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初中毕业回乡务农，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先是入了团，接着任生产大队的民兵连长。
　　 那时，珍宝岛事件的余波还在，苏联在靠近中国的边境上陈兵百万，蜗居在台湾的国民党也在蠢蠢欲动，企图反攻大陆。在这等紧张形势下，党中央号召全民皆兵，积极备战。于是，公社命令各大队的民兵连长带人，轮流到长江边桥濞港口的一个哨所里值一星期班。
　　 1972年初夏，轮到我们大队值班。我带了两名基干民兵，到公社武装部领了一支强光手电筒、两支带刺刀的老式步枪和六发黄澄澄的子弹，骑着自行车，去哨所报到。
　　 白天，我们三人各骑一辆自行车，成一路纵队，沿着十来里的江堤来回巡逻。
　　 江堤有五米高，堤顶宽约三米，两边长满了野草，间或绽放着星星点点的野花。堤内侧是由挺拔的水杉树组成的防风林，堤外侧是茂密高大的芦竹。江堤外的滩涂上，密密匝匝的芦苇有半人多高了。滩涂外就是从雪山走来的长江，那延伸到天际的江面上，一排排后浪紧追着前浪，一路嬉笑着向东海奔去。回首江堤内，越过被围垦的生地，能清晰地看到密密麻麻的农舍和杂树竹林。有时还能听见村庄里传来慵懒的鸡啼狗吠。这幅宁静和平的景象，与脑海里始终紧绷的备战之弦，很不协调。
　　 有天晚上，我让一个陈姓民兵在哨所守电话机，带上另外一个姓施的民兵，各自背着一支上好刺刀的步枪，带上手电筒，走上江堤，进行夜巡。
　　 一旦置身于无边无际的夜色中，不管内心多么强大的人，顿时觉得自己被黑暗压缩成微不足道的尘埃。时当初夏，江堤内外的湿地里一片蛙声，似乎在嘲笑我内心的恐惧；阵阵清风在树梢上窃窃私语，好像要泄露我俩的行踪；只有那渐渐西坠的上弦月，最能理解我俩的窘境，给我们的前方投下微弱的月光。远处的村庄，灯火寂寥，正要沉入甜蜜的梦乡。
　　 我俩沿着桥濞港两边的堤岸巡逻了两三里地，正要折回哨所休息，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模糊的金属敲击声。我的思绪随即兴奋起来。是不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万一我不是敌特的对手，会不会当场牺牲？我心里瞬间涌出无数个问号与惊叹号，脑子里一片茫然。然而我犹豫了几秒，思路恢复了正常。我不是口口声声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积极工作，争取早日入党，创造机会入学么？我下定决心，毅然往敲击声处走去。可立即被身后一只手拉住，同时耳边响起小施那哆哆嗦嗦的低语：“连长，别……危险！”
　　 我知道，他只想太太平平值一星期的班，拿一份微薄的值班津贴。而我想做个有为青年，最好能立功！
　　 我甩掉他的手，从肩上取下步枪，双手平端，压低身子，憋住呼吸，借着草丛做掩护，往敲击声方向摸去。快要接近一座简陋的混凝土水闸时，我听到水闸下那片茂密的芦苇丛里，有哗啦哗啦的溅水声。我当即一步跳到水闸背后，匍匐着，对着河滩地哗啦一声拉起枪栓，厉声喝道：“干什么的？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
　　 立即，有人在芦苇丛中惊恐地叫道：“别……别开枪，我……我是附近的社……社员。”
　　 在手电筒的强光下，一个穿着短打扮的中年男人，从芦苇荡中涉水出现，接着手脚并用，哆哆嗦嗦地爬上岸，走进手电筒的灯光内，将竹编的鱼篓放在赤脚边，然后摊开双手，连声说：“革命的民兵同志，我不是坏人，我真不是坏人。我家里是三代贫农呢。”
　　 我继续隐蔽在水闸后，喝问：“姓名？哪生产队的？”
　　 那人赶紧回答：“某某某。一大队九小队，就在丁棚镇河东。”
