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村里有一所小学，校舍像猪圈一样，是矮矬矬的简陋小瓦房，只有一个代课老师，兼身多职，上课前他用钉锤有节奏地敲那块悬挂在横梁上方的废铁，听到钟声同学们就一窝蜂冲进教室。两个年级同处一间教室，一年级一组，二年级一组，老师对我们进行复式教学。
　　 村里的读书人多数是他的学生，老师讲的向阳花大家都记忆犹新，因为这是他必讲的一课。记得老师告诉我们，向阳花是一种忠诚且虔诚的花，始终围绕着太阳转，它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花，老师希望我们日后像向阳花一样，向着阳光，坚信生活充满希望。那时我们少不更事，只知道玩泥巴、割草、劈柴、放牛，这些深奥的道理全当笑谈。
　　 开学之初，我们有十来个同学，读着读着，有的就掉队了，到了二年级，就只剩下我们六个学生，五个男生，一个女生。在一次班会课上，老师让我们谈谈自己的梦想，那时候我们的梦想很实在。我首先站起来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老师，将来可以回到村子教书。贾青的梦想很远大，将来要带着父母到大城市生活，住上宽敞的大房子，娶上漂亮的城里媳妇。邱泽的理想简单得可笑，他希望长大后能买双皮鞋，在那穿布鞋的年代，恐怕这是最朴实的梦想了。
　　 其实，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在这个简陋的学校读完小学，可是上完二年级，我们就得去完小就读，完小离我们村有五里地，不管严寒酷暑，我们都要步行去上学。我们一直牢记老师的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不吃苦，将来吃苦头。用以勉励自己！
　　 那个唯一的女生是我的堂妹，跟着我们起早贪黑，经常在泥泞中跋涉，有时候我们还会使坏，躲着草垛后面变鬼吓唬她，​三年级还没读完，她就回家放牛了，剩下我们五个男生继续我们的求学之路。
　　 离学校远，午饭是从家里带到学校的，要吃上一口热饭，中午就得想法子找热饭的地方。每当有米饭加猪肉炖粉条，我就会很兴奋，读书也倍儿有精神，到人家家里热饭才好意思打开饭盒。带包谷饭的时候，心里不舒服，但不敢抱怨，因为父母在家也未必能吃一顿饱饭。丰收的时候，母亲会在甄子下面藏一碗米饭，让我带到学校吃，遇到青黄不接，中午带的是麦芽饭，晚餐可能就是煮洋芋。我们五个同学倒是很团结，经常一起共进午餐，分享仅有的美食。
　　 五个同学中，蔷科​是年纪较大的一个，辈分也大，我管他叫叔，辈分最小的是刘一树，他管我叫叔，不过我们在一起都是直呼其名，把少年叔侄当弟兄，老人见状，责备我们不成体统，没大没小。蔷科的父亲是水泥厂下岗工人，是我二爷爷，二爷爷和二奶奶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就离异了，离异的时候闹得很凶，全村人都围在他家门口看热闹。二爷爷嗜酒如命，喝醉了就躺床上什么都不管不问，有时候还耍酒疯，蔷科往往无缘无故被他日娘捣爷乱骂一通，也许是习以为常，他总是不声不响把二爷爷搀扶到床上，帮他洗脸洗脚，有时候二爷爷也会抡起扫把追着他撵，闹得村里鸡犬不宁，尽人皆知。
　　 后来二爷爷找了一个寡妇，​双方协商决定，在我们村住半个月，在寡妇家住半个月。蔷科家养了一群鸭子，还有几只大白鹅，二爷爷不在家的时候，他就隔三差五杀鸭宰鹅带去学校吃，我们都能改善伙食。
　　 完小里当地的学生最霸道，​爱耍门槛猴，经常会来翻我们的饭盒，碰上好吃的，他们就你一嘴我一嘴把它吃完，遇上饭菜不好吃，他们就在饭盒里面埋口水炸弹，专干缺德事。我们跟老师反映，可老师口头教育一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我们忍无可忍，学会反抗，从此矛盾不断。一放学，他们就邀约本村不务正业的小青年挡在我们回家的必经路上，要给我们颜色看，有时候我们事先得到消息，就翻山越岭绕道而行，可防不胜防，被他们挡在路上，挨一顿好打，是常有的事。挂彩回家，父母问起，我们不敢实言相告，谎说是大家闹了玩弄伤的。
　　 学校欺凌事件时有发生，我们开始逃课，有时躲在半道上烧洋芋吃，有时跑到隔壁寨子看电视，事情败露，我们被家长带回家狠狠教训了一顿。我把原委告诉父亲，他理解我们所受的委屈，托亲戚把我、邱泽、刘一树和贾青转到另外一个完小就读，才摆脱那群人围追堵截，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二爷爷说，我们这群小王八蛋是为逃学找借口，​始终不让蔷科转学，还带着蔷科去学校给老师赔礼道歉，老师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留校察看，以观后效。那群家伙变本加厉，处处为难他，势单力薄的蔷科没有多久就被迫辍学了。回到家没人管教，他跟着村里一个惯偷混迹江湖，常常到街上偷偷摸摸，有次我看见他偷人家镜子，技术娴熟，三两下子就把镜子摸了揣兜里。他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在街上偷人钱财，有回被人家逮个正着，被人一顿拳打脚踢，长了些记性。我的父母不让我跟他鬼混在一起，怕我跟着学坏了。
