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敢提笔写我的父亲，我怕我一提起笔，思绪会如洪水般倾泻而下，无法阻挡。
　　 我怕我的笔无法承载父亲太多的经历，写不完他坎坷一生，我怕触动内心最深最弱的泪腺，怕我的眼泪如屋檐下缠绵的雨珠，连绵不绝……
　　 我的父亲，像那个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坎坷，而他的经历，如一本厚厚的线装书，动人曲折，跌宕起伏。
　　 我的父亲1932年出身在南京，奶奶是苏州一家大户人家的小姐，爷爷一家家境比较殷，生下父亲兄弟姐妹六个（四个兄弟，二个姐姐），他是属于最小的一个，所以大家都很宠爱他。后来因为军阀战乱等原因，从南京一路逃难到香港，又辗转到上海定居下来。父亲在17岁的时候加入了军队，当了一名无线电技术通讯兵。
　　 父亲聪明，悟性极好，爱好广泛，从小读书成绩优越，至今说起俄语来舌头一卷，吐字一串一串的，顺溜得很。他对音乐极为敏感与喜欢，小提琴拉得极好，记得他下放在农村，宣传队看他多才多艺，叫他担任二胡手，他一上手就学会了，我小时候就到处跟着他的宣传队到处走，在幕后边看他拉琴，边看戏。
　　 父亲在部队里进步很快，从排长到连长，几年功夫时间。作为无线电技术兵，曾经参加过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现在的勋功章还有好几块呢。但父亲很低调，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他曾经也是功臣。
　　 父亲27岁转业后调到上海合金所当所长，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因为政治动乱，被莫名其妙打成右派，下放到了浙江湖州千金乡南窑桥大队（就是我出身的地方），一个只会动笔不能动锄头的男人，在乡下一无所有，工分挣不了多少，也糊不了自己的口粮。姑姑心疼最小的弟弟，经常会寄些钱与物过来救济。他只能凭能力帮大队写写算算记账，在生产队也算是个文化人。
　　 文化人也许都有点清高吧，在乡下，没有共同的文化氛围，父亲显得如此孤傲清高，又不善于去迎合，所以显得很孤独不合群（也许我这点像他），下放到这样一个贫穷的地方，才能得不到发挥，内心很是苦闷，经常一个人喝闷酒，从我有记忆起，就见他经常一个人就着生蒜喝白酒。
　　 父亲30岁还没对象，母亲的养母看中了父亲手里的几个钱，为了给生肺炎的养父看病，硬生生地强行让18岁的女儿嫁给父亲。母亲对大她12岁的父亲没有半点好印象，死活不肯出嫁，她的养母就在冬天把衣着单薄母亲赶出了家门，不给她一分钱也没有任何嫁妆。
　　 可怜的母亲无处可去，父亲只好收留了她，从此，两个苦难的年轻人做伴搭起了家，没有房子，没有碗筷，甚至没有床被。他们二个依偎着在生产队的杂物间坐了一晚，大队村里的干部看着他们实在可怜，几次上门劝说养母，但养母心肠如钢铁般坚硬，仍然毫不动情，后来队里商量让出大队里靠运河边上的一间杂物间，大约六、七个平方米的房屋，让他们暂时做为住宿。父亲拿出仅有的钱简单买了生活必需品，再加上姑姑的救济才勉强度日。每次听到母亲含泪讲起这些经历，她就痛苦难忍，我的心也开始泛滥成灾……
　　 十八岁的母亲聪慧倔强，跟着村里的长辈学习各种生存手艺，纳鞋、拉丝棉、翻棉袄、织毛衣……所有主妇干的活她都学，这样基本上可以当家庭主妇了。因为父亲对农活毫无精通，母亲只得一个人挑起大梁，下田干活，男人所干的活她都能干，记得当时养“东洋草”（就是养在河里的水草供猪吃）家家户户分到一块，我家那块养在运河中用绳子拴着，一刮大风下大雨，草就随风漂走，急得母亲撑着水泥船冒雨去拖回被水漂到很远的草，草沉，瓢泼大雨中浑身湿透的母亲回家就发高烧，这一般是有力气的男人所干的活，可怜的好强的母亲硬生生冒雨自己去拖回了水草。
