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在村西，离村子大约1里地多点儿，从我懂事儿时起，我就跟着大人喊它“小河”。它其实是有名字的，叫“洪凝河”。洪凝是我们镇的名字，这是我读高中时才知道。不过，名字对它，好像也并不重要，它就是一条走不了船的小河。雨季时宽些，河面大约能有十来米，枯水季就很窄，不过是三五米的样子，好像助跑一下，就能跳过去。我和小伙伴们尝试过，显然，我们都高估了自己。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失败都让人沮丧，比如，夏天跟小伙伴们一起掉进一条有着平缓干净流水的小河里。我现在还能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遗憾的是，却怎样都无法记起小伙伴和自己当时的面容。好吧，事实上我连他们的名字都早已忘记。多少年没见了，读初中时分班，高中更是很多人都没读。我高中同班同学里，没有一个是本村的。
　　 那年回家过年，在一个本家大爷家里，遇到了一个小学同学。其实，早已经认不出了，但一提名字，却也就记了起来。我兴奋地跟他聊起一起“跳河”的往事，他也开心地点头，但好像并不记得了。其实，也没有太多共同的话题，关注的点终究不同。他好像更想知道我在大上海是否买上了房子，开什么车，一个月赚多少？我不确定，他是希望我过得好，还是不要那么好。就像当年我们一群人依次从河边起跳，我也不确定，当时我是希望别人跳过去，还是跟我一样，不要跳过去。好在，总也还是有些可以聊的东西，比如，小学校长去某位同学家吃晚饭，因为嫌弃饭菜质量不好，没有肉也没有鱼，被那孩子的父亲给打了。我记性不好，刚下楼就不记得门锁了没有，在我所有的中小学老师里，能记住名字的不超过三个了，他是其中一个。
　　 鱼，河里是有的，至少我小时候，河水清澈见底，经常能看到小鱼。我们有时候会用石头筑一道简陋的堤坝，然后下水捞鱼。当然，收获并不大，鱼太小，正确的捕捉方式不是捞，而是用罐头瓶子捉。用煎饼蘸点剩菜汤，放到广口罐头瓶子里去，用小石子压住。过几分钟，把瓶子猛地提出水面，通常就会发现里面有手指长的小鱼，有时候还不止一条。吃肯定是不够吃的，多数要么拿回去养着，要么就直接喂了家里的鸡鸭。其实，养着的那些，最终也是喂了鸡鸭，因为养不活。至于放生这事儿，当时没这概念，人自己都过得艰难的时候，很难指望他有多大善心。就如我那次去水上乐园玩，鞋子被偷了的时候，就顺手偷拿了别人的鞋子，且至少当时，心里并没有太大障碍，去替被我害的那个人考虑太多。自责，那是回到家吃饱喝足之后的事儿了。
　　 河面不宽，印象中倒是没什么水草，但河滩灌木丛生，里面生活着各种小动物，倒也很是热闹。记得有一种小鸟名叫沙窝溜子，小时候长得膘肥体壮，能在河滩沙地上健步如飞，就是不会飞。哥哥经常带着我去寻它们在灌木丛中的窝，先是用木棍打草惊鸟，然后看着它们从灌木丛中冲出来，我们哥俩就开始围追堵截。捉到了，带回家关在笼中养着玩。还别说，这东西因为没肉不好吃，养一阵儿，待它长大会飞了，倒是会把它放生。除了捉鸟，我下课后也常去河滩上挖灰灰菜，回家给小兔子吃。那时候我们家响应县里号召养长毛兔，说是能发家致富的。等兔子大了，兔毛回收却成了一个笑话，公信力的破产大约就是这么回事儿。我清楚记得，长毛兔的肉是真不好吃。
　　 河的西边是西岭，不是“窗含西岭千秋雪”的那个西岭，它就是一个小丘陵。那里有村上的采石场，红火时村里边近百号男人在那里劳作。我出生时，因为是超生，家里的粮食都被收走抵罚款了，那时计划生育还是基本国策，正被严格执行。父亲为了维持一家人生计，就上了西岭去打石头。那年头没什么机械设备，就是先在山体上打孔，放炸药，把石头炸开后，再用锤子钎子什么的把它分解琢磨成不同种类的石材。每年因为炸药失效等缘故，都会有人受伤，甚至身亡。琢磨好的石材，还要靠人工一块块背到采石场外，才能装上外销的卡车或者拖拉机。父亲手、肩膀、后背和胳膊上的老茧都很厚，四十来岁的时候，额头就有很深的皱纹。每次聊起这事儿，他都是笑着说：“总不能让你们娘仨饿着。”
