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喜欢画画的我，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和少年。
　　 是天分也罢，巧合也罢，刚刚踏上学校大门的我，却鬼使神差地爱上了画画。没有老师教，没有父母催，只因一本连环画封面上的少年头像，就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情不自禁地拿起粉笔，在自家的土墙上，认真地画了起来。
　　 也许我画得太过逼真的缘故吧，我的画，大大出乎了父母的想象，父亲本该对我在墙上乱涂乱画会狠狠地教训我一顿，没想到却出人意料地表扬了我。非但如此，还叫来了家里的所有成员，对我大加赞赏，频频点头，夸我心灵手巧，说我将来定有出息。对于家人的肯定和表扬，我像喝了蜜似的一下子甜到心底，决心从此好好将画画坚持下去。
　　 那个时候，连环画是学生们最主要的课外读物，几乎家家都有连环画，人人爱看连环画。为了收集更多的连环画，我或买或借或交换，并对着封面上的人物画像一一画下来，但这次不是在墙上，而是在纸上。为了鼓励我画画，父亲在经济非常拮据的情况下，从牙缝里抠出钱来给我买厚厚的双刀令白纸和各种各样的画画铅笔。
　　 对于像我这么大的学生，正是闲不下、坐不住的淘气时段，别说静下来画画，就是坐下来安心地看看书也很难做到，可当时的我不知为什么，竟像上了瘾似的，一坐在我家小小的四方形饭桌前，就什么都不想了，一心一意地画画。
　　 我对素描基础知识一窍不通，也没有正规的老师指导，只好对着临摹对象，从轮廓到五官、从发丝到手指、从表情到动作，一点点地揣摩、临摹，只要画得像，就是我的最终目的。有时为了把鼻子、眼睛、或者一个微笑画得更像一点，我会不厌其烦地擦了画，画了擦，直到和连环画上的人物不差上下为止。为此，我不知道擦透了多少张纸，花费了多少时间，流了多少汗水。可我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每一次的失败，都是走向成功的开始。
　　 那个时候，只要一听说哪个老师是教美术的，我便主动跑去请教，或者，一听说某某谁懂美术，我也会认真地前去询问和探讨：什么人的头部宽度是五个眼睛的长度，发髻到眉毛、眉毛到鼻底、鼻底到下巴正好是等距离长度，什么画人难画手，画虎难画骨……等等最基本的画画技巧，都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记得有一次，我在画一个小学生微笑的表情，其他地方画得都很成功，就是在画微笑的表情上，怎么也画不像，不是表情严肃，就是毫无表情，甚至微笑被我画得像哭一样。但我没有气馁，一遍遍涂了改，改了涂。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无意中的一笔让我茅塞顿开，原来只要将嘴角的线条稍微上翘一点，微笑马上就出来了。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激动不已，好几天都陶醉在自我发现的兴奋之中。为了牢牢记住这一技巧，我专门编了两句顺口溜，“要得笑，嘴上翘”，并将它永远珍藏。
　　 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宣传画，人人都学宣传画。不管是农村、学校，还是企业、政府，总有一帮人在公共场合的墙上画画，歌颂“农业学大寨”，歌颂“人民公社好”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宣传画处处都是。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和图画，我都会驻足细看，并用铅笔在准备好的本子上临描起来。有时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忘记了办事和吃饭，可我并没有因此而终止这种习惯，依然视画画如生命。还有一次，我正在家里画画，忽然听说距我们家四公里的街上，有一群来自城里的学生正在写生。我急忙放下铅笔，飞快地向街上跑去。等我跑到公社大院，有七八个学生模样的男女青年正对着院内的几棵参天古柏写生。我挤在人群前面，仔细地看着他们，只见每人撑起一个画架，认真地用铅笔临摹。虽然我知道画人和画树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最终都是为了画得逼真，画得有内涵。也正是这次实际参观，让我学到了画画的坐姿和站姿，学到了铅笔的运笔流程，更知道了“画架”这个得心应手的工具。虽然当时我的家庭条件，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画架，但至少给了我树立为之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那个时候，我除了上课学习文化知识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画画上。尤其是星期天或晚上，同学们不是逛街就是到处看样板戏，有的甚至纠结一处打架斗殴。只有我，把自己关在屋里，铺开画纸，认真画画。夏天，屋里热得像蒸笼一样，脸上的汗水如小河一样往下流，可我一点没有感觉，一心一意地画着、擦着、描着、改着；冬天，外面天寒地冻，冷得人瑟瑟发抖，我就把小饭桌搬到热炕上，趴在饭桌上画画。有时双手冻得实在受不了，就停下画笔，把手伸进被窝里，暖和暖和，待会儿再接着画。
　　 那个时候，我基本都是用一种铅笔画画，后来在老师的指点下，我知道了画画的铅笔很多，HB型号是较硬的铅笔，可以画对象的轮廓；从1B到10B型号的铅笔，是渐粗渐软渐黑的铅笔，可以根据被画对象的不同部位，采用不同的型号铅笔画画。后来由于常常看到老师在画画的时候，已经不再用粗软黑的B型号铅笔了，而用上了毛笔蘸墨描黑的方法，让每一幅画的线条更清晰、更有力度和立体感。我也就学着老师的样子，铅笔勾线，毛笔渲染，粗细有度，明暗适中。
