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会想起儿时我家的那面土窑。窑门朝东，门前的院子在左邻右舍的夹峙中，窄成不规则、细长的一溜，住一家人倍感局拘和不自在。
　　 院中的物影至今我都记得真切。家中仅有的这面土窑，窑门南侧开，窑面子塌成了豁落，父亲却无力修整，经烟熏火燎后煞是难看，也十分的不安全。果然一个黑夜便垮塌了下来。睡梦中我被抱出，村人都跑来了也没叫醒，睡的看来确乎老实。家里人躲过一劫，父亲再也不敢大意，在邻里帮衬下很快錾修齐了窑背。土窑很深，大概有十五、六米，一个枝条编成、被烟熏黑了的麦囤，将窑分成前后两半部分。前半部分，用麦秸泥压光了墙面，一进门盘了土坑，铺了地砖，垒了灶台，放了水瓮，支了案板，靠窑门再摆放一副旧桌椅和一个大板柜，就成了全家人日常生活起居的场所。麦囤后的部分，原是喂牲口的所在，农业社牲口归公后，就成了堆放杂物的地方，掏粪形成的大坑始终都未填平，黑呼呼我们不敢去。右侧堆放的几十根木料，原是预备盖房用的，可由于家境的困顿，数十年都没有盖成，好长时间都码放在那里，反成了我们家里最值钱的家当。后来生产队清收欠款，木料里的大梁就被抬去过。窑的内边还有一个小套间，安置了一台不常用的织机，一进窑门就可以瞅见，显得杂乱无章，掩饰性地安装了一副破旧的门框，遮掩的不那么难堪。
　　 窄小屈狭的小院北侧，靠窑盖了一小间一坡水的瓦房。向阳，门窗齐整，收拾亮堂，算是我们家待客的“雅间”，家中来了客人一般都住于此。记忆中的小瓦房曾有过两次重大接待活动。一次是七十年代修南干渠，小瓦房很荣幸被选作南边一个公社的工地卫生所，住过一个眉清目秀、很招我们小孩子喜欢的女医生。她的男朋友看她带来香瓜，我腆脸，她们吃，也蹭吃了不少。另一次是我十多岁前曾未谋面，只听父母亲经常提起，我那在外干事当官的五叔父，有一年因为家务事回家，也住进了小瓦房。院子进大门南首稍宽阔的地方有一颗大枣树，秋天枣儿红漾的季节，我们兄妹几个禁不住，常拿杆儿打着偷吃。枣树边有一个地窖，记得有一年我和哥哥养的兔儿走丢后过去了好长时间，冬天红薯下来，收拾地窖存红薯，才从地窖中找到已然化作白骨的兔子，我哥俩也明白兔子丢失的所在，不再“怀疑”别人。
　　 小院大门开在东北，门前有一棵香椿树，每当春天吃不上菜的季节，我家总有鲜嫩的香椿芽儿吃，也拿去集市卖，换回家里很缺的几块零用钱。我的父母亲都已年迈，大姐、二姐相继出嫁，三姐、哥哥、我和妹妹尚未成年，家里缺少劳力，父母肩上的担子很重，但为人都很谦和，是村里公认的老好人。香椿树总长得郁郁葱葱，周边会冒出许多小树苗，被父母亲用圪针刺围了，以防牛羊啃吃，等到长高，邻里亲戚们就会前来挖去移栽，父母亲无论谁要都慷慨与之。他们的行为影响了我，潜移默化成了我一生做人的准则。
　　 生活在这被称作“夹巷院”的狭窄小院，我们兄妹找到了许多儿时的快乐。春天燕子衔泥来到小院的时节，路边的桃杏幼苗会破土出，我们放学路上发现，立马挖来捧回家，用瓦片遮阴了在院子里移栽，憧憬从此便可以吃到桃子和杏，却从未成功，终究没有种出一棵开花结果的桃杏树，只能算是“儿学种桑”瞎胡闹，不过平添了儿时的乐趣罢了。家里养了猪羊，盛夏割草拾柴回来，满头大汗，常常不顾劝阻，一头扎进凉窑，舀起瓮里的凉水就咕咚猛灌一气，害得肚子痛，头发烧，在炕上乱打滚，吓坏了母亲。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们随父母在院子里划着生产队分来的玉米窠，栽杆，串成一垛垛金黄色的“宝塔”，矗立在院里，小院顿时有了诗情和画意。房檐下的柿子这时已经红透，每每忍不住上去摘几颗，馋涎欲滴送进嘴里，享受那瞬间柿入喉的丝丝甜意；冬季天冷，我们围坐在暖烘烘的窑中，夜里剥玉米，玉米粒在手中的哗啦声，伴随着笑声，大人们在一起说着家长里短。史阙疑的故事就是那时听得，我直到现在也没有忘却，写进了书本。而最快乐的要算过年，到时就有新衣服穿，好吃的，这些都是平时享受不到，所以格外盼着过年。除夕会守岁，静等着新年的到来，枕边父亲会放一毛、两毛的压岁钱。
　　 如今，我家那只有一面土窑的院子早已废弃不再住人。取而代之的是，我住进了城内宽敞明亮的钢骨水泥楼，房中电脑、冰箱、彩电、空调一应俱全。然而现代生活的舒适，并不能使我轻易将土窑从记忆深处抹去，因为它毕竟记录了我清贫而快乐的童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那里我知道了生活的来之不易，无论何时都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
　　
　　 一九九六年初稿
　　 二〇一九年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