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鼠年的这个春节，黄鹤楼下的这场场突如其来的漫延全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牵动了亿万国人的心，甚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使原本应该快乐的春节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霾，变得异常艰难异常郁闷，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忧虑。在足不出户远离人群的日子里，我想起了那一年，大约在正月……
　　 东方泛起的那片白，逐渐关上了夜的黑。在噼里啪啦连绵不断的爆竹声中，正月初一到了。
　　 糖果、核桃、柿饼、饼干和炸果子，还有那逐家拜年大人们发的鞭炮，以及出天星时在家家户户门口的雪地里捡来的炮筒儿，二队的这十几个孩子，个个满载而归。
　　 雪还在下，四周的山，一河两岸的地，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花。那个圆山包儿，像个发得正旺的白馒头，更大了。
　　 鞭炮声停下来，喧闹了一夜的村庄突然安静下来，雪花落地，悄无声息。花花绿绿的灯笼映衬着大红对联，那长长的穗子微微摆动着，也是静静的。
　　 疯了一夜，煤油灯笼薰黑了手和脸。那薰黑的脸被雪水一润，透出一道一道的白，正在和面包饺子的母亲手指在我头上一点，噗嗤一笑:“真成花脸猫了！”谁知母亲手上的面，又在我额头上生生地沾了一大块，逗得大姐也大笑起来。
　　 父亲把搬出去出天星的小桌搬了回来，照原样把几个果盘放回桌上，转身出门抱了一大抱干拌子柴，在火炉上重新燃起一大炉火，那块在熊洞洼砍的平时没舍得烧的扁柏，也架上了火炉。一阵檀香味，弥漫在正月初一的早晨。
　　 母亲喊:“你们哪个有分分儿钱？拿来，包在饺子里，谁吃着了，谁今年有钱花！”我找了几分，大姐也找了几分，一分、二分和五分的都有，但大多是一分的。母亲把饺子不叫饺子，叫扁食，包法上也和别人包的不大一样。母亲说:“我这包法儿，叫筲箕口儿，包得严实，煮了不化。”弟妹和侄子们拿条板凳在雪地里玩滑雪，玩够了，便堆起了雪人，偷了我写对子的墨汁和画灯笼画儿的洋红洋缘，给雪人画了眼睛鼻子嘴，又打了两个红脸蛋儿。母亲咳嗽一声，喊：“饭好了！吃饺子了！”
　　 雪更大了，屋山头的那几根竹子压得更弯了，须低了头，方可经过。队上的那头老母猪躲在猪圈棚子里，哼哼唧唧，母亲兑了昨天晚上有油有盐的菜汤，装进拔桶送进猪棚，猪吃饱了，才止住哼唧，摇着尾巴睡觉。父亲初一早上喂羊，跟三十晚上一样，也是在黄豆壳里洒了盐水，只是初一早上多了一味，那多出来的一味，是洒了盐水的包谷壳儿。
　　 抹了腊八粥的柿子树，树顶上的巢里有两只喜鹊，一只在巢里暖窝，一只在枝上站岗，不时“呷”一声，振振翅膀，抖落一团雪，砸在地上。踡在屋檐上的小黑望了望，继续舔它的崽，倒是那只大花猫，“嗖”地一声窜上了树，惊得喜鹊又“呷呷”连声。
　　 新年第一天的夜晚，一河两岸家家户户门楣上的灯笼又闪亮起来，婆娑的灯光，映着纷飞的大雪。大哥发了汽灯跟几个邻居打升级，兄弟姐妹围着火炉听父亲说“古今”，母亲微笑着收拾锅台，不时地咳嗽一声。
　　 忽然有人唱着咿咿呀呀的歌，从屋山头压弯了的竹子底下钻出来，浑身是雪。是个送财神爷的，从山阳悄悄地来，趁着过年弄点零花钱。母亲收了那人印在红纸上的财神爷，恭敬地粘在板柜上，留那人吃了饭，给了钱，又抓了几把炸果了，包了，装进那人挎包。