　　 母亲从小过继给养母，得不到很好的营养又过早干农活，一向体弱，生下我之后，体质更差，靠着上海姑姑寄过来的粮票、旧衣服及棉花拉成小衣服勉强度。
　　 农村实行双抢，一年种二季水田，农活很繁忙，母亲又要忙于农活又要忙于家务，经常劳累生病，从我开始有记忆起，每年炎热夏天时，母亲总是发烧、上吐下泻，不停呻吟，看着她痛苦挣扎的模样，我慌得急匆匆跑到生产大队卫生院找赤脚医生来帮母亲挂盐水，现在那个赤脚医生阿姨成了我母亲的好姐妹。
　　 父亲知识广泛又好学，什么急救常识之类都懂，方圆百里的人都经常来找他帮忙，溺水的、上吊自杀的刚抢救下来的人，都来急吼吼找父亲去急救，我大约六七岁时亲眼看到父亲爬在地上嘴对嘴对那个上吊自杀的人进行抢救，而我在边上面对死人吓得惊恐大哭。
　　 父亲虽然不懂农活，却懂技术，生产队刚兴起开拖拉机，没一个人知道如何修理装配零件，父亲一看图纸就能操作，后来生产队开了技术培训班，叫父亲办班轮流对拖拉机手培训。父亲对各种家电无师自通，只要一张图纸，什么缝纫机、收音机、电灯电线，都会修理，乡里、生产队，附近村里的很多人都会赶过来请他修理，而父亲不管刮风下雨，听到有人喊拎起修理箱就走，从不收任何费用，有的人家觉得不好意思，一定要送些小礼来谢访，也被他一一回绝。
　　 父亲是我家的依靠，自小打起，我就知道家里的任何东西坏了就是父亲责职，直到90年代，家里的电视机、音响有什么不对的，父亲仍要一张线路图，用电焊或换下一个小零件就能让它重回原貌。
　　 父亲虽然是被打成右派，但毕竟是乡里唯一的知识分子，农村缺乏这样的人才，所以，渐渐地，乡下农村当他是个宝贝，什么农机厂之类的，只要是碰到难题的技术活，都要请他去帮忙，作为老师与技术人员成了乡里的重要人物，也许他的姓名大家并不知道，但提起远近闻名的绰号：“老武”，人人皆知。
　　
　　 二
　　 文革年代，父亲在上海的侄子贪玩，不小心把印有毛泽东头像的邮票倒贴着信封上寄了过来，正好被当时生产大队的反动权威看到，作为反革命的典型抓了起来，家里的金银细软全被抄走（直到现在母亲还心疼奶奶送给她的唯一的银元），严刑拷打批斗，一定要父亲交待反革命行动，母亲天天以泪洗面，拿着日用品跑了五六里路去乡里关押所偷偷看望他，三岁的我啥也不懂，被托付给左邻右舍吃着百家饭长大，母亲几次被反动派劝说离婚，要与父亲划清界限，但她就是不肯，关了一个多月后看看实在没什么可挖倔出来，总算放了出来，出狱时父亲瘦得只剩七十多斤。
　　 对于父亲，我一直有着敬畏之心，从不敢亲近，他对于我也是不苟言笑，记忆中父亲似乎从没抱过我，从没开过玩笑，文革的摧残在他心中刻下了太深的痛苦。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臭老九”是个不雅的称号，我也成了学生同伴经常讥讽的对象，被排斥被孤立，以至形成了自卑及孤独的性格，也许我现在的“独善其身”及所谓的清高就是幼年埋下的种子吧，但我所有不懂的事情父亲都会知道，在我心中，他是百科全书，天文地理、语文数字，都在他的脑海里。
　　 似乎父亲从不流露过疼爱女儿的情愫，但当我考上中专填报志愿时，父亲却毫不犹豫地不顾我喜爱文科的爱好填报了会计专业，他不愿意让女儿吃政治饭，也不愿意女儿与文字打交道，因为他害怕政治，怕重走他的路。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放养式的，他很尊重包容我们的行为，但又循循善诱，中专之时，正是我懵懂时代，对于感情读书关系很难把握，父亲教育我以读书为主，不能谈恋爱。父亲与我的书信来往很多，每封信中都是中规中矩的教育，所以我以后的人生经历也充满了责任、严厉、自律。