　　 我收起步枪，从水闸后现身，对那个社员挥了挥手说：“回去吧，别在这附近晃悠了。”
　　 那社员如释重负，连连对我弯腰，感激地说：“谢谢连长，谢谢连长！我这就回家，再也不敢妨碍你们的巡逻了。”
　　 在我俩返回哨所的路上，我对自己刚才的突发处理很不满意：还没弄清真实情况呢，自己先就紧张、恐惧起来，差点当了逃兵，看来我还得继续改造自己。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一直平安无事，我隐隐有点失望。于是在最后一天的午后，我和小陈骑车，再次巡视江堤。
　　 被浓绿笼罩着的江堤，除了时而飞过的野鸟，还是那么宁静，行人很少。当我俩骑到鸽龙港口时，突然发现有个人趴在路边的草地上，连头带肩隐入茂盛的草丛里，屁股却撅得老高。这是干什么呢？太可疑了。
　　 我朝小陈使了个颜色，下车，站在这个人的身后，装出很随便的口气问：“你在干什么呢？”
　　 那个人的屁股晃了几下，接着整个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满不在乎地说：“我干啥，关你啥事？”
　　 巡逻期间，我们一旦遇上附近的农民，他们都是赶紧给我让路。如果我发问，他们也都恭恭敬敬地有问必答。今天碰上一个不买账的，我心里咯噔一下，有戏！
　　 只见那人五十左右，一头乱发，胡子拉渣的脸不知有几天没洗了。穿一套掉色的旧中山装，胸前插一支钢笔，脚上套一双开花胶鞋。
　　 如果是在平时看到这种人，我会一笑而过。但我今天是巡逻，必须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能放走任何可疑分子。他这异样打扮，会不会是经过精心化装的呢？他刚才那般顶撞我，是不是故意的呢？
　　 我不动声色地问他：“哪生产队的？在这里干什么？”
　　 他大概看到我俩肩上的步枪了，眉头跳了两下，转过头，没回答。可我看到了他眼神中的慌乱。这是心虚的表现！我提高了音量：“咋不回答？”
　　 那人好似没听见我的话，将左手伸进乱发中，使劲挠了几下，这才探出脑袋，用神秘兮兮的口吻问我：“你知道三脚鸡吗？”
　　 “什么？三只脚的鸡？”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了。这世界上只有两脚的飞禽、四脚的走兽，谁听说过三脚的禽兽？旋即我一拍脑袋，明白了；他这是跟我装疯卖傻，企图蒙混过关呢。说时迟那时快，我一拧身，快速端枪在手，指着他爆喝一声：“你是干什么的？快说！”
　　 刚才在一旁看热闹的小陈这时才如梦初醒，立即握紧了枪，朝那人一阵比划，威胁道：“不说就抓起来！”
　　 孰料那人还是很镇定地站在原地，一点也不害怕。仿佛我俩拿的不是枪，而是烧火棍。我想，那人毕竟受过特务科目的严格训练，大概根本不把我俩放眼里吧。我急速后跃一大步，哗啦一声拉起枪栓，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
　　 那个人听话地举起右手，不过没做投降姿势，而是指着我身后一座由各种角铁搭建的三角形铁塔，惋惜地说：“这塔尖上的白色标记太模糊了，空中的飞行员可能看不清呢。要不再涂一层白漆，这样醒目些。晚上最好装个红色的灯泡。”
　　 什么？他想给国民党的空军指路？这事闹大了！别跟他废话了，抓住他，押到哨所里。
　　 我端枪渐渐逼近他，示意小陈搜他的身。
　　 小陈很不情愿地凑过去，把那个人浑身摸了一遍，朝我摇了摇头，意思没发现暗藏的兵器或暗器。
　　 我松了口气，用手推了那个人一下，喝道：“往西走，目标，桥濞港。”
　　 那人倒也听话，迈开大步就在前面轻松地走着。看他那若无其事样，仿佛我俩的任务不是押送他，而是陪他观赏江边好风景来了。我端枪紧跟在他身后，心里一个劲地赞叹当特务的，这心理素质绝对胜过常人。换做别人，被两把刺刀顶着左右两胁，这得是啥滋味？胆子小的早就吓得尿裤裆了。
