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四个年头(2016—2019)把13年以来写在博客里的日志整理出来，精选出43万字，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心田》一书终于问世了。
　　 出书的经历让我受益匪浅。平时写的文字很随意，有感而发，写出来自己翻看，是一种倾诉或者说是一种心情日记。如果网友点评或者赞誉，便有些沾沾自喜。当这些文字整理出来交由出版社出书时，才知道出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首先申请书号。以往县里有些人出书基本用的都是内部书号。内部书号不用花钱，只要到市里负责内部书号的部门申请就可以，一般很容易批下来。泰来作协拟定出一套文学丛书（10本）基本上书稿都已经确定下来了。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图书出版的政策有所改变，严格控制个人出书。各种内部书号、丛书号不予审批，唯有申请国家正式书号，而且国家正版书号一般都在1.5万元左右。个人出书，花费太多，难以承受。面对这样的变化，大部分人撤回出书的想法，丛书出版便成为一个泡影，很快就破灭了。我的书稿已经由泰来作协的文友们校对出来，有50多万字。我也犹豫了，怎么办呢？是出一本无有书号的小册子还是出一本正版图书呢？真的很纠结。这时候，温明远老师鼓励我，作协的文友鼓励我，我的老伴儿说了一句最支持我的话“你都准备到这种程度了，那就出正版书吧！印1000册。”我何尝不想出一本正版书呢？只是出书的费用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这样破费有些于心不忍。在家人、朋友们的支持下，我决定出一本正版图书，不为出名，不为争利，只为圆梦，只为一个心愿。于是，通过温明远老师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联系，于2018年11月1日签订了出书合同，并一次性汇去出书费用。由出版社根据书稿内容向国家出版局申请书号，并列入出版计划。
　　 出书的事情落实了，我特别兴奋，把要出书的事情告诉亲人和朋友们，似乎很快我的书就会印制出来了。可是，随着事情的进展我才知道，出正版书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这只是刚刚开始。
　　 出版社一边向国家出版局申请书号，一边做出书的准备工作。我把由泰来作协主席李齐军排版的书稿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出版社李梅副社长，由她负责落实相关事宜。根据我发过去的书稿出版社按照出书规格进行排版。由于我的文字太多，李梅副社长让工作人员做出两个版本，一个是5号字版，一个是小5号字版。由于我不懂出书的相关事宜，为了压缩篇幅，便同意了小5号字版。过了好多天，我又仔细看看小5号版，觉得字太小了，看起来很费劲。我书的读者们都是年纪大的多，这么小的字即使戴上老花镜读起来也是很费劲的。我赶紧给李梅副社长打电话，说明我的想法。李梅副社长采纳了我的意见，虽然书稿已经排版结束了，又重新按照5号字排版。此举让我特别感动。
　　 书稿虽然排版结束，并不是马上进入印刷程序，最关键的程序是审稿。而是通过三审三校定稿后才能付印。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很辛苦的过程。
　　 当我第一次收到出版社快递过来的书稿时，心情十分激动。厚厚的书稿有8厘米那么高，扉页上是责任编辑也是编审夏老师用红色笔写的修改意见。编审老师要求很严格，对于请人写的序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尤其对于读书札记这部分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我原以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却被编审老师提出了十分严格的修改意见：调换、重写。这时候我才明白，平时随意写出的文字，即使文通理顺，但是不符合文章的体裁，也必须严格修改。读后感，不是泛泛地复述故事情节，而要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重点是谈感受。比如《读刘辰回忆录有感》这篇文章，我根据作者的回忆录每一阶段都复述一遍就占用了大量篇幅，编审老师提出删减到3页。这样一来我删掉了三分之二的文字，才符合要求。
　　 对于有些文章中的议论部分，编审老师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不要对社会上一些说不透彻的问题妄加评论，而要突出文章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对于文字的使用也提出了具体要求，比如“的”“得”“地”的混用一直是文章中的通病。按照编审老师提出的具体修改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同时对个别文章进行了调换和改写。这时候我才知道我的书稿就是一个初稿，必须按照出版社的标准去修改。第一次校稿变动很大，重点按照编审老师的意见进行修改，并反复通读书稿，尽量做到字句通顺，标点正确。然后把修改后的书稿快递寄给编审老师。
　　 第二次校稿是最关键的。2019年1月份我收到了出版社快递过来的第二次校稿的书稿。这是根据第一次校稿后重新排版的书稿，编审老师也提出了修改的建议。因为忙着筹备过年，我起早贪黑，昼夜兼程地修改了一遍，只用了三天时间把40多万字的书稿改了两遍，有所删减和增加，便给编审老师寄了过去。我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稳，这次改稿有些仓促，似乎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只能等着第三次校稿再认真修改了。
