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黍地沟
　　 黍地沟是刻在心头的地名，但是我并没有见过这个村子。
　　 在大同到黍地沟的路上，时不时的能看到一些房子，红砖瓦房，低矮，前脊长，后脊短促，有别于河北平原的泥顶平房，符合当地“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逻辑。更多的，是坐落在坡上的老房子，石头做房基，泥土坯占据上半部分。比红砖瓦房更为低矮，灰瓦上蒙着尘土，看不出本色。房子间量很小，窗户、门也按比例似的缩小。汽车穿行在稀疏的老房子中间，让我以为到了五十年代的乡下。墙上的几个红字，却穿过岁月的屏障，印在我心里——“黄糕炖肉”。堪堪的雁北特色。
　　 黄土，丘陵，偶尔闪现的白杨树林和村落。水势湍急的小河并没有给该地带来更多的福泽。地上的玉米苗，黍子苗，蜷缩着，豆苗强撑着三五片叶子，这里的庄稼显然是靠天吃饭，没有家乡用以浇灌的畦背。
　　 爱人单位驻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被小山包包围着，四周连棵树都没有。荒凉，是黍地沟给我的最初印象。
　　 在火车上，我曾隔着车窗采集风景。从平原到山区，越往北走越荒凉。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树，一排一排的，树身低矮，树冠像被裁剪过，或葫芦状，或瓜型，或不规则的豆角型，与内地的树木相比，活脱脱都是“小矮人”。在苍茫的晨曦里，在铁道线两边的丘陵上，这些树冠，就像画家没点开的墨，以团块的形式晕染着，这是风的“杰作”。此时，已是六月初，过了大风肆虐的季节。
　　 驻地是一排简易的红砖房，平顶，面北，对面是正在施工的是黍地沟牵引变电所。唯一可入目的，是一棵一人多粗的大柳树，它是雁北的“土地神”。比之京包线大同南沿线的树木有更多的冲击力。
　　 吃水靠拖拉机送，冬春季风大极了，不小心，能被风搬个跟斗。顺山坡有一排简易房子，比工棚略好一点。每间小房子门旁，都伸出来一节白铁皮烟囱，烟囱下对着一个灶口，有烟熏的痕迹。房子仅高出门两排砖，门本身就不高，近一米八的爱人要低着头出入，以免碰到脑袋。
　　 屋子里仅有两张床，两张桌子，砖砌的煤火炉，灶口就垒在门外烟囱下面。墙还是扎眼的红砖，屋顶裸露着树枝和席子，隔壁有人打个喷嚏，我都能分辨出来自左邻还是右舍。
　　 全作业队只有一个大哥大，信号不好，每次打电话都要爬到山上去。到节假日，等着打电话的人排着队。狂风中，大雪中，这些想和家人说几句话的热血的汉子们。有位领导来过黍地沟，看到工地的艰苦，特意组织机关人员过来参观，看看工地的上人有多苦。爱人曾写过一封信《重返黍地沟》，刊登在单位的报纸上。工友们都依葫芦画瓢写信给家里人，家属们读了，眼泪汪汪的，我读一次，哭一次。
　　 去黍地沟是突然决定。当时，我刚从老家调到省会某医院一年半，租住在医院不远处，楼下是房东一家，楼上住着三家人，恰巧都是保定老乡。爱人总是放心不下我和孩子，差不多一周就通过房东家电话，问候几句。当得知我和孩子都病了，一个白天在医院输液，一个晚上在家输液，就和我商量，别上班了，去黍地沟养几天吧。随即，他赶回来，带着病后初愈的我，和刚刚痊愈的孩子，来到了黍地沟。
　　 六月的黍地沟，还在春季里。大柳树的叶子还没有茂盛起来，风比内地的性急，云顺着风的方向，往东南移。一片云彩过来，就下几滴雨，这雨，不解旱情，是让人打寒战的雨。我在白地绿花上衣外套上了爱人的藏蓝色毛衣，这是我手织的。
　　 更多的时候，我就带着孩子坐在树下，看蚂蚁，或者望着对面即将开通的牵引变电所，爱人和他的兄弟们正在忙碌。
　　 每天盼着吃饭，盼着太阳西沉。这也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去食堂帮灶，其实就是想打破与此地黄土一般的寂寞。逼仄的小屋子，没有电视，爱人的书籍，都有关围棋，《围棋天地》《三十六计与围棋》。也就翻翻而已，和我是两个世界。做饭的阿姨五十多岁，长得好看，白净，高大，我暗地里觉得很像我的母亲，爱人也悄悄地对我说，真像孩子的姥姥。阿姨最拿手的是大同熬菜，我很喜欢。土豆、洋白菜、几片五花肉，最好吃的居然是粉条，雪白雪白的土豆粉条熟透了，棕色，透明，琥珀做成的一样，带着诱人的香。仿佛家的味道，也是母亲的味道。