　　 在我居住的卧室墙上，贴满了我所画的作品，无论谁走进我的卧室，都会看到一个画的世界。各种各样的精彩画面让观赏者赞不绝口，目不暇接。在大人们的眼里，我画的并不是很好，有些还略显稚嫩，布局不够合理，比例有些失调，但一看到这些画是出自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之手，无不从心里感到惊叹，夸赞之余，还有羡慕。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政治运动的不断深入，我的画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当“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用各种宣传画营造氛围。一时间，学校墙上、公共场合到处贴有《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的个人头像，形象逼真，高大完美。而这些画像的完成，就是出自一些有一定绘画基础的老师、学生和农民爱好者。在学校，我很荣幸被列入画画小组。那时候，我们这些有一技之长的老师和学生，真是红得发紫，香得流油，人见人尊敬，谁说谁羡慕，不需要上课，也不需要参加任何义务劳动，整天集中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用一幅幅高大全的绘画作品，占领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巩固着社会主义的高楼大厦。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的画画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每一天都是在老师的指点下进行，每一幅画都是老师手把手地教，每一幅画都有着浓郁的政治色彩：比如画一百单八将的英雄人物，一定要浓眉大眼，棱角分明，一脸正气；画反面人物，一定要贼眉鼠眼，猥琐丑陋，比例失调。再比如画出的宋江，一定要给人一幅投降派的嘴脸。而且每一张画都要涂上当时广为流行的广告色彩，以增加真实感和立体感。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学会了彩色画，也爱上了彩色画。白天在学校完成老师教给的任务，晚上在家里又像做作业一样把《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中的人物，一个不落又画上一遍，并张贴到我的卧室墙上，一边欣赏一边修改，直到一幅作品的最终完成。
　　 当时，毛主席的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诗句，让孙悟空的形象异常完美和高大，孙悟空的宣传画遍布神州大地。尤其是老师画的一张“金猴奋起千钧棒”的宣传画让我倍加赞赏。画的是孙悟空双手举着金箍棒凌空而下，狠狠地打在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头上，几个被丑化了的坏分子，在“千钧棒”的打压下嗷嗷直叫。我默默地记住了这幅画的构图和比例，回家后专门翻开《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连环画，对着孙悟空的形象认真地画了起来，并按照老师的着色方法，完成了一幅色彩艳丽、豪气冲天的宣传画。
　　 后来，彩色印制的连环画出现，我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临摹里面的真人头像上。尤其是电影《闪闪红星》中的潘冬子形象，几乎是那个年代所有青少年的偶像，不但他那帅气的脸蛋、活泼的性格、勇敢的举动招人喜爱，就连他那穿上红军装、头戴红军帽、身背长杆枪的威武形象，也让人铭刻在心，永世难忘。正是潘冬子的这个小红军形象，让我认认真真、反反复复地画了不下十张，每一张作品贴在墙上。没过两天，就有同学或村里的大婶大妈要了去，作为年画珍藏起来。而这，对一个十三四岁的画画爱好者来说，是多么珍贵的褒奖和鼓励呀。
　　 再后来，粉碎“四人帮”，科学春天的到来，让文化课的学习一下子成了每一名学生的头等大事。举国上下抓学习，各个学校搞竞赛。为了把过去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我们也开始了上晚自习，办补习班，两天一小考，一周一大考。学习成绩成了衡量学生学习优秀和老师教学水平的唯一标准。
　　 这对于一直把画画视为生命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画画的舞台没有了，老师和同学的夸赞没有了。我只有在雨后春笋般的学习热潮中调整心态，改弦更张，并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投入到追赶学习文化课的滚滚洪流之中。
　　 渐渐地，我对画画日益陌生，小有名气的我也在时间的推移中慢慢被人们忘记。直到我考上中学，考上高中，参加工作，也再没有认真地学习画画了，但我对画画情有独钟的心情却一直没有淡化。几十年来，只要看到哪个地方有人画画，我就停下来认真地看看；只要路过任何一处的画坊，我就情不自禁地走进去欣赏一下；只要在接触的朋友和同事中，凡有画画的经历和作品，我就会倍感亲切和亲近；有时我甚至经过有着权威性的美术学院门口，也会不由自主地走进去转一转，看一看，吮吸一下散发着浓浓甘甜味的美术乳汁。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很多事都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慢慢淡去。只有这段画画伴我成长路的经历，却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感慨万千，催我认真思索。我常常想，如果我的童年和少年，如现在的孩子们那样，有一点点爱好就被家长不惜代价地送到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去学习，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我当时一直坚持下去，把目标定位在报考美术学院上，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我参加工作后，仍利用业余时间把画画作为一种爱好重新坚持下来，并朝着业余画家的目标奋进，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桐已秋声。任何的如果都是慰藉渐已空虚的心灵，唯有奋勇前行才是不忘初心。
　　 虽然那段美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很久，但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却永远值得我珍惜。正是它，培养了我从小勤奋好学的吃苦精神，让我在几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中，不畏艰险，奋勇向前，也正是它，奠定了我坚实的画画基础，让我在今后的岁月里，重握画笔，扬帆起航。
　　
　　 二0一九年八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