　　 父亲叫住我和大姐:“今儿初二了，你两个换上新衣裳，去萝卜坑给你舅舅拜年！”母亲瞅瞅屋外:“这大的雪，咋去啊？”父亲说:“爹亲有叔，娘亲有舅。雪再大，也要去拜年的。”怕我不积极，便给我鼓劲:“你舅舅给你留了好多炮，还有十大雷，快去！”
　　 冒了大雪，我跟大姐到萝卜坑给舅舅拜年，萝卜坑在湖北，翻山越岭的，有十几里远。去萝卜坑的路，一条从东坪进阎家沟翻山过去，一条顺茅草坡梁子从纯贤外公和井家门前绕过去，但这两条路都是深山老林，这大雪封山的，只怕连一只野兽的脚印也没有。父亲说:“茅草坡和阎家沟摸不着路，还有狼，你俩走安沟吧！”
　　 谁知安沟的路，也是一个脚印都没有，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沟，一眼望去，棉不是棉，花不是花，白茫茫的一片。我跟大姐背着拜年的礼，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田家大院，在叶篾匠家吃了黄酒煮麻花，便开始爬火石桩梁子。
　　 那火石桩梁子上有一个巨大的白火石桩，不下雪的时候，白火石在太阳底下熠熠闪光。这下雪了，那白火石桩倒像是一个穿着肥大白袍的巨人，站在曾家山的山头上，从纷飞的大雪中俯瞰马家坪，以及马家坪的南坡和西坡。
　　 我竟然微微有些出汗，摸出一个炮，插在雪里头，擦根洋火，“啪”地放了一个。
　　 大姐用手一指：“快看！前头那个石头上，就是石小脚！”在母亲给我讲的故事里，“石小脚”就是一个让我经常发呆的故事。母亲说，安沟火石桩梁子上的那个石小脚，是王母娘娘的脚印，王母娘娘在用金簪划道银河隔开牛郎织女的当天，就捶胸顿足地后悔了，但碍于玉皇大帝的天威和不可忤逆的天条，在无法改变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只好唤来喜鹊，衔枝架桥，一年一度，七夕相会。
　　 这天金风玉露，鹊桥初成，牛郎织女正欲上桥，却被玉帝差来的雷公电母兴风作浪，几个炸雷，刚刚架好的鹊桥即将掀翻。千钧一发之际，只见王母娘娘灵光一闪，在安沟火石桩梁子的这块大石头上点了一下脚尖，飞身托起鹊桥，帮助牛郎织女达成了约会。这脚尖一点，便留下了遗迹，这就是石小脚。
　　 顺着大姐指的位置，我刨开大石头上的积雪，果然有一个清晰的脚印，深深地印在大石头上。那脚印长约五寸，脚跟脚腰脚尖分明，甚至脚掌上的纹路，也是清晰可见，只是那脚尖是尖的，宛如耳爬大姑的三寸金莲。哦，这就是石小脚，这就是王母娘娘踩过的地方，这就王母娘娘脚尖一点，纵身一跃，手托鹊桥，帮助牛郎织女相会的地方。这过年了，不知王母娘娘能不能再帮一次，让牛郎和织女，还有那箩筐里挑着的一双儿女，也能在一起过年？
　　 发了一会儿神经，又摸出一个炮来，立在石小脚上，擦根火柴，点着炮引，又是“啪”地一声。
　　 翻过火石桩梁子，从一片密林中滑下去，爬下三道幢，便到了萝卜坑。外公外婆心肝宝贝一样拉着我跟大姐，又是拍打身上的雪，又是叫我们赶紧烤火。舅舅哈哈笑了一阵：“这雪下的！把两个娃子冻坏了！”果然有一卦鞭炮，还没有拆封，塞到我手里:“娃儿，这是专门给你留的，放的时候，小心点儿，别炸了手。”
　　 我打量着舅舅的对联和灯笼，这对联是舅舅自己写的，果然写的比我好看，我便右手在左手上比划，学舅舅的毛笔字。舅舅的堂屋，也贴着毛主席像，毛主席像的旁边，一边贴了李铁梅一家三代高举红灯，一边贴了杨子荣穿林海跨雪原。堂屋还有一盘小磨，用木盆扣着，几只母鸡立在木盆上打瞌睡，公鸡打一声鸣，提醒天快黑了，该进笼了。
　　 舅妈拣了一盘炸果子，一盘米花糖，随后端了两碗黄酒，碗底卧了两个荷包鸡蛋，说:“先垫个底儿，过会儿再吃晚饭。”忙不迭地去了厨房。
