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又是一年开学季。秋风凉飕飕的，树叶的“哗哗”声像雨打芭蕉响个不停。
　　 早晨，老师们骑着电动车上班，路上买的豆浆、烧饼已经凉了。
　　 晨会还没开始，大家议论着暑假的忙碌，觉得还没放假就又开学了。
　　 今天是统编教材网络培训，时间还没到，大屏幕上播放了几则消息，有教师因为体罚被处分的，有教师因为办班被辞退的。
　　 进来一位家长，怒气冲冲的，找校长要求这个学期必须给孩子换个班主任。她说，期末考试那天，班主任老师发脾气，她家孩子作业没有完成，加上考试得了单分，老师拽着孩子的脑袋往墙上撞。
　　 “都过去一个暑假了，家长怎么才来找？”
　　 “开学就来闹事儿，还不是想挑个好班？甭理她。”
　　 “故意找茬的。没事找事。”
　　 “孩子摊上这样的家长，甭想好！”
　　 老师们议论着，对“几则消息”的“不满”情绪很快转移了。
　　 我把家长让进办公室，倒了一杯水，聊起天来。
　　 家长的回忆里老师们都是挺好的，他们对学生没有恶意，只是习惯动手动脚管教学生。他说，有一次看篮球比赛，他家孩子坐的位置靠在线外，班主任老师上来就是一脚。老师穿着皮鞋，当时孩子只穿了短裤，根本不知道自己占歪了队，正全神贯注看一位男生带球过人投篮。这位老师在孩子心目中的印象糟透了。
　　 我对家长说：“上帝不可能亲临每一个家庭，于是便创造了母亲。班主任不也是母亲吗？”
　　 我站在临窗的位置，遥望天边的一角，火红的朝霞还没有褪去。想到母亲，总是心存感激，一个微笑、一个动作，便化解人与人之间的误解。
　　 教师群里有人推送文章。
　　 叶澜的一篇，用“是”与“不是”来读懂教师。我读给家长听：转型变革的第一步，必须清楚，在变革中“教师是谁”。
　　 另一篇，“人情薄如纸！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难忘那夜的秋雨”。我又读给家长听：童年经历的人间苦难，令我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感同身受，格外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我自认为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尤其懂得知恩图报。
　　 “教师是谁”？“知恩图报”？我想劝慰家长，还是想为教育掩盖些什么？
　　 家长说了些什么，总之是些感谢的话。然后带着微笑走了。
　　 我没有心思再去听什么讲座，思考起关于教师“培训”的事来。
　　
　　 （二）
　　 他是个男孩儿，三代单传的“宝”。上四年级了，还要妈妈背着上学，晚上，摸着妈妈的奶子才能入睡。一至三年级，从来没写过作业，经常把书包丢进柴堆里，逃学，玩游戏，放学时，再准时准点和其他孩子一起回家。
　　 这是我初当班主任时相遇的一个孩子，和送走的那位家长有些相似，许多这样的家长或许都有类似之处：溺爱，或者强势。当时，老师们谁都不想要这个孩子，怕他“拽后腿”。我看孩子可怜，领着他的手安排在第一座，同班的老师一直埋怨我，直到期末。
　　 “拽后腿”的担忧，是从2001年新课标推行开始的。由于上级明令取消统考，本应得到缓解的给教师“排队”现象却愈演愈烈。回忆我县，是因为教研室新来的主任不认可“学生素质综合评价”，所以统考改为抽考，躲过了上级检查。局长大会小会讲：“素质教育不是不要考试。”抽考的恐慌蔓延到全国各地。
　　 记得每年期末考试教师如临大敌。县局严密组织，为的是要一个真实成绩。基层常出现集体作弊现象，比如“拽后腿”的学生不入学籍，不算数，或者让学生抱“病”不参加考试。有胆子更大的，把各个班级的好学生临时组成一个“班”应试。县局首先把住出题关，出题教师是外地聘请的，提前三天去“秘密基地”组题，上交所有通讯设备，出题结束后去旅游，考试结束后再回家。印刷厂也不用当地的，在外地印刷，有专人支领试卷并看护。监考教师都是外校派来的，每人手里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两封“鸡毛信”。第一封确定考哪个学校，第二封确定抽哪个班级，所有抽签工作秘密进行。即便这样，每年依然有“泄密”现象发生，因为这些组题教师会参考县局印发的“单元试卷”，那些试卷是教研室平时印发统一收费的。“乱收费”现象上级查得严了，学校就从杂费中列支。曾经一位刚直的老领导在县“三八”座谈会上爆出事实：一名城内老师到下边学校卖“题”挣了一处楼，可是这位老师照样提升当了名校的副校长。
　　 考试前一天，教研室提前抽签定参考年级。语数英必考，有时还要考音乐、美术、科学，教师个人成绩全县排名，纳入校长“目标考核”。有时会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如某校没有音乐老师，学生没上过一节音乐课，考试成绩却全县第一。班主任老师透露，她一人既教语文数学，又带英语，还教音乐，音乐课他上成数学，音符用“数字”读出，学生记得又快又准，反正是书面考试，也不用唱歌。
