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敬亭山正中的张村当农垦战士，再开到最东头的白马作文书，现在又转到最西头的团山，到团部学校任教，六个年头，围着敬亭山转得我晕晕乎乎的。
　　 团部学校的师资条件尚好，有安师大、华师大科班出身的，在这里我的中专学历不尽人意，可我是有备而来的，执教绝对不成问题。
　　 团部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
　　 我在学校先是接手初三语文课和班主任工作，后来学校升级，我便跟进两年制高中。别认为不计教学质量的书就好教，其实正好相反。首先教材不当，很多有血有肉的传统篇目没有了；其次教材教法还要转变，我们的语文课不像教语文，却像是上政治课，而且都是时政。
　　 出于人性的良知，仗着年青人气盛，尽心授业解惑也。
　　 我和我学生们也有开心之事，那就是上山采药。过去在黄山林校当逍遥派的时候，我曾幸蒙中医学院教授查少龙老先生熏染，研习过一段中医中药，我已对敬亭山草药分布作了考查，常用品种不少，特别是沙参、桔梗、苍术之类比比皆是，医药公司常年大批收购。我便教学生挖采炮制，卖出后做班费、购书买簿本，对学生而言既是课外活动又是勤工俭学。
　　 那时每晚有发电机发电，到21点停电后需点煤油灯照明，我们不但能常常看到电影，而且还能看到电视。
　　 团部有一台21英寸黑白电视机，周末只要不遇阴雨就搬出来对周围的民众开放，人们就像看电影那样，太阳没落山就把高高低低的坐凳摆在广场中心等待。那时电视节目少，演播质量不尽人意，但围观者还是趋之若鹜。
　　 团部还能常常搞些紧俏的上海物资，诸如劳动、飞马、大前门香烟、金鸡饼干、大白兔奶糖、固本肥皂、晶莹香皂等等。不过有一个问题，令我倍加怀念白马，那就是失去了蔬菜供给，家家都得自给自足。
　　 虽然同事给了我一块临水的沃土，但我对种菜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好在有大家帮忙，学校的几个单身汉都是我的助手。记得有年种萝卜，人家萝卜业已上桌，我才姗姗点籽，本是无心栽花没有什么奢望，但是那萝卜却意外地疯长，既往土里钻又向土外冒，一尺多长，比胳膊还粗，雪白粉嫩。春节前夕把它们分给四邻，有的红烧，有的清炖，有的凉拌下酒，家家赞不绝口。
　　 还有一个种菜的故事颇耐人寻味。那是1976年暮春，隔壁的会计乔迁新居，便把屋前一大块菜园奉送给我，我和几个单身汉合计，种懒菜为宜，可以疏于管理坐享其成。没过多久，他们从下面连队弄来一小袋萹豆种，三七五除二胡乱一种，棵棵成活，肆意长着。
　　 我从小就爱吃萹豆，耐心等到了入秋，满园都是绿油油的。起先一天一篮两篮，又吃又送人，让我品尝着丰收的喜悦。接下来每天是一筐两筐，我觉得有些抵挡不住了，吃不了就烀熟了晒干。不采可惜了，令我十分懊恼，最后还是干脆不再过问了，索性任其与蚜虫们一起自生自灭。
　　 春天放农忙假，我们带学生到各茶叶连采茶，无论男女双手摘茶，就像小鸡啄米轻快稳准。
　　 夏秋水果成熟时，我们便到果树连帮忙。一个一个剪摘，一篮一篮装筐，一筐筐搬运，汗冒雨淋地在树丛里爬上爬下的，浑身被洋毛虫辣得体无完肤，手一碰就揪心疼痛，随身携带的万精油在手上抹得厚厚的，但还是无济于事，照旧疼痛难当。
　　 十几年后我重返故地，这些果园早已不复存在了。改革开放了，河北的苹果来了，山东的苹果来了，红富士也来了。当地老土再也无人搭理，做成罐头也没有销路，只得将果树砍了作罢，果农变成了茶农。
　　 后来团部一个改作九连山林场，一个改作古泉啤酒厂，九连山的地名也改作古泉镇。
　　 九连山位于团部以北十五华里，我们有车就乘车，无车就骑自行车。那里既有我同学和白马时候的旧友，又有我初识的新朋，有在宣城车队的修理工老陈，有护林员大麻子老顾，有小学教师（郎）狼巴子，在芜湖设计院任职的杨老师，老干部子女华子、黑子兄弟等等。
　　 不知缘于何故，1976年的时候像先前撤销白马一样突然一风吹解散了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所有现役军人各自回归原部，地方人员一律就地留守。兵团部改作省农垦厅，十七团恢复“敬亭山茶场”旧名，原属各营改作分场，各连队改称小队。
　　 事过不久，唐文华被调到无为县城工作，我在团山又少了一好友。从他和老连长告别的眼神里，我能体察到他的伤感。
　　 我忽然觉得，老连长老了，两鬓斑白，胡须也白了，为什么我过去不曾发现？
　　 1978年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全场唯我一人有幸把住了机遇，上大学回炉镀金，爱人也离开茶场调往巢湖市任教。又临到我搬家了，这时已不再像张村到白马，场部对我特别照顾，破例给我派了一辆卡车，尽管我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件家电，各种家什杂七杂八也装了满满一车。
　　 老洪夫妇这回的感伤已按捺不住了，我们难舍难分，在空徒四壁的屋子里促膝倾谈彻夜不眠。第二天他硬是亲自随车把我们全家护抵巢城，才依依不舍挥泪作别回转。
　　 敬亭山，九连山，最敬爱的老洪和朋友们，谨让我向东南遥遥一揖！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