　　 采石场的活是重体力劳动，早上每次采石小组会统一买油条分给干活的人吃。父亲偶尔会把自己那几根省下来，中午带回家给我吃。那时候小，不懂事儿，嘴又很馋，每次都吃得特别开心，浑然没有注意父亲那背烈日晒破皮的肩头和后背。直到有一天，听说采石场那边摔死人了，才知道父亲的活计是多么凶险。算起来，父亲在那里干了足足十年。一直到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姑父成立了建筑队，父亲才去了那边。如今父亲已经去世十年多了，采石场也已经快被挖空了。紧挨着采石场的，是村里的林地。在我老家，林地就是墓地的意思，老林则是指祖坟所在地。父亲和母亲就埋在那边，离他当年工作过的地方，不过一里地。每次回家上坟，走过小河，路过采石场那个大坑，我总会想起父亲。
　　 按照家乡的风俗，去世亲人的一些小物件儿，除了子女留下保存的，其他要么烧掉，要么扔到河里。父母的一些杂物当时就是扔到小河里的，那时的小河，已经是一条臭河沟。大约也就是我读小学的时候吧！县造纸厂落户到我们村，然后河水就开始红得发黑，上面泛着白沫；岸边偶尔能看到一条死鱼，很远就能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岸边早没了灌木，就连离河边几十米远的沿河路边上的那几排杨树，都变得半死不活。夏天，经过那边小树林的时候，连一声蝉鸣都听不到。臭河沟对我们村的影响要更大一些，村西头的那片菜地，本来是村里人主要的蔬菜来源，因为蔬菜产量锐减和味道的诡异，慢慢也就废弃了。那时候的人，对于环保还没什么概念，也没有人会想到，这对村里意味着什么。直到村南边又建了水泥厂，天空动辄暗无天日，空气开始变得呛人，村里人肺炎和肺癌发病日渐增多，才有人出来闹。
　　 我母亲就是死于肺癌，父亲的去世，也是从肺炎开始，治疗过程心脏病复发，逐渐恶化到不可控制。那是2006年，造纸厂已经关停，水泥厂正在搬迁，而小河沟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洁净。好吧，我其实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父母的病跟那些事儿有必然的联系。当然，我也不需要证据，因为我没准备去跟人打官司。去火葬场的路，要经过小河。路是东西向的，河是南北向的，交叉成一个十字。车穿过十字交叉点，一路西行，我和哥哥分坐车厢的两侧，中间是一口棺材。我们都没有说话，一句话都没说。心里特别委屈，就觉得人生对父母充满了恶意，他们这辈子，过得太难，太难了。
　　 几年后，随着房地产开发的热潮，小河总算是被疏浚清理了，河水恢复了往日的清澈。两岸修起了美丽的河堤，花红柳绿。一排排河景房鳞次栉比，再不是旧时模样。就连河边西岭靠近老林的地方，都新建了别墅区。据说，已经被别墅区和工业园包围的老林，它的动迁已经提上了村里的议程，准备把它迁到公共墓地。上坟的时候，我给爹娘磕头，跟他们说：“现在县城可漂亮了，小河也干净了，还修了两座大桥。可是，你们却看不到了。”
　　 想起了小时候过年时，娘总是会准备好四碗菜，装在篮子里，用白色的布盖上。大大提着篮子，哥哥拎着纸钱，而我扛着放鞭炮的竹竿，一起去上坟。过河时，要踩准那些大石头，小心翼翼。大大总能在迷宫般的林地里，指出哪座坟是老爷爷的，哪座坟是大爷爷的。我和哥哥根本就记不住，只是跟在后面烧纸磕头。有一次，他笑着说：“你们得记住啊，哪一天我没了，就要靠你们俩来上坟了。”
　　 我们俩是靠不住的，因为都不在老家。哥哥春节前还是会尽量回去一趟，然后告诉我说，我把你那份纸钱也烧了。我会微信把买我那份纸钱的钱转给他，一百块钱，一年到头，就这些了，跟我每个月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样多。其实，每年我也会回去一趟，多是趁着去山东出差，抽空回去。但因为不是节日，老家的规矩是不能随意上坟的。我倒是不在意规矩，但住在叔叔家，还是怕人家说闲话。于是就不去，只是走到河畔，在大桥上站一会儿，遥望不远处的老林。那里，有很多棵比我还年长的松树，有我的父亲母亲。脚下，河水一路向北，五里后，它会经过一个叫西楼的村庄，村里有一棵硕大的白果树，大姨住在那里，可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健在。上一次见面，还是我结婚时，年过花甲的大姨握着我的手哭泣：“如果你娘还活着，那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