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发展到今天，曲高和寡，已是共识。最近，文友群里说有些诗歌太晦涩，比《诗经》《楚辞》也难理解，纯粹变成了圈内人的文艺。这种言辞尽管有点过激，但也不由人不去深思。
　　 部分诗作，的确高深，对一般知识分子而言，那肯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即使有几个文学爱好者，不服气，一定要费力咀嚼，筋头巴脑的，咂巴半天，也只有望诗兴叹，估计从此以后便是谈诗色变、退避三舍了。现在人们一致的看法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原因何在？据此或可管窥一斑。
　　 还有一类诗作，乍看是诗，云山雾海，极尽抒写之能事。可是费尽心思一琢磨，连资深诗人也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可见纯粹是堆砌辞藻，华丽空洞。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一观点已过时了吗？不是说文以载道，文以修身，文以怡情吗？那些自说自话、梦呓一般的诗歌，那些云遮雾罩、取向不明的诗歌，又怎能承载为文之要义呢？
　　 我不禁有点感伤，不懂《诗经》，不懂《楚辞》，有资料可查阅，总会弄懂的；读不懂现代诗，找谁去？谁的责任更大？试问苍茫华夏大地，试问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中华语言精妙到如此地步，福兮？祸兮？”
　　 我们崇敬鲁迅，怀念鲁迅，他短暂一生，从没忘记拯救国家于水火，从没忘记给予民众启蒙与教化。他对那些不顾民生、不关乎国事的闲散文人深恶痛疾，说他们自以为是，在象牙塔尖端的意识形态里，隔靴搔痒。
　　 诚然，诗歌可以体现宗教，可以渗透哲学，甚至可以放飞自我，但不应该是主流。至于那些无病呻吟、故弄玄虚，以及假、大、空更是万不可取的。文学之大道、诗歌之主流，还应该是以反映时代、揭示人性、陶冶情操为首选。
　　 自古青史留名的历代文人，都是有良知，有抱负的。远的不说，仅唐宋，李白个性独特、善恶分明，素有“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心摧泪如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可以说，是他人格的写照，尽管仕途不得志，却豪放、浪漫，勤于笔耕，他的诗文成了中华文化瑰宝中的精品；白居易“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使他成就了《琵琶行》《卖炭翁》《观刈麦》等为草根人物抒情感怀的不朽篇章；杜甫作为后人最爱戴的现实主义大诗人，一生颠沛流离，饱尝下层人民疾苦，更是悲天悯人，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家国情怀。宋朝的范成大、陆游、辛弃疾，忧国家之忧，疾百姓之疾，他们的为人为文，众所周知。事例不胜枚举，大浪淘沙，谁主沉浮，时间自会公证裁决。
　　 当代也有许多诗人值得推崇备至，他们的诗作亲民、接地气，或载道义，或怡情悦性。读者自会揣摩、研究、品味，甚至连平时不大爱好诗歌的人，也赞不绝口，连声称妙。可见，打动人心、触及灵魂的作品才是经久不衰的，而不是某些人认为的:越读不懂的，才越是好诗。湖北诗人胡晓光说过，“诗歌不只是写给写诗者读的”，这句话也强调了诗歌的大众性、贫民性。
　　 古今中外，于浩淼诗海中脱颖而出的经典名篇，往往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不是冷僻生涩，晦滞难懂。比如，“如梦令”这个词牌，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常记溪亭日暮”、“昨夜雨疏风骤”两首，用语清浅，不饰雕琢，却意蕴丰富。古人尚且如此，作为当代诗人，更没理由故弄高深了。“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显而易见，积淀文化底蕴，提高诗歌造诣，对诗者来说才是尤为重要的。
　　 当今社会，青年人学习担子重，就业压力大，内心实际很浮躁、脆弱，甚至空虛。可能和我们年轻时一样，抑或和我们现在一样，想寄希望于现代诗，想于喧嚣、纷杂尘世中，寻觅一方栖息灵魂的净土。我们的现代诗会让他们满意吗？不难想象，那些颓废的、卑琐的、荒诞的、面目可憎的诗文，只会让艰难跋涉的青年人更迷惘、更困惑，也更失落。
　　 想想我们年轻时吧，曾有那么多震颤心灵的优美诗篇陪伴，而我们现在又能给予后生晚辈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甚至连流沙河的《理想》、余光中的《乡愁》那样的诗也不好找。最终还得折腾出老祖宗——诗祖、诗仙、诗圣……给后代以广博的文化浸染，真是问心有愧啊！
　　 总之，无论何时何代，为文者都应道义担当、责任担当，心存善念，心怀国家，心系百姓，将文学引领到真正能载道的方向，真正能修身，给人智慧、给人愉悦的方向。而不是高高在上、睥睨一切，在所谓诗的国度里，堂而皇之给自己加封“无冕之王”，然后招摇过市，蒙蔽视听，让诗坛变为森严的贵族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