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程胖孩能掌握市场行情，了解当地群众和外地百姓的需要，又能严格管控内部，所以他负责的供销业务蒸蒸日上，每年利润相当可观。
　　
　　 六、“活则岭五道爷”心系百姓
　　 程胖孩工作上一丝不苟，生活中却心系百姓古道热肠。
　　 那时供销社已经不再分红，为了回馈老百姓，程胖孩和供销社主要领导商定，每月确定一天为赔售日，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按进价出售，不加运费和利润，社员凭证限量购买。日常老百姓说的最多的话就是：“那天又赔售呀，家里用的煤油快没了。”“后天赔售日了，这回得记得买点盐。”“娶媳妇呀，得趁赔售日攒点棉花了。”赔售日每月给老百姓一定的让利，减轻了老百姓经济上一部分负担，成了老百姓期待的日子，
　　 崔绑孩家和段福军家两家贫穷，过年时大眼瞪小眼—干瞪眼没办法。程胖孩了解情况，和任四孩两个人商量，“大家都过年了，总不能把他们两家搁到年这头吧，咱们给他们送点过年的东西去吧。”大红春联贴起前，他们拿着几斤粉条、豆腐送到清炉冷灶的两家去，直把两家感动得热泪盈眶:过年孩子们总算也能有一顿像样的年饭了。
　　 崔恩堂母亲早逝，家里两个光棍汉，没有个女人料理，生活实在过得艰难。程胖孩去麻池沟下乡送货，看到了善良能干的姑娘秀仙，觉得两人很是般配，就牵线搭桥给恩堂张罗回来，做了媳妇。
　　 有人说：“老程就是‘活则岭五道爷’，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程胖孩能干、热情、豪爽，又喜助人为乐，在监漳成了大家都信得过的人，很多难办的事情，只要有他出面，八九不离十能办成。
　　 村里正月十五要闹红火，买扇子、买高跷，成立小戏团买衣服、锣鼓铙镲等都需要钱，社员们都说：“快去供销社找程胖孩，他准能攒起钱来。”程胖孩在前面走，后面跟着几个精壮后生，背着几个大布袋，崔家三升米，暴家五升米，就这样在村里走了一天，需要的开支全部筹齐。谁家出了多少登记得清清楚楚，每一笔开支也记得清清楚楚。四月十八村里唱戏，程胖孩还曾把当时最有名的专一团写回来，全村人高兴地拍手叫好。
　　 谁家夫妻、婆媳闹矛盾了，程胖孩抱个水烟袋就去了，一说准能调解好，人又送了个雅号“人民调解员”。
　　 直到今天，程胖孩的故事还被监漳人广为流传。
　　
　　 七、身廉洁不染尘
　　 程胖孩廉洁奉公，虽有很多便利为自己和亲人牟取利益，但他却坚守原则，不为所动。供销社卖有很多糖块，一分钱一个，眼馋的儿女常常叹息：“合作社里那么多的糖块，爹爹怎么也不给我们拿一块回来尝尝呢？”
　　 1955年秋一日，程胖孩赶着一只眼的骡子到洪水进货，进了满满一车的砂锅、碗、盆，还有几张耢，车行到蟠龙老寨上大坡，那头骡子突然受惊，只见它前蹄腾空长嘶一声，然后狂躁奔跑，坡陡弯急，程胖孩无法控制，被甩到坡上，满满一车货物顷刻翻侧，锅碗瓢盆稀里哗啦摔了个粉碎，急速翻倾的胶皮车从他腰上碾过，他瞬间不能动弹。
　　 乡亲们把他送到蟠龙医院，医生诊断为腰椎受伤，回家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多月才勉强起身。躺卧在床的一个多月，主任任四孩觉得他因公受伤，就从供销社拿了几斤鸡蛋、几把挂面去看望他，在发工资的时候，程胖孩坚决让从工资里扣除了这些费用。
　　 身体略有恢复，程胖孩就上了班，只是再也不能做赶车采购销售的工作了。监漳供销社和上司供销社1958年合并，1961年又重新分开，分分合合，主任书记换了几个，程胖孩始终是供销社副主任，负责业务。监漳供销社几经折腾，又因有的土坯房年久失修，房屋不够使用了。1961年程胖孩开始考虑为监漳供销社修房建屋的事了。
