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对村子里的土地、房屋、池塘、树木非常熟悉，一些人和事已经留在了记忆深处，难以忘却。后来，我虽然生活在名不经传的小镇上，从事教育职业，但是，并没有真正离开过乡村，离开过那里的土地。在五十多岁的年纪里，我常常会想起在故乡生活过的艰难的日子，想起那些年轻人的爱情岁月和经历过的是是非非。
　　 农村人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他们把爱留在了土地上，把自己的爱情像庄稼一样种到土地上，生根、发芽、成长、收获。我的几个姐妹就是嫁给了朴实、憨厚、勤劳的农民，把自己的一生嫁给了土地，在庄稼地里辛勤耕耘，孩子是他们的果实，家庭是他们的爱情温床。乡下人爱情观念很朴素，就像他们身上的衣服一样的朴实无华，嫁给乡里人，种庄稼，过日子，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不求荣华富贵，但求平安健康幸福。爱情、婚姻，在他们眼里是那样的简单、朴实、平淡。
　　 我和爱人牵手是在二十八年前的元旦，一个迎接新年的日子。那一天，雪后初霁，红阳映雪。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我迎娶了妻子。我是在小镇上办事的，家里简单的摆了几桌酒席，没有多大的排场，亲友和同学前来祝贺。为了娶妻，家里为我们打了一套组合式家具，买了一台上海牌平面直角彩电，那台彩电花去了二千多元，卖了两手扶机的稻谷，除此之外，就没有其它值钱的东西了。妻的嫁妆也很简单，一个水仙牌洗衣机，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还有就是棉被、蚊帐、皮箱、水瓶、瓷盆等用品，满满的一车厢。妻的娘家体谅我们家庭，没有要一分钱彩礼。
　　 那时，农村人结婚讲究实惠，女方对男方会提出一些条件，诸如，瓦房要有三大间，一套家具是必须的，还有就是缝纫机、电视机、录音机、自行车等贵重物品。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下结婚流行“三转一响”，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俗称“四大件”，因为物资紧缺，这些全靠凭票购买，是普通老百姓希望拥有，也比较稀有的四件家庭物品。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四大件”有了变化，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成了标准。现在，条件更高，房子、车子、票子，那是必须的。人们感叹，娶一个媳妇，怕也要“倾家荡产”了，农村人倍感生活的艰辛和经济压力的沉重。
　　 结婚是人生的大事，不可马虎。即使在多年前艰难的岁月里，人们也把结婚的喜事办的很隆重。这就让我想起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村子里年轻人的喜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村子里每年都有办喜事的，娶媳妇，嫁女儿，天经地义。以前，村子里的人情往复比较简单化，仅限于红白喜事。白事，谁家老了人，必须到场；喜事，就是娶媳妇嫁女儿了。不像现在，喜事名目繁多，诸如孩子做十周岁，孩子升学宴，孩子结婚，房屋落成，乔迁之喜等等，令人应接不暇，难以招架。人情债大于天，你来我往，没有了结的时候。
　　 现在办大事，常在豪华酒店，一桌二十左右的菜肴，烟酒高档，真正称得上“高大上”，确实浪费很大。可我们为了面子和客人满意，常常乐此不疲。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在家里办的酒席，桌上十二个菜就很丰富了。人们随礼也很少，一般时钱两块钱，也有五块的，比较要好的亲朋，随礼十块钱，不过，那时工资普遍低，农村人收入小，也拿不出多的。这是1992年的事情。在农村，能够吃上十大碗的时候，就是办红白喜事时。吃“十大碗”，令人羡慕。
　　 农村人谈对象，向来循规蹈矩，只有在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才能公开交往。女孩子特别古板、谨慎，平时，和对象在一起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敢有过分的身体亲密接触，怕别人说闲话。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我们村子里的年轻人的婚姻并不是自由的。印象中，比我们年纪大的在谈婚论嫁时，大部分是找媒人撮合、经过父母同意才行，哪有什么自由恋爱的。当时，村民的思想比较封建、保守、落后，对于“恋爱”的字眼从来就是讳莫如深，羞于启齿。村子里的男女青年情投意合的，常常没有“结果”，到头来，还是劳燕分飞。对于自由恋爱的男女，世俗也有偏见，觉得女孩子不正经，男孩子流氓气。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改革开放，电视和收音机的普及，农村人的思想也在悄悄变化，封建守旧的婚姻观念逐渐被打破。为了爱情和婚姻，他们与父母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的私奔，有的以死相胁，出现了很多悲剧。后来，人的思想越来越开明，父母不再阻挠子女的婚事，从此，年轻人有了婚姻的自主和追求的自由。