　　 到了哨所，我让小陈在院子里看着可疑者，自己冲进哨所，抓起电话就摇公社武装部。接电话的马干事听说我们抓了个可疑分子，当即兴奋地命令我：“好！好！小杨你干得好！立即将可疑分子押到武装部来，别让他半道上跑了！”
　　 放下电话，我吩咐小施赶紧找根结实的细麻绳，一端拴住可疑分子腰间的皮带，另一端拴在我推着的自行车龙头上。小陈持枪紧跟在可疑者身后，我殿后。
　　 从哨所到公社，七拐八弯的，约有十二、三里路。平时得走一小时多。
　　 从哨所出发不久，我们身后就不断有好奇的孩子跟上来，又跳又蹦地乱叫：大家快来看哪，抓到了一个现行反革命！路边大田里则有更多的农民，停下手中的活儿，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经过，还指指点点，发表各自的看法。
　　 看到那么多人（包括漂亮的姑娘们和年轻的小媳妇们）在关注我们，尽量挺直腰板的小陈，眼睛死盯着可疑者的后脑勺，将手里的枪握得更紧，步子也迈得更有劲了。而我，则陶醉在即将立功的喜悦中。
　　 可作为一路上不断被围观的主角，他的心态还是那么稳定。他根本不理睬追逐的孩子们，也不在乎人们说些什么，只是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走着。有时低下头，似乎陷入了沉思；有时又对天长叹，仿佛胸中有难以排解的怨愤；有时又自言自语，说些我几乎听不懂的话。我一厢情愿地认定，他沉思，是在想对策如何逃脱即将到来的打击；他长叹，是因“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愤慨；他自语，那是他在准备如何答辩。这样的人，真不能小觑了他！
　　 有了沿途的关注，这一小时的行程倒也不寂寞，很快就到了庙镇。我们三人进了公社大院，我抢先走到武装部办公室，马干事正等得心焦。看我进门，当即从办公桌旁跳了起来，跟我热情握手，直说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了。然而，当他一眼看到被押进门的可疑者，立即尴尬地命令我俩：“放了他，快放了。这是个误会。”
　　 我不知就里，心想好不容易抓到个可疑分子，费神巴力地把他押解过来，一审也不审就放人？
　　 马干事看我呆在一旁不吭声，干脆自己上前，亲手解了绳子，从自己裤兜里掏出两毛钱，塞到可疑者手里，说：“天快晚了，你坐公交车回城里去吧。”
　　 我那保持了一下午的似火热情，被一瓢冷水浇了个透心凉。我突然觉得很虚弱，就一屁股坐在马干事对面的椅子上，眼看着那个可疑者若无其事地向门外走去，我知道我的脸色肯定很难看。
　　 过了一会，我才问：“马干事，你咋知道这是个误会呢？”
　　 马干事坐回到办公桌后，长叹了一声，说：“他原来是县三中的数学老师，文革时被红卫兵打成学术黑权威，挂牌批斗，游街，后来精神失常，就到处乱跑。被周围公社不了解真相的民兵当做坏人抓过几次。”
　　 “这情况你咋知道的？”
　　 “他曾是我闺女的班主任，一个优秀教师呀，可惜了。”
　　 当我正要离开武装部时，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马干事，他老说三脚鸡，三脚鸡的。啥意思？”
　　 马干事再也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数学老师嘛，整天教这个定律那个规则的，三角函数基本定律，他简化成三角基。”
　　 我的脸突然发热起来，就像刚喝下了二两烧酒。尴尬，内疚，无地自容的我，赶紧三步并作两步，摇摇晃晃地逃离了公社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