　　 喜欢阿姨做的饭，也喜欢她。对于难以理解的大同话，也觉得好听了。阿姨每次说话总先一个“嗷……”，长长的，然后才接正题。
　　 那时候，只知道浑源县的悬空寺，和大同市的云冈石窟，却错过了黍地沟村北的方山遗址。或者说，北魏在我眼里只是一个短促的历史符号。模糊，抽象，十多年间，我先后到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以及处于河北境内的响堂山石窟等，才将我模糊的历史概念，勾连成一个曲线。
　　 小小的黍地沟，居然与北魏有割舍不了的渊源。方山遗址，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浚之妻冯氏之墓地，俗称祁皇后墓。
　　 黍地沟，联系到墙上的“黄糕炖肉”，顾名可思义。土地贫瘠，天旱少雨，只能种一些耐旱的黍子。我想，如果没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谁愿意待在这么荒凉的地方。
　　 工友们对大同的煤赞不绝口，说又好又便宜，一根火柴都能点着。做饭的阿姨，每天从煤灰里捡一些煤渣带回家用，当地老乡生活清苦，人很朴实。
　　 大柳树下拴着一条大狼狗，整天气势汹汹的。听工友们说，这是条怂狗，晚上有小偷来，都不敢叫唤。工地丢过柴油，那是供发电机用的。
　　 在庄稼地里，我还是能分辨出黍子的。叶子比谷子略显粗壮，带着一层白色的绒毛。黍子长大后，因为秸杆软，黍穗弯下来，乍看水稻一样，远没有谷秸秆硬朗。产量还不高。我老家也种一点黍子，一来为了过年蒸年糕，二来，黍穗可以做笤帚。黍穗的笤帚，过年时才开始用，是扫炕或者扫案板的好物件。虽然这样，但人们也不肯把黍子种在肥沃一点的田里，河边、坡地才是黍子安营扎寨的地盘。黍地沟，黍地沟，是黍子最适宜的地方。
　　 我与黍地沟的缘分仅一周。
　　 六月十号，这个牵引变电所开通完毕。就在这个节点，爱人最好的哥们，宏在京郑线一个配电所触电身亡，年仅30岁。接到这个消息，我和爱人都呆住了，不相信是真的。随后，不约而同地作出决定，立刻回石家庄，送他一程。当夜，赶大同返石家庄的火车，没票，赵队长特意给火车站协调，可先行上车，候卧铺，再给我们娘俩补票。趁列车未到大同站，在大准线指挥部短暂歇息了一会儿。大同早晚温差大，又为好友突然离世难过，我竟忍不住浑身发抖。时间太紧张，来不及去买御寒的衣服，还是指挥部的张师傅把一件厚厚的夹克衫送我，衣服我如今都记得，蓝色，劳动布面。列车的灯光很柔和，乘务员直接带我们去了通勤车，这半夜，我和爱人都没睡，闭上眼，就是宏的样子，还有关哭泣、无助的脸。关可怎么办？我止不住落泪。灯光是暖色调，包厢安静，温暖，心却冷疼冷疼的，像黍地沟一般苍凉。
　　 俩个月后，我再回石家庄。女儿坐在关腿上，搂着她说，关阿姨瘦了。关，双手捧着珠儿的脸，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关阿姨的瘦，是有代价的。”我的心跟着一沉。关是个乐天派，家住易县清西陵旁边。祖上是入关的满族人。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宏去世后仅两个多月，她的满月脸变成瓜子脸，人像装在口袋里，风一吹，衣服鼓起来像个皮筏子。
　　 此前，关整天嚷嚷着减肥。
　　 一列列车幸福地行驶着，中途骤然颠覆，瞬间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轨迹。一个在命运之手的操控下，提前抵达终点，一个在没有一丝准备的情况下，被抛弃，孤独地停留在看不到光明的半路……很多年，黍地沟在我脑海都是黄乎乎的，就像谁在这片本就沉寂的土地扬了一大把沙土，每次回想，眼都像被沙子硌了。
　　 在大同前前后后待过两个多月，但黍地沟再也没有进入我的视线。意识里，好像也刻意躲避着什么。其实黍地沟除了贫瘠荒凉，有什么原罪。
　　
　　 二、党留庄农场记事
　　 我写完黍地沟的时候，爱人发来一张照片。赵队长身着短袖衫，双手背在身后，站在一排灰砖房的门前。灰砖卧板，屋瓦是有些褪色的土红色，屋脊上安着一个锅形家用电视天线。院子一侧用铁丝圈起来，看不出种了什么，也许是养鸡用的。屋前零散的东西，有大塑料水桶，小塑料桶等杂物。鲜红的春联，蓝色的窗帘，打开的窗户，证明这里还住着人。
　　 爱人说，党留庄。
　　 我说，不是吧？没有那棵大柳树。
　　 是现在的党留庄。