　　 从此以后他去了远方，有人说他在省城，重操旧业，也有人说他在上海混社会，也有人说他已经客死他乡，众说纷纭。总之，他像一缕烟从人间飘散，杳无音信。
　　 读四年级的时候，刘一树的父亲死了。​那个时候在农村医疗条件不好，谁也不知道他死于什么病，只记得我每次上学从他家门口路过，他就弯着腰坐在板凳上，双手杵着拐杖，一个劲地咳嗽吐痰，说话老费劲。他很关心刘一树的成绩，经常问我他在学校里的表现，还夸我学习最好，最懂事，要他们几个多向我学习。我替刘一树隐瞒了一些事，没有把他赊夹心饼干和包子的事情告诉他父亲，我怕如实相告会伤了我和刘一树之间的和气。刘父越来越瘦，说话也越来越费劲，我也越来越怕见着他。
　　 刘一树的父亲独自走了，把他母亲和刘一树及其姐妹留在人世间挣扎。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刘母身上，他的姐姐十六岁就许配人家，也没能帮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什么忙。有人劝刘母，找一个壮实的男人改嫁算了，至少可以帮家里做些重活，可一个拖着三个孩子的女人，谁也不愿意做这苦逼的倒插门。刘一树在这件事情上态度强硬，绝不允许母亲另嫁他人，他怕趁着他上学的时候，母亲跟着别人跑了，就开始厌恶上学，没事装病，躲在家里盯着母亲的一举一动，母亲到哪就跟到哪，像一个侦探。刘母看出孩子的心思，发誓不再改嫁，他才开始去上学，可此时的刘一树性情大变，对读书失去了兴趣，成绩一落千丈，开始破罐子破摔，升初中了无希望。
　　 我们小学升初中那年，开始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不过刘一树还是选择放弃学业，留在家里帮母亲犁田耙地，种包谷，栽烤烟，开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一路走着，一路有人掉队，几个同学，​眼看只剩下我、邱泽和贾青，贾青小考成绩出类拔萃，被分到镇上的重点中学，我和邱泽被分到乡一中同一个班。父亲倒是替我高兴，说我个小，怕受欺负，邱泽虽然成绩差点，但为人仗义，跟他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
　　 贾青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周末回家，他父亲总是在我们父母面前说他月考语文考了多少分，数学考了多少分，英语考了多少分，很有点炫耀的意思。我的成绩没有他好，但差距还不算太大。他的父亲到处显摆，我们之间那种情谊受到了影响。初二的时候，邱泽辍学了，又一学年开学时，他拿着仅有的学杂费杀进城里，开始全新的生活。
　　 贾青的父亲不让他跟我往来，​怕跟我一起会耽误他的锦绣前程。我有自知之明，也跟他渐渐断了联系，我们就像两颗不同轨迹上的行星，互不干扰。我是害怕孤独的，直到邱晨和尹曦进入初中，我身边才又热闹起来。
　　 初中毕业季马上到了，我心烦意乱，想要考师范，师范生那时候是个香饽饽，毕业后就会分配到学校教书。​我的成绩在班上还算出众，但师范生也就几个名额，我没有胜算。体育老师觉得我虽然个小，但体育成绩还好，尤其是短跑，还拿过百米冠军，跳远更是胜人一筹，若要加试体育，文化成绩也有优势，我反复琢磨，觉得这是考师范的一个捷径。最终由于专业成绩没有达标，我与师范生失之交臂，读高中成了唯一出路。
　　 贾青中考以优异成绩被市里重点高中录取，他还打破了所在学校考入重点高中零的突破，​他成了所有人的骄傲。我只考上一般高中，我们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他家前去祝贺的人络绎不绝，而我灰头土脸，整日憋在家里，恨不得变成一只老鼠装进地缝里。
　　 他在市里读高中，我在镇上的高中就读。他主动给我来信，在信中他向我道歉，想要修复我们之间的情谊，还鼓励我要发奋学习，将来我们一起考上大学。我也给他写了回信，我也深知自己小肚鸡肠，无非是嫉妒他比我优秀。从此，我们冰释前嫌。他的理想是上清华北大，而我的理想还是考一所师范学院，将来成为一名教师，早点为家庭分忧的初心没变。
　　 三年的高中时光是种煎熬，但毕竟短暂，我觉得自己还没来得及努力，就匆匆结束了。​贾青没有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不过还是圆了北京梦，我考上了师范学院，终于圆了自己的教师梦。