　　 基层校长一年的主要精力除了应对各类检查，便把抽考作为重中之重。每学期“买”单元试卷，收取学生费用，私藏小金库。并与书店联营，推销各种教辅用书，老师也拿着回扣。
　　 思考评价体制“变本加厉”，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教师的爱像那来自源头的纯粹的光，学会了苦和痛，引领经验遇到一切。
　　
　　 （三）
　　 20多年后，依然使我心慌的是，体制对教育问题的反应，尽管随着岁月的磨炼表面上圆滑老练，但实际上仍是力不从心。
　　 百度“教育问题”、“腐败问题”，找到相关结果分别是100,000,000条和6,820,000条，教育问题是腐败问题的14.6倍。
　　 回想当初，我刚到城内一所小学当校长，一位家长拦住我，把孩子三年半的厚厚的21本“单元试卷”拿给我看，语数英三科，都是老师为孩子征订的。翻看语文试卷，老师没批阅过一笔，但孩子没拉下一道题，并且准确无误。翻到最后，是两页标准答案。我感恩那位家长，他让我开始思考什么是教育，思考在“分数”面前校长是怎样的角色，而我应该是谁。
　　 我进入学校的第一件事是组织召开家长座谈会。每一次交谈都会让我感动，家长与教师达成共识：教育是培养人，学校要让孩子生动活泼地享受童年生活，而不是做考试的机器。我们组织“有爱就有希望”六一庆典活动，学生、家长、教师、校长、县局领导、市科室领导都来参加，大家围着“爱心大行动”红色条幅签名，我自己的名字写在“心”字的一点儿上，旁边是孩子们的签名围成的“心”形图案。我们发现了不同的“心”相在汇聚，像咬在一起的齿轮从源头设法用力，找寻破解“分数”捆绑的途径，起点是整体地思考教育，之后，全面认识世界。
　　 相遇中，我们打破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的思维惯性，不再盲人摸象。
　　
　　 （四）
　　 我在发思，当初我与“单传男孩”相遇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怎样的。
　　 那时的我，自尊心极强，内心常有一种声音：不能落在其他班的后面。
　　 我们共11个平行班，每次考试要计算班级平均分、及格率。主抓教学的副校长每次周末会都会敲敲警钟：中国人有奴性，中国教育就得是脸皮效应。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庄稼耽误是一茬，孩子耽误是一辈子，“分”是孩子的命根子。
　　 校长推行量化考核模式，称为“玉华教育法”。校长的名字叫玉华。他的经验全县推广，后来，由于成绩突出，被提拔为副局长
　　 玉华局长是由乡镇小学的校长做起来的。提拔到县直实小当校长，是老校长看中了他。他自己说主要原因是他的学校年年全县统考第一。他到实小后给我们传授经验：巴掌+摸爬滚打。他举着右手提示我们：在城内学校，“巴掌”最好不用。
　　 正规的师范教育让我内心清楚：“优秀教学要求我们真正懂得意图和行动的内在源泉。”然而，我对校长的敬佩让我对他传授的经验也深信不疑。
　　 我开始组织班级量化考核。一张张表格写满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全班所有学生课上说了几次话，作业有几个错别字，家庭作业几次没完成，红领巾有几次忘记带了，考试下降了几分。学生每学期每人的基础分是1000分，被记录一次扣一分。班长、组长人手一个小本，周末交给我看。我找“后进”的谈话，出示黄牌或红牌。没上记录本的，也就是一分也没扣的，可以得一朵小红花。校长帮我总结了经验“二级双向管理”，不仅评价个人，还评价小组，组长每天瞪着眼睛像警察抓小偷一样记录着组员的一举一动。
　　 我的管理经验被认可。还依稀记得校长塞给我一个没人要的“不算数”学生，对我说：“使劲管，别过分就行！”我能听懂他的画外音。我把孩子安排在最后一桌，派得力的班干部上课下课监督。孩子不写作业，组长安排人给他抄上；孩子逃学，组长去柴堆里把书包给他找回并交给家长。一次、两次、三次……孩子能够坐下来了，但每天只是躲在角角里，要么睡觉，要么望着大家开心玩耍时淡淡地傻笑。学校进行作业和纪律评比，我们班全“优”，校长让我在校会上交流班级管理经验。而我看到的，是孩子木讷的眼神和眼神背后的教育……我的报告题目是：我失败了。校长会后提醒我，在校会上要学会“表扬”自己。自那以后，我的内心有“展示”文化的种子在发芽。我并没有矮化我的校长的意思，我对他，包括现在还是言听计从。后来，副校长当了副局长，他把实小的经验全县推进，实行“八统一”。从学生上学排队到作业、考试、班队活动，无所不包。
　　 局长退休后，主抓“少工委”工作，我们一起做共同体读书叙事活动。我们推进全县经典诵读，开展“人格养成”教育，这是一项全国重点课题。
　　 当我们用今天的语境思考那段历史的时候，开始用“叙事”的视角反观内心，发现我们那一段路，走在“极端的文化”中了。
　　 如果我们不去抨击，面对当下的教育，我们的内心很难达成一种新的平衡。这是叙事对我们提出的极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