　　 程胖孩是个急性子，工作作风始终是泼泼辣辣，说了算，定了干。修房子的事和供销社主要人员商量妥当，立即投入施工。雇佣监漳拐大胖为大工，职工中除了留下女职工站柜台外，其余人全部打下手参加修房。他挺着伤痛的腰和大家一道劳动，裤腿高高挽起，卷到膝盖以上，露出小腿上根根冒起的青筋，哈哈大笑着和大家一起搬砖和泥，实在支撑不住了就拔出裤腰上掖着的烟袋，一屁股坐在尘土飞扬的墙根休息一下，顺便用袖子擦擦嘴上流出的口水，惬意地吸几口过瘾。几个月辛苦扩建了营业门市部，还盖起了伙房、库房。
　　 有人背后给他出主意，“每天经你手收支的数额不少，现在又给供销社修房盖屋，趁机捞点油水，把自己家里也修缮一下吧。”程胖孩一家六口人，只有一间窑洞和一间西房，孩子们马上又要结婚，实在是急需修房盖屋。可是程胖孩正色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廉洁奉公。咱可是社会主义的一根圪扎（俗语，指细碎的小枝，代指极细小的东西）也不能往家里带。”
　　 程胖孩几十年如一日以供销社为家，多年操劳四处奔波，好像从来就不知道休息是个啥东西。人毕竟是血肉之躯，身体经不起过度透支，1963年农历十月程胖孩感觉吞咽困难，一检查发现是食道癌。
　　 手术后的程胖孩身体非常虚弱，一顿只能吃一小酒盅的饭，四个孩子轮流照顾。当时除了大儿子在邮电局上班，剩下两个闺女和一个儿子都在家务农。眼看父亲病得厉害，大女儿就想趁父亲还有点威望，替自己安排个工作。程胖孩多年经营供销社，德高望重又管理着具体的业务，安排起用几个人应该没问题。就在前几年，同村的魏五成，父母早亡，生活困难，他还和任四孩主任商量，安排他来供销社上班，吃住都在供销社，解决了他生活中的困难。
　　 孩子们看自己的父亲安排别人工作却不考虑自己，满腹怨言，“别人总是先考虑自己家孩子，俺这个爹总是先考虑别人，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现在大女儿提出这个问题，程胖孩沉吟良久，他也想让孩子们有个体面的工作，生活过得好点，可是供销社现在不缺人手，怎么能随便把自己孩子塞进去给公家增加负担呢？他叹口气说：“孩子，你们在农业生产队劳动一样是给国家出力。”此后再没提过安排工作这件事。多年以后，每每看到别的老人领退休金，农村务农的大女儿总是带着惋惜的口吻说：“哎，其实只要我爹爹同意，我也可以成为供销社工作人员，现在一样可以领退休工资。”小儿子也说：“俺爹心里只有供销社，思想太纯粹了。”
　　 手术回来后，他还在工作岗位上继续为供销社服务了两年，1966年退休。
　　 在和病魔斗争了整整十年后，1973年农历正月初六上午，程胖孩走完了他辛苦奋斗的一生，享年67周岁。
　　 程胖孩从旧中国时期开始经商，后来创办监漳供销合作社，解决老百姓生活和生产中的困难，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他又大公无私地支持合作化建设。一生中，他把全部的精力和才智都奉献给了监漳供销社。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成为共产党员，那是唯成分论时代造成的遗憾，可这个遗憾并不影响他为社会做贡献。他从没有说过什么豪言壮语，却用毕生的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他毫不利己，只做利于老百姓生活、生产的事，做利于供销社集体利益的事，做利于监漳经济发展的事。他这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高尚、纯粹的精神，在监漳供销历史上，竖立起了一座至今无人跨越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