研《四分律》，完成了近代佛学经典巨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1931年，他发愿弃舍有部律，专学南山律，从此由新律家变为旧律家。在泉州开元寺尊胜院结夏安居期间，他把南山钞记随带身边，朝兹暮兹的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圈点、抄写科文，改正讹误，才完成了南山律疏的整理工作，为后世治南山律者留下正确的范本。
　　 1937年抗战爆发，大师不顾炮火连天，依旧按预定日程行事。这年冬天，厦门时局紧张，大家劝他赴内地避难，他却坚决不愿离开厦门，自己给所住的房室题名为“殉教堂”，誓为诸寺院护法，与共存亡，如逢变乱，愿以身殉，并以诗“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来言志。这种高标傲世的节操亦可在他1941年冬的红菊花题偈的诗中看出：“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他自称“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对此解释“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弘一大师晚年把生活与修行统合起来，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有一天，他的老友夏丏尊来拜访他，吃饭时，他只配一道咸菜。夏丏尊不忍的问他：“难道这咸菜不会太咸吗？”“咸有咸的味道。”弘一大师回答道。吃完饭后，弘一大师倒了一杯白开水喝，夏丐尊又问：“没有茶叶吗？怎么喝这平淡的开水？”弘一大师笑着说：“开水虽淡，淡也有淡的味道。”
　　 这便是大师的道风，恬淡虚无，逍遥物外。生活极其的简单俭朴，几近严苛。他以戒为师，每日只吃两餐，过午不食。他衣不过三，寒冬也只一件百衲衣。一双僧鞋，穿了几十年。凡四体琐事，洗衣缝补，全部亲自动手。外出云游时，只带破旧的席子和单被。曾有一次，丰子恺寄宣纸请他写佛号，写罢，他回信问多出的宣纸如何处理。
　　 他的惜福缘于小时候，看见父亲请人写了一副大对联，录清朝刘文定公的句子，高高地挂在大厅的抱柱上。上联是，“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他哥哥时常教他念这句子，念熟了，以后凡穿衣或饮食，都十分注意，就是一粒米饭，也不敢随意糟掉。
　　 他常常告诫大众：“我们即使有十分福气，也只好享受三分，所余的可以留到以后去享受。”有一年，他在厦门南普陀寺给出家人作开示时，劝他们“发大心”，以各人自己的福气，“布施一切众生，共同享受，那更好了。”
　　 他的学生丰子恺曾经说过，人生有三种境界，物质、精神、灵魂。生活在物质层次的人，只要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
　　 其次，高兴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
　　 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
　　 而李叔同，恰恰属于第三种。所以，他注定是要成为“弘一大师”的。
　　 俞平伯曾如是说道：“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
　　 然而何止是像？他一生追求，乃是一个“真”字。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在这苍茫的人世间，或许，再也不会有第二个李叔同了。
　　 一曲终了，悲欣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