　　 2019年2月2日，我收到了书稿，打开一看，依然是第二稿，编审老师提出了继续修改的意见。比如，书稿中多次提到某某的书出版发行，只有国家正式书号，由出版社出版的才可以称为出版发行，而我们大都是内部书号或者自己印制的小册子，那不是出版。我想好多人是不懂这个道理的。还提出了对于个别有争议的作家的读书札记最好调换一下。最后提出再精炼一些。这时候我又接到夏老师的电话，他告诉我，书稿中写的事情、人物一定要可靠、有定论，拿不准的或者将来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文章最好拿掉。不要着急，仔细看看，力争做到再精炼一些。听了夏老师的话，我豁然开朗，我突然明白了，应该换个角度看书稿，再提升一个层次看书稿。这次，我沉下心来，仔细阅读，认真揣摩，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每一篇文章都反复推敲。以前，只是看看标点、错别字和语句是否通顺。这次，我重点看文章的主题是否突出，细想内容是否有意义，表达得是否清楚，论述得是否简练。换个角度和高度，就发现了一些问题，及时修改、充实或删减。毫不留情地删掉一些文章和诗词，让每一篇文章尽量做到精炼。这段时间，心情沉稳，思路清晰，对于已经阅读过上百次的文章有了新的感悟，走出了原来束缚自己思维的小圈子。这些文章也焕然一新。我也理解了作为责任编辑应负的责任是何等的重要。
　　 2019年2月22日我把精心修改的书稿快递给夏老师。这次心里特别安定，有胸有成竹之感。
　　 第三次校稿就比较轻松了。这次收到的是二次校稿和改后重新排版的第三稿。按照夏老师的意见，我重点审核二次校稿改动较大的地方，看看是否衔接准确，然后再通读一遍，觉得无误了，把这二次校稿全部寄回出版社，静等出书了。
　　 校对的过程很辛苦。40多万字正文加之序、目录、附录有53万字。只我一个人来校对修改，没有得力的人手帮忙。有时候累得我颈椎疼，甚至彻夜难眠。有时候，老伴儿做好饭菜几次叫我吃饭，我都难以从修改书稿的氛围里走出来。曾经一度后悔自己都快70岁的人了，不该出什么书啊！何苦这么辛苦啊！可是，书稿修改只有作者本人能体会到如何修改，别人无可替代啊。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走到这一步，怎么艰难也得走下去！这个辛苦的过程就是学习、提高、淬炼的过程。当初写日志，就是写着玩的，很随意，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视野很窄，眼界很低，可以说是井底之蛙。在编审老师的悉心指点下，开阔了视野，学到了知识，提高了认识。真正从自娱自乐的小圈子里走了出来，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了。经过反复修改的文字增色不少，基本达到了国家出版图书的标准。
　　 校对的过程让我对出版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李梅副社长对于《心田》一书的装帧设计用尽了心思，反复几次为我提供封面设计的图案，并说：“一定让您满意。”最后按照我的想法确定了封面设计图案，我非常满意。当朋友看到《心田》一书的时候，就说这个封面和你的网名“淡文竹雅”特别符合，大家一致称赞封面设计的雅致。责任编辑夏老师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他不仅仔细阅读书稿，严格提出修改意见，还亲自电话联系我，告诉我如何去审稿，什么文字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并说明原因。让我从中受益匪浅。几句话就开阔了我的思路，让我明白了正版书籍应该是什么标准。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的敬业精神和为作者负责、为出版物负责、为社会负责的态度让我由衷地感动。
　　 年近古稀出书，圆了儿时的梦想。通过出书，我了解了一本书（国家正版图书）的形成是多么的不容易。一本书不仅仅是作者的创作成果，也是出版社的成果。装帧设计、排版、校对、责任编辑的指点、修改，印刷、装订等等，是多数人的劳动成果。我从小就喜欢书，这次我对书有了更深一层的敬意。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爱护每一本书，就是对作者、编者、出版者的尊敬。
　　 出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的体会是：会写、能写的人不一定能出书，有钱的人不一定能出书。出书是多方面条件促成的。一是拥有一定规模的文字积累；二是有明白人、热心人指点、督促；三是有家人、朋友的支持；四是有平台和氛围；五是作者自己有梦想、有耐力、肯吃苦。诸多条件融合到一起，形成了一种助推力，才能把多年积累的文字编辑成书，出版发行。《心田》一书出版发行首先得益于自己多年的文字积累；得益于温明远老师的多次督促和指点；得益于老伴儿、孩子们的理解和支持；得益于泰来县作协这个平台和全体文友的鼎力相帮；得益于自己多年的文学梦和持之以恒的韧劲儿；得益于黑龙江出版社总编、责任编辑老师的全力支持。
　　 尝试出书，是人生一件幸事，是难得的人生经历。四个年头过去了，《心田》承载着我十几年的笔耕之果面世，我及家人、朋友们由衷地高兴。《心田》记载着我的心路历程，记载着与亲人、朋友们一起走过的足迹，是美好的回忆。《心田》洋溢着满满的亲情、友情与乡情，是我对亲人、朋友和家乡的回报与感恩。更是我人生经历中最难忘的一段历程。有梦想就有希望，为了圆梦不懈地追求，不懈地付出，必定有出乎意料的收获，这种收获是用金钱不能衡量的，那就是精神世界的充盈和美好。人的生活离不开物质生活，更离不开精神生活。我觉得在具有丰厚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更需要精神生活的不断提升。
　　
　　 2019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