　　 父亲的二哥由于参加过国民党，也被打成右派受尽折磨，后来实在忍受不了摧残自尽。父亲的三哥也受牵连英年早逝，四弟兄只剩下北京的大哥与最小的父亲，我曾经疑惑地问过父亲，那么多右派都承受不了打击而唯独他活了下来，靠的是什么？父亲微微一笑说：杨柳虽然柔软，但怎么折怎么压也不断。我明白了：柔韧不代表脆弱。
　　 受父亲的熏陶，我对音乐与书籍也特别喜爱。小时候父亲有一把小提琴与二胡，我爱不释手，缠着父亲教，父亲刚教了五线谱，拉了几次就没有心情继续下去，直到现在都成了我的遗憾。父亲特别喜爱国外电影与小说，记得父亲上调到湖州，小小房间里全是他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他每周会拉上我去看电影，害得我高考前期刹不住车，躲在房间里偷看小说，如今八十六岁的父亲还每天转三次公交车去图书馆，成了他们最忠实的观众。
　　 父亲坚毅，又刚正不阿，工作责任心极强，右派平反后，父亲是最后一个被上调的，他从不愿意卑躬屈膝搞关系，也不善于迎合别人为自己利益争取，他是部队干部，但退休后没有津贴，是我母亲跑了几次军管所后才争取到的。他一生几乎没有朋友，上调湖州当了厂长之后，从不会为了个人私利去谋权，但工作却是全身心投入，甚至忘记家人。他不愿意求人，家里的一切都靠他自己打理，乃至生病都不愿意麻烦女儿们。
　　 父亲的自律与严格言传身教了我们，在农村，不管寒冬腊月，他还是像部队军人一样每天5点准时起床，几分钟迅速穿好衣服，下床干活。父亲的身体极棒，几乎不怎么生病，直到现在除了高血压外没其它疾病，一碗红烧肉几乎一顿吃完。
　　 经历曲折与坎坷后的父亲，人生大半辈子已经安然度过，他的心境越加淡然与从容，看透了人生、悟出了真谛。他喜欢清静，独来独行，不喜爱排场及复杂的人际关系，家里什么十六岁、三十六岁之类的酒宴从不摆，也不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哪怕家庭聚会，他有时也不愿意参加。虽然已到高龄，但对时政新闻样样知晓，对我们的行为非常信任与支持，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
　　 父亲的心境如此平静，任何波浪都无法掀起他的涟漪，无论工作、家庭有什么变化决定，他都安之泰然，一副与之无关的态度，不插手，不过问，放任我们去决定实施，真的应了古人一句话：“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岁月安好，现世安稳，这是人生最高境界，也是最幸福的人生，而我父亲就这样淡然沉浸在他内心世界里，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父亲是我心中的一座山，坚强而厚重，他又是我心中的那片海，宽广无垠。他让我敬佩，是我的万宝全书，在我心中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父亲啊，你是一首激昂的诗，一篇动荡的文，是一首无言的歌，写不完你的经历，读不完你传奇的人生。
　　 在烟雨霏霏的秋夜，写下这样一篇叙述父亲经历的文章，让后辈理解那一代的历史，耳边响起三毛写的《橄榄树》，窗外细雨纷飞，一片祥和的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