　　 《摘石榴》是流传于安徽省五河县的地方民歌，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不满父母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1982年，此歌被歌手马留柱和曹新云唱红大江南北，对农村人的爱情婚念观影响很大，农村一度出现了男女“私奔”的热潮。
　　 村子里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村里娶媳妇了。一地一乡风，风俗各不同。婚俗最具有代表性。从古至今，婚俗差异很大，变化也很大。
　　 那时，谁家办喜事，全村人喜气洋洋，来帮忙的帮忙，看热闹的看热闹，像我们小孩子，自然是玩的更开心。在我们的心里，新娘子是最漂亮的。
　　 村里娶媳妇的人家，要大办两天的酒席。第一天，男家中午、晚上都有客，摆正儿八经的酒席。这时来吃酒的多是至亲好友，我们叫坐庄客，一连吃上几顿，直至婚宴结束。留下来的客人，吃多了酒，就找人打牌或赌博，一玩一个通宵。
　　 女孩子出嫁，做父母的心里总有不舍，未免哭哭啼啼的，难过一番。待嫁的女儿，自然也要表现出对娘家和父母姊妹们的留恋，眼圈哭得通红，其实，内心里欢喜着呢，因为，她要从姑娘的身份转变为人家的媳妇了，有了自己的夫婿。
　　 第二天是我们常讲的结婚“正期”。新媳妇进门是在正期的晚上，八九点钟的样子，不能太早，怕给别人说闲话，好像急不可耐，怕嫁不了人似的，不能太晚，会让男家客人久等，让男家没有了面子。正期的中午，男女双方家庭都安排正席。中午12点前，男家用车将女方的嫁妆拉到家里。嫁妆多是被子、蚊帐、枕头以及箱子、水瓶、脸盆、马桶之类的用品。在那个年代里，家庭都比较穷，大件的东西很少陪嫁，家用电器就更少见了。如果女方家里能陪嫁个缝纫机或自行车，就算家庭条件好的。记得我结婚时，丈人家陪了个洗衣机和自行车，还真的“阔气”了。
　　 陪同嫁妆来的小客人都是女方家的“重量级”人物——弟弟妹妹、堂弟堂妹、表弟表妹之类的。他们或扛蚊帐，或拎马桶，或压被子，或抱枕头，凡是来的，都不空手，男家见面就要给出份子钱，才能接下这些东西，而且，这些小客人，是整场酒席上的“主客”，支客的就把他们安排在主要席位，并请人作陪。小客人是得罪不起的，否则，婚事上就会起事端，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
　　 新媳妇进门，大约在晚上八九点的样子。男家迎亲的，会在女方家门外放鞭炮催促，催得紧了烦了，新娘子就要出门了。新娘出嫁时，还有不少规矩。她沐浴，更衣，梳妆打扮一番。新嫁娘时兴穿红色外套，显得光鲜喜气。出发前，她象征性的梳下头，就和母亲依依惜别，然后，由兄长或弟弟背出门外……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迷信的家庭会在新娘离开后，将她的洗脚水泼出去。我亲历了几个姊妹的出嫁场景。当我背起她们时，我的心情很难过，有万分的不舍，因为，我知道，从姊妹们踏出门槛的那一步，就已经成为别人家的人了。
　　 在新婚的当晚，农村人喜欢闹房。闹房的大都是年轻人，一般是平辈。人们期望新娘子能为自己点支烟或撒点糖果，沾点喜气。面对陌生的青年男女，新娘子很紧张，但又不能发脾气，甩脸色。毕竟这是喜事，越闹越有气氛，添喜气。农村闹房也有出格的，搞得新娘子很尴尬，这个陋习现在早已破除。有的新娘子早作防备，身边会藏有锋利的针锥，针对那些“图谋不轨”的二流子。
　　 新婚后的第二天，是“回门”的日子。回门，是我们这儿（江淮之间）新嫁的女儿在新婚后第二天，与夫婿一起回娘家探亲的风俗。这样的风俗，一直沿袭到今天。这一天，新女婿上门，拜见老泰山和岳母，成了府上的娇客。姑爷陪女儿回家，今天他是客人，丈人家会找人相陪，安排两桌酒席。也只在这一天，女婿难得成为座上宾客，坐桌子都在首席。一个女婿半个儿，爱屋及乌，因为爱女儿，自然女婿就受到宠爱。不过，姑爷要想讨人欢心，就要耳聪目明，少说话，多做事，手脚麻利，凡是眼见的活儿，抢在前面做。扫扫地，担担水，劈劈柴……这样的女婿，丈母娘肯定会喜欢的。在老丈人面前，学的乖觉，嘴甜点儿，再买些他喜欢的烟酒之类的“贡品”表孝心，老丈人肯定喜欢你。
　　 那天，我们回门时，骑的是妻家陪嫁的凤凰牌自行车，崭新崭新的。路上已经没有了积雪，原野上白雪斑斑，麦田里麦苗浅绿，有的覆盖白雪，有的露出青色，路旁的松枝上白雪在簌簌下滑。妻子坐在我的车后，揽着我的后腰，和我快乐的说着话儿。妻的娘家住在小山里，山路弯弯折折，忽上忽下，一路上，眼前尽是低矮的松林，空气清新，阳光煦暖。我们很开心。
　　 到了她家后，我们拜见了“父母”，受到热情的款待。回门那一天，妻娘家做了充分的准备，找来了陪客，安排了两桌酒席。我被安排在首席，人们纷纷向我敬酒。为防止喝高，我尽力的克制自己。酒宴结束后，我们在她家待了个把小时，就要回家了。印象较深的，她的弟弟帮我们拿着包袱，送我们走了很远的一段路程。看得出，他对姐姐很关爱，很不舍。
　　 今天是1月2日，二十八年前我们“回门”的日子。时间过得好快啊，转眼间，我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我们那个年代里的爱情，简单朴素，这不是现在的年轻人能够体会的。
　　 乡村爱情，犹如一粒珍珠，珍藏在我的心里，又如一粒沙子，散失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