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某一年春天的某几天，我家里的东山墙上挂了一枝桃枝。
　　 刚开始挂上去的时候，桃叶还舒展着浓绿，显得精神头十足，枝条也丰满而水灵。
　　 那时候，我家里挂桃枝，绝不是因为要欣赏桃叶之绿，桃枝之窈窕，而是要为我娘辟邪驱鬼。
　　 那一段时间，一到夜里，我娘就做噩梦，失眠，头疼欲裂，每日里，狠劲掐自己的太阳穴，也无济于事。
　　 我娘的头疼病，是因为眼睛疾病连带引起的。
　　 那之前，我爹曾经带着我娘，坐长途汽车，去开封眼科医院，找医生诊治，带回一点药，也并没有多大的效果。
　　 有一次，也不知我娘进了哪一座庙，求了哪位庙里的人给指点迷津，说是桃枝辟邪，能阻止阴间的鬼魂进来，就叫我去撅桃枝来。
　　 王安石的《元日》一诗里曾说，“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里的新旧桃符，就是古时候老百姓家里辟邪驱鬼用的。可见，我娘让我撅桃枝以辟邪驱鬼，也是有民间传统文化渊源的。
　　 听了娘的吩咐，我就急忙去撅桃枝。
　　 那时候，我家已经由东门里三弯巷搬到东关外育英巷南头。我家北面，环城河东岸边，还几乎没有人家，不是一片荒芜，就是被种上树，或者种了蔬菜，其中，就有一片小桃林。
　　 桃树开没开花，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欣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心情。我记得的，就是桃叶还碧绿。碧绿的桃叶，也没有唤起我的兴奋。因为我要赶快撅桃枝回去，为我娘辟邪驱鬼，减轻她的疼痛。
　　 我知道，我娘的头疼病，不仅仅是眼睛疾病引起的。眼睛疾病，是埋在她心里将近二十年的心病引发的。
　　 我娘的心病，与将近二十年前我大哥的死有关。
　　 我们本来弟兄五个，一个大饥荒年代，就吞没了三个。
　　 我行老三，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四弟和五弟，躺在床上，“呼哧呼哧”，喘大气，慢慢地，就没了呼吸。那时候，他们一个不到两岁，一个也就是三岁，整天吃不饱，缺乏营养，得了肺炎，不治而亡。他俩的死，我娘也悲痛过，也哭泣过。但是，那份伤痛，远远比不上我大哥的死。
　　 我们弟兄的名字中间，都带一个“俊”字，但是，我们弟兄五个中，真正称得上“俊”的，只有我大哥。国字脸，浓眉大眼，双眼皮，宽肩膀，用今天的眼光看，也是个型男，帅哥。关键是他还聪明，临死那一年，他才十二三岁，刚考上初中，因为学习优秀，还当了班长。
　　 我大哥的死，源于若干张饭票。
　　 那时候，吃大伙——也就是大家都到大队食堂吃饭，每天凭票打饭。饭票，要每天到司务长那里去领。我爷爷去司务长那里，领他和我奶奶以及两个叔叔的饭票。司务长说，我大哥代领走了。我爷爷回家问，我大哥说没领。我爷爷再去问司务长，他坚持说我大哥领了。我爷爷再回到家，自然再追问我大哥，我娘也帮着追问。我大哥坚持不承认自己领了爷爷一家几口人的饭票。
　　 那时候，这不是个小事情。一天领不到饭票，就意味着一天饿肚子，一天饿肚子，就可能死人。围绕饭票，家里自然生了一场气，我娘打了我大哥，也骂了我大哥，我大哥依然说自己没领。后来，我娘一赌气，把我大哥锁在屋子里，自己回南关我姥娘家里去了。
　　 我大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就……悬梁自尽了。
　　 这件往事，不仅仅是埋在我娘心底里的磐石般的疼痛，也是埋在我爹和我们弟兄两个心里沉重的疼痛。直到现在，每次上坟，看见我大哥的坟头，我心里的悲痛就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令人伤痛欲绝的情节与细节，我曾经借小说的形式再现过，如今，我真不忍心再详细叙述，就像不忍心再拿一把尖刀，去剔剜埋在心底的沉痛的旧伤疤。
　　 我大哥的死，给我娘带来的打击沉重而漫长。大哥死后好些天，我娘几乎每天都要跑到我大哥坟头上，号啕痛哭，回到家里，还是抽抽噎噎。好些天的半夜里，我娘也止不住大放悲声，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将我和我二哥惊醒，我们吓得大气不敢出，静静地蜷在被窝里，听着我娘悲痛的哭声，在狭窄的房间里，沉郁的黑色里，像无数黑蝴蝶一样，四处飞翔，冲撞。
　　 我娘死后，有一次，我爹跟我说起了她。我爹说，你娘这一辈子最伤心也最后悔的事，就是你大哥的死。我爹说完，长长地叹着气。我大哥死的时候，我爹偷偷下了东北大兴安岭，当了两年多伐木工人。等他回来，他的长子，我的大哥，早就不在人世了。
　　 正如陶渊明所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我大哥，就那么死了。那司务长，照常当着。所有活着的人，在艰难困苦的日子，照样野构树荒茅草一样活着。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只有我的亲娘，被埋在失去最待见的长子的深沉的悲伤和悔恨之中，整日以泪洗面，以号啕痛哭，向苍天哭诉着悲愤和哀痛。她的精神，已经崩溃失常。
　　 我姥爷和我两个舅舅都是医生，他们把我娘和我们弟兄俩接到他们家里住。一方面，想给我娘换换环境，帮她走出悲伤，另一方面，也想给她治病，同时，也好照顾我们弟兄俩。我们弟兄俩，那时，不但都饿得精瘦，也都被肺炎疾病折磨着。