　　 大学毕业后，我顺利考上特岗教师，被分配到离县城最远的乡镇中学，我忒想回到生我养我的那个地方，可那里的学校已经不复存在了。那年春节，我们几个陆陆续续回家去，惊喜的是，失联多年的邱泽，还有那个大家都以为不在人世的蔷科也回去了，只是我们的再度相逢，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蔷科还是原来的模样，高高瘦瘦的，​只不过不再是那个穿着青衣裳的小男孩了，说一口闽南话。邱泽早已是一家饭店的大厨，拿着高薪，人也长胖了，挺着大肚子。贾青是北京一家外企职员，几个同学，就数他混得最好，他经常晒他国外出差的照片。
　　 春节过后，我们回到各自的岗位。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蔷科的兄弟打电话告诉我，蔷科不在了，他从县医院六楼跳楼自杀了，当场死亡，我十分震惊，怎么好好一个人会选择这条路，还死得如此凄惨。后来了解到，他患胆结石，需要住院治疗，可他身无分文，向几个至亲借钱都被拒绝，又无颜跟父亲讨要，一时想不开就走上一条不归路。我怎么也想不到，过去的离别是短暂的，相逢过后的再次离别竟然是永别。
　　 三十岁那年，我结婚了，算是晚婚，​但在我们几个同学中却是最早的，我的第一段婚姻是不幸的，短短两年年就夭折了，印证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贾青说，看到我的婚姻，他一点结婚念头也没有了。接着，刘一树结婚了，他患有癫痫病，在酒席上发作。看着他抽搐的样子，口吐白沫，我感到心疼。这是个可怜娃，从小失去父爱，现在又失去健康。如今有个离异的女人肯跟他过日子，也算老天眷顾。他的妻子带着一个女儿来，后来他们又生了一双儿女，儿女双全，让人羡慕。
　　 后来，他带着妻子去打工，不料这一次赔了夫人又折兵，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竟然跟着别人跑了，​尽管我讨厌这种见异思迁的人，但看着几个孩子被奶奶拉扯着，我就觉得没有什么过错不可以原谅了，孩子不可以缺少母爱，就像植物不能缺少阳光。我劝刘一树把那个女人找回来，爱情可以不完美，家庭不能不完整。最终那个女人没回来，刘一树的母亲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我就可怜她，因为她独自做了两辈人的母亲。
　　 我又再婚了，​还有了宝宝，而邱泽还是孑然一身，他一心想要找一个富婆，他认为这是发家致富的捷径。遗憾的是，他一直没有被人包养。贾青说自己是事业为重，事业不成家不成。
　　 在我家宝宝两岁时，贾青从北京回来了，听说是回家养病。​我们经常微信聊天，可他从未与我谈过病情。只是看他精神萎靡，情绪低落，才知道他患的是抑郁症，我上网查了这种病，就不断地开导他，还陪着他去钓鱼，去旅游，他的精神状态逐渐有了好转。后来，他到镇上的一所希望小学代课，2000元工资一个月，这点微薄的薪资跟他在外企比起来差距不小，代课一年，又觉得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他就向省城的一家公司投了简历，被顺利录取，可去了几个月，他又卷着铺盖回来了，原因是旧病复发。我劝他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拥有健康，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后来可怕的事还是发生了，他自杀，幸亏抢救及时大难不死，只是在脖子上留下很长的伤疤。他觉得很羞愧，一直问我，别人问他脖子上的疤该怎么回答，我告诉他，就说是喉咙做了一次大手术。总之他还是悲观的，多次跟我谈到，人活着没有意思，我劝他，蝼蚁尚且偷生，作为七尺男儿，更要且行且珍重。或许是我的劝说起了作用，他报考了公务员，我担心他压力大，邀他到我家去住些日子，可他拒绝了，说是要专心备考，可就在考前两天晚上，他喝下了一大瓶农药，结束了年仅31岁的生命。
　　 我连夜赶回家，看着他僵硬的身体，我几度哽咽。​想到我的发小，我的同学，走的走，病的病，只剩下我，在红尘摸爬滚打，伤心欲绝。
　　 直到有一天，我漫步在乡间小路上，忽然看到一片盛开的向阳花，让我联想起当年老师讲述向阳花的情形。是呀，人生像极了向阳花，只要一心向着太阳，生活就会充满希望，我把这种体悟告诉身边的朋友，告诉我的学生，希望大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轻言放弃，只要学会自我疗伤，生活就会开出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