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是唐代诗人贾岛名作《寻隐者不遇》。诗中最动人形象就是那个自始至终没有出现的高洁之士，一个在深山老林里靠采药为生的仙风道骨的隐者。
　　 在古代社会，隐逸之风盛行。隐士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类特殊人群。他们远离尘世，遁迹江湖，栖山林，居田园，侣鱼虾而友麋鹿，以渔樵为业，以农耕为生，啸聚山林，以田园为乐。
　　 隐士深受文人仰慕。隐士，德高望重，知识渊博，智慧贤明。他们一旦为社会所用，往往具有巨大的能量。隐与仕，在士人心中很矛盾和纠结。士人有才华，有德行，自然想为世所用，这种积极用世的思想开始很强烈。然而，自古而下，官场不好混。真正有才华，品行端正的人，往往受排挤，不被重用，这些士人，献计献智献策尚可，但做官未必合格，且仕途总是坎坎坷坷。官场险恶，争权夺利，阿虞我诈，弄不好还会有牢狱之灾，杀身之祸。譬如，魏晋时期，士人尚清谈，议政治，就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于是，朝廷加强了思想钳制，限制士人言论自由，捕杀言论过激者，造成白色恐怖统治。竹林七贤，聚竹林，避世俗，避言祸，不与世俗为伍，啸傲山林，在当时是有名的隐士，可一些人还是受到迫害。
　　 隐士，原本就是“隐居不仕”之意。仕，官阶，仕途。那么，士人对官阶天生的就抵触吗？当然不是。他们发愤读书，就是为了能够顺利的进仕途，为社会所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让他们感到很失望。一些性情孤傲者，愤世嫉俗，洁身自好，不愿与官家为伍，远离尘俗，索性到山林田园做起隐士来。不与世俗争宠，不与世人争恶，追求恬淡，闲适，雅静的人生。
　　 “隐”当有区别。时人隐居，有真假之辨。真隐士，爱其本心，喜山水田园，恶官场世俗。陶渊明是东晋大诗人，原本做过几任小官，直到41岁时才辞去彭泽县令，归隐田园，做起了隐士。他原本因生计所迫，不得已为官。可是，官场又让他内心很痛苦。在仕与隐的矛盾中，他最终与官场决裂。田园是他理想的人生形式。尽管生活贫穷落魄，但是，他的心安静了。
　　 许由和巢父是史书上记载的较早隐士。许由拒绝尧的继位邀请，并于颍水洗耳，以示人格清白，隐居山林。巢父厌恶许由洗耳的水污浊，就牵牛到上游饮水。清高是隐士的追求。
　　 真正有才学的人，先隐后仕，待时而动，待价而沽，可谓奇货可居。姜子牙，垂钓于渭水之滨磻溪，非钓鱼，实钓周文王。后来，文王、武王有姜尚的辅佐，才成就了王业。诸葛亮出山前，隐居隆中，躬耕陇亩，弹琴读书，人生闲雅。直到遇明主刘备，他方出山，后辅佐刘备父子成就蜀国大业，权倾朝廷。
　　 在古代，人才之争尤其激烈，这是王业的基础。随着隐逸之风盛行，有的士人竟做起了假隐士，以求官阶，此乃终南捷径也。此典缘于唐朝的卢藏用。没有名望的人，借隐为名，抬高自己的身价，沽名钓誉，走仕途捷径。后世仿而效之，为世人诟病和不齿。
　　 文人清高，孤傲，却难灭蠢蠢欲动的仕途之心。即使像李白这样性情孤傲的人，也难逃此心。李白年轻时想到长安求仕途，经多方引介，才得以成功。只是为官后，受权贵排挤，不满朝政，被逐出朝廷，渐渐的醒悟，离开官场，纵情山水，笑傲江湖。孟浩然官阶不平，但他半生孜孜追求。只是多次失望后，才落寞于田园。
　　 隐士爱田园风光，喜田园生活。农村绿树成荫，炊烟袅袅，原野平旷，溪流涓涓，风光优美，宁静祥和。田园生活安逸娴静。边种田，边赏景，饮酒赋诗，悠闲自得。这一切，让隐者感到心情愉悦，浑身上下一片轻松，心身获得解放和自由，超然物外，不为世俗所累。能够做到这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找回了本心：少无适俗韵吧，性本爱丘山。
　　 隐士喜山林。“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山林是他们理想的心灵栖息地。碧水青山，白云绿林，山泉沟壑，花香鸟鸣，这些都是他们向往的美景。他们纵情山水，因寄所托，赋诗作文。他们与禽鸟为伴，“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忘了尘世，忘了自我，心与物游，神与景会。
　　 隐士生活情趣高雅。他们的生活离不开酒和诗。酒是他们的情人，可以给寂寞孤独的人生带来安慰和喜悦，能够麻痹自己的神经。酒后赋诗，是闲情雅致，是独抒性灵。酒给隐士的诗情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灵性和真情。隐士们还喜欢琴棋书画，追求闲趣，一生优雅。
　　 我仰慕隐士，生活闲雅，淡泊宁静，与世无争，安贫乐道。但我不愿像隐士一样的生活，逃避现实人生，成为社会的零余人。
　　 还是孟子说得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子也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两位先儒为士子的“隐”与“仕”作出了明智的选择。
　　 隐士，以山林禽鸟为伴，与世隔绝，过着世外桃源的理想生活。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