　　 二十年的光阴，在赵队长身上仿佛没留下多少痕迹。我恍惚觉得还是1997年。
　　 当年，我再次返回大同时，爱人作业队的驻地已转移至距离大同二十华里的党留庄农场，住宿环境好于黍地沟。赵队长住北屋，伙房在北屋最西头，大师傅是一对二十出头的小夫妻，我的老乡。我们住西屋，靠北头是当地人，或许男的是农场职工，个子不高，瘦瘦的，女人也不高，胖妞妞的。我到过她家，给孩子买火腿肠。其实她家不是小卖部，是因为电气化人住在这里，临时卖小孩爱吃的火腿肠和大人的香烟。贴着白瓷砖的灶台，被女主人擦得一尘不染，一个灶台大小两个灶，大灶做饭，小灶上是一口小缸，温水用的。迎门是一个两节红躺柜。
　　 往南，紧邻她家，也是里外两间，外间屋靠北墙是半通炕，西南两面有好几个烧煤的炕洞，也有大灶小灶排列在门左侧，通到里屋的大炕上。里屋是一通大炕，与河北一样，占半间屋子，屋里没其他摆设，北边靠西墙是两张拼在一起的单人床。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的临时住所。
　　 大同处雁北，确有凉爽的优势，刚出机井的水，凉得手疼，伏天午睡也要盖被子。防暑降温发的漂亮毛巾被，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一家人相守，吃饭有食堂，每天就是陪着孩子们玩那点事儿，其他不用操心，我的体重在短时间内骤然增了十斤，原来飘逸的碎花连衣裙，倒显得合体了。
　　 屋前，是同事们种的大葱，葱地一角有棵杏树。隔壁是凤海一家三口。小曹禺那时候还不足三岁。他家屋前用砖垒着一个兔子窝，打草喂兔子，是孩子们开心的事儿。四只兔子有名字：王浩、赵程、朱珠、曹禺，每次喊兔子的名字，大人孩子都哈哈大笑。人们故意逗曹禺，要炖兔子肉吃，憨厚的曹禺信以为真，每次都摇晃着小手，喊：“不能吃兔子！不能吃兔子！”
　　 “小卖部”那家门前种了几行莴笋，当时是比较稀罕的东西，那男人不知道怎么打理，同样是外行的电气化人说，劈掉叶子长得好。于是，大家七手八脚把叶子掰下来，或者蘸酱吃，或者喂兔子，可怜的莴笋长得又细又高，不像莴笋了。西红柿三五个挤在一起，很漂亮，黄色，表皮像涂了蜡，与河北平原的不同。我们散心一样，去村里赶集，需穿过由高大的夯土墙，低矮的土坯房构成的街巷，这些建筑，颇像另一个世纪的产物，极具沧桑感，塞北的荒凉气质。集上并没有想象的人多，不记得有没有卖衣服鞋帽布匹的了。我买了几个黄西红柿，一尝，不仅不沙，还酸得要命。原以为这辈子再也不想吃黄西红柿，不料，多年后与同去大同的人聊大同西红柿，她说多好吃啊！又沙又甜。她断定我吃了不熟的西红柿。赶集的当地人女人，看电影一样盯着我们，我们彼此都打量着对方，她们的穿着显然比男人们光鲜，让我惊奇的是，这些女性，不管大人孩子，人人手腕上均戴着银手镯，银耳环，大人无名指上有银戒指。看着比我们阔，可这家园看上去并不富裕。一方水土一方人吧，大同养女人。
　　 因为暑假，家属来得多，食堂经常包包子。农场院子里，有茁壮的紫葱头、开着白花的土豆、吐红絮的棒子，还有成片的盛开的金针。有一种萝卜叶子样的，在地表结着椭圆形根的苤蓝，去皮，切丝，酱油醋香油一拌就是上好的咸菜，第一次吃就难忘。
　　 农场里长着茂盛的苦菜，当地人并不稀罕，我们采来，在食堂焯水，用蒜末香油醋凉拌，开胃清火。孩子们蹬着小眼睛，看着我们翻飞不停地筷子，理解不了为啥大人们喜欢吃苦苦的东西。
　　 我最喜欢场长家的黄糕，地道大同的特产。刚出油锅的黄糕，带着一层冒泡的酥皮，沾着白糖，咬一口酥香，糯香，甜，回味是黍子的清苦。一辈子难忘的好味道。至于山西醋，我不敢恭维，酸的倒牙。
　　 孩子们正长身体，赵队长想办法买来土鸡。随作业队工作的民工们给杀了，晚上满院子都是鸡肉的香味，满院子也是孩子们的笑声。那些民工，得到了杀鸡余下的血、内脏、鸡胗和鸡肠子，鸡肠子在北方是没人吃的，我远远地看着他们收拾，清洗，兴高采烈地样子。一阵阵热嘟嘟的腥气飘过来，我一阵阵犯呕，心里难过，觉得他们更不容易。
　　 可是，这个世界，谁容易呢？
　　 大同、阳原、化稍营，是我陌生又熟悉的地名。这些电气化人，在这个时段，负责着跨越山西和河北的大秦线二期工程。那时候条件艰苦，施工人员需要乘坐敞篷卡车出工。我在大同是夏季，阴天的时候，队员们戴着安全帽，还要披着棉大衣，腰里系着钳套，迎风站在车箱里，向着工地跋涉，车后卷起滚滚黄土，这个景像至今定格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