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京每天出门时，总要向母亲报告截止昨天的劳动成果：总共砍掉了多少棵树。
　　 每次报告的数字，总会比前一天多出两棵。老人都记得这些数字。
　　 “你知道砍一棵树要费多大的气力吗？”老人问我。
　　 我不知道。我从没有砍过树。
　　 “总之，砍一千棵树的气力，相当于用斗量了一次整个大海！”老人还没说完便被自己夸张的比喻逗笑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韦京是我的好儿子！”
　　 一天傍晚，有人急匆匆地跑过来告诉老人，韦京被他自己砍倒的树压死了。像他爸一样，压在胸部，当场断了气。
　　 螺壳从老人颤抖的手里轻轻滑落，掉在石板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那，你的意思是说，韦京今晚不回来了？”她淡淡地问来报信的人。
　　 来人叹息一声，没有回答，扭头离开。夜色突然降临，将一切淹没。老人俯身去拾那只凤尾螺，但它惊慌地挣扎着，仿佛全心要逃脱，她一直抓不着，心里有些急，竟一屁股坐在地上，对着山下呼喊我的名字。
　　 我跑到老人跟前，把螺壳拾起来递给她。她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然后用力推了我一把：“去你的！”
　　 韦京果然没有回来。听说就地埋在观天岭那边了。但每天老人依然像平常那样，在门口坐等，一言不发，脸上也没有过多的悲伤。只是，看上去，她比以往更加孤独，连她的房子也显得更孤零，像大海上的漂浮的三片叶子，甚至没有存在的证据。
　　 凤尾螺还在她的手里。只是它的身子摔破了一个窟窿，像一张船漏了水。
　　 “它可能死了。”老人说。
　　 我伸手去触摸，螺壳是冰凉的，僵硬的，漏气了，风吹进来，再也闻不到它的喘息。
　　 估计是它真的死了。
　　 从此，老人变得垂头丧气，沉默寡言，不愿意和我多说话。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怕她伤心，因而不敢再靠近她。
　　 一个月后，我的咳嗽病果然彻底好了。我要回北京去了，去向韦京妈告别。
　　 韦京妈照常坐在门口，像一棵能经得起漫长等待的老树，但看上去明显枯萎了。
　　 “回到北京你代我向毛主席问好。”先前，每次我从她家离开时，她总不厌其烦地叮嘱我，生怕我忘记了。这次，她再次提醒我。
　　 我向她解释过了，毛主席已经去世很多年。可是她不相信。
　　 “毛主席肯定比我长寿。我还活着呢，毛主席怎么会死呢？”韦京妈说。
　　 韦京妈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活了多少年。她说她跟毛主席同年生的，但韦京说，她比毛主席早生三年。她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三百弄。她不知道世界有多大，北京有多远。
　　 我发现，经历昨夜一场雨，韦京妈的房子已经倒塌了半边，倒塌掉的泥砖头像人的骨头一样赤裸裸地露出来。房子周边长满了青草，开满了各色野花。门墙上空荡荡的，只剩下几枚挂钉，食物没有了。我要给她留下一点钱，村民告诉我，她不懂得用钱的。我只好托村民用钱换成玉米和一点腊肉，挂在她的家门口。老人笑呵呵地说，你不用担心我，即使不吃不喝，我还能再活二十年。
　　 我真的要走了。她突然拉住我的手，从衣兜里取出凤尾螺，小心翼翼地递给我说：“它没有真死，你还可以将它救活。到了海里，它就能活了。”
　　 凤尾螺先前摔破的窟窿被精心修补过了，完好如初，依然闪亮着，好像恢复了体温，风一吹，还发出衰弱的嗡嗡声。
　　 我答应她，一定要把凤尾螺救活。
　　 “告诉你一句实话：我的前世也是一只凤尾螺。”老人的嘴巴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我是过腻了海里的生活，才爬到三百弄的。现在我想回海里去了。”
　　 离开三百弄，我没有回北京，而是日夜兼程赶到海南外婆家，拉上舅舅，将那只凤尾螺投进了海里。
　　 在海里，它果然呼吸起来，吞着海水，吐着水泡，重新生长肌肉，然后舒展着身子，扭动着尾巴，向我挥手告别，缓慢地向大海深处走去。
　　 此时海面上隐隐约约浮现出一座森林茂密的高山，像观天岭。接着，耳际传来笃笃的伐木声，此起彼落，像是两个人合作砍着同一棵树。
　　 我这才完全相信，凤尾螺已经活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