　　 在我姥娘家，我娘也经常在半夜里出走，去我大哥坟上哭坟。在沉沉的夜色里，在一派荒凉的坟冢之中，我娘就扑在我大哥坟上，哀哀号号，长久痛哭。我大舅和我二舅，一开始，找她大半夜，才找到她。后来，知道她必定是去我大哥坟上，所以，一看我娘离家出走，赶紧就去我大哥坟上，一找一个准。
　　 等我爹从东北回来，把我们接到东关家里，我娘的精神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但是，因为长期哭泣，却落下了病，眼睛疼痛，连带着头疼。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爹就带我娘去开封看过，用些药，略有好转。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又恶化，视力开始模糊，眼睛和头部，更加疼痛难忍。我爹又带我娘去开封治病，回家以后，告诉我们，医生说，时间长了，眼睛里面的玻璃体已经严重病变，治不好了，只能拿点药，止痛。吃药，止不住痛，只好急病乱投医，就出现了我家里挂桃枝的一幕。
　　 挂上了桃枝，我家里就像挂上了希望。那希望，就是全家人都希望我娘能晚上睡好，眼病快点好，不再头疼。挂上了桃枝，家里也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气氛：严肃凝重之中，也隐含着神秘和压抑。大家都有些紧张，说话小声，走路轻缓，唯恐惊动了冥冥之中的神灵或者鬼魂。
　　 几天过去了，桃叶，由枯萎转向干枯；桃枝，也越来越干巴巴。有一天，我娘告诉我，三儿，你把桃枝扔了吧。
　　 扔了桃枝的第二天，我娘告诉我，昨天晚上，不再做噩梦了，睡得很好。
　　 我也有过常做噩梦的经历，是在我该上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实行推荐上学。推荐上学的最重要的依据，是家庭出身。红色家庭出身的孩子，就像入了保险柜，百分百，可以堂而皇之地走进学校门。我呢，灰色家庭，就很可能拒之门外。果然，推荐上学的名单公布了，没有我。那一段时间，我常做噩梦，常常梦见一个穿黑衣服的蒙面鬼慢慢走来，缓缓地压在我身上。沉重的山一样的鬼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压得我无法动弹，我惶恐，我大喊，我哭泣。终于，我喊出了声，睁开眼，我娘坐在床头，问我：三儿，做噩梦了。
　　 所以，我娘老做噩梦的痛苦和惶恐，我感同身受。
　　 我娘又跟我说了一句：唉，信神有神在！她说这话的时候，脸色平静了许多，早就浑浊的眼睛里，也似乎澄明了一些。
　　 娘的话外音，我听出来了。信神也有鬼在。
　　 家里挂桃枝，非但没有起到驱鬼辟邪的作用，没有减轻她夜里的失眠和做噩梦，反而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使她更噩梦连连，更惊悚不安，更彻夜难眠。
　　 我也知道，她做噩梦的原因，依然跟我大哥的死分不开。我大哥的死，已经是压在她心头的巨大磐石，搬也搬不动，挪也挪不走。
　　 后来，我要从东关外育英巷搬走独立过日子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我娘说了一段话：夜黑（方言，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我的右手指头大拇指断了，你大哥来了，他说，娘，你大拇指断了，以后，拿东西，就得靠二拇指和中指了。
　　 娘说着，眼含热泪，哽咽起来，我和二哥，也眼含热泪，哽咽起来。
　　 我心里知道，我娘心里不愿意我们一家人分开。她梦中听到的我大哥的话，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弟兄俩能承担起孝敬她的责任，也希望我们不要分开，不要离开娘。但那个时候，我的大女儿都上小学四年级了，二女儿也三年级了。分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我更知道，我已经走了快二十年的大哥，还经常在我娘的梦境里出现。
　　 那次桃枝事件以后，我娘有时候还拿手捂她的右眼，掐右太阳穴，疼痛却似乎不再那么剧烈。可是，右眼开始慢慢起了灰白色的翳障，先是一点，再是一小片，到最后，几乎遮盖了整个右眼，而且，右眼也在逐渐地凹陷、缩小。
　　 我们一家人一直以为是白内障，中间，也找医生看过，都没有好办法。有一年，省里的眼科专家到各地巡回治疗白内障，到了我们地区，我就找了一辆车，拉着我娘，到临近县专家巡回治疗的医院去，让专家看。专家看了，说我娘的右眼不是白内障，而是玻璃体已经彻底病变坏死，没有治疗的可能了。我和一家人，才彻底放弃我娘的眼病的治疗。
　　 那次桃枝事件以后，我娘再也不相信巫术治病那一套，而且，再也没有进过一次庙门，没给神灵磕过一次头。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挂上了轴子，我娘会对着轴子之上一个个先人的名字磕头祷告一番。
　　 东关育英巷，我家北面不到五十米，原来就有一座庙，后来，又恢复重建。重建时，有人到我们家里募集善款，我娘也照拿。但是，庙重建好以后，有人多次邀请我娘去庙里烧香磕头，我娘都婉言拒绝了。一直到她八十二岁仙逝，也没进过庙，没给神灵磕过头。
　　 那一枝桃枝，似乎让我娘大彻大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