　　 舅舅祖上，是中医世家，那汤图背得是滚瓜烂熟，十里八乡都晓得徐家的医术高。舅舅从小受徐老先生的熏陶，长大后又读了官学，自是在当地出类拔萃，又是当医生，又是当教师。在萝卜坑那个山窝子里，舅舅家里居然还有个书柜，书柜里居然还有《本草纲目》和《三国演义》。我便在舅舅的书柜里翻书，似懂非懂地看了两天。
　　 还没到家，便听得家门口热热闹闹地有人说话，屋山头那丛被雪压弯的竹子，竹梢的雪已经被人抖落了一些，稍稍地抬起些头，露出几匹碧绿的竹叶。只见门外头的，是七八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和我侄子们一起摆弄那个雪人，旁边又堆了一个雪狮子；堂屋里烧了一火盆炭火，吃烟的吃烟，打扑克的打扑克。火炉上围了几个年龄大的，吧唧烟袋锅儿，耳爬四爷吃水烟袋，捏一撮烟叶，按进去，点着，“噗噜”几下，吹了，又按一撮，点着，“噗噜”几下，又吹了。大嫂帮母亲做饭，父亲和大哥忙不迭地又是发烟，又是倒茶，又是添炭架柴火，屋里屋外，好生热闹。
　　 见我跟大姐回来，母亲收了从舅舅家背回来的挂面和板糖，吩咐我们:“喊你哥，把酒煨了，进来端菜！”大哥从三斗屉桌子底下的酒坛子里打了两瓶酒，立在火盆上，先煨着，然后大家帮忙，在堂屋里拉了两席。
　　 这两席接的是年客，队上年年都接年客，讲究的是宁漏一村不漏一户，于是排着队，家家接。谁家接的年客多，谁家就人缘好，有面子；谁家接不起年客，或接的年客少，就容易被说闲话。其实大家一年忙到头，盼的就是个过年，过年了，左邻右舍的接来聚聚，那心里便敞亮，吃啥不吃啥的，倒在其次。
　　 但母亲还是把家里有的和她能够想到的，找齐了来做。先端了十三个果子，那果子主要是干果，核桃、毛栗、柿饼、桔子和切成片的苹果，炸花花，自己炒的瓜子儿，也有米花糖、饼干和水果糖。一轮过后，第二轮又是十三个凉菜，都是麻油调出来的，有凉拌豆腐、豆芽和豆皮、有凉拌猪肝、猪攻嘴、猪耳朵、有凉拌粉条、海带和金针、木耳，秋天里父亲在门前的桦栗树林里捡的菌子，母亲晒干了，过年调出来，味道也是极好。
　　 包谷酒煨热了，一倒进酒盅，便是满屋的酒香。大家酒过三巡，开始打通关。一群孩子没座儿，便站在大人后面，吃几筷子，又哄到外面玩雪。那第三轮上的，才是热菜。母亲说，热菜也是十三个，鸡鱼蹄肚是少不了的，年前没去郧西买鱼，就多炖一个大疙瘩糖肉，保准他们也喜欢吃。那热菜不像凉菜，不是一次端上去，而是用大碗装了，一个一个地上。那凉菜盘子还在桌上，空了再添些来，陪衬着那道热菜。
　　 一边上菜，一边喝酒。热菜上齐了，那些能喝酒的便一个个面红耳赤，满脸泛着红光，话也愈发多了。
　　 一边请年客，一边张罗着出灯。去年大队安排井方雁扎的灯，只玩了两年，还堆在大队部的库房里，那狮子皮也还半新不旧，稍稍收拾了，可以继续耍。按照风俗，那灯不玩则已，一玩便是连续三年，玩的是一个吉祥喜庆、龙腾虎跃，求的是一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于是几个年轻人不等大队开会安排，便到王家干佬的代销店里买了纸，搅了麦子面糨子，大哥把他那演革命样板戏的汽灯发着提到大队部，烧一大堆火，大家围着火堆七手八脚地糊灯笼，把那轿子、旱船也粘了，缠上些大大小小的花。第二天又请了方雁和蔡老师，化了洋红洋绿，给灯画了画儿，写了字儿，一盏一盏地靠在大队会议室里。那重新拾掇的灯，果然新的一样，五彩缤纷。
　　 父亲玩灯好生厉害，每年只要有灯，就少不了父亲打头儿。前两年大队玩灯，都是父亲顶狮子头，安沟井桂才顶狮子皮，顶狮子皮的换了好几个，我父亲却把狮子头从东坪顶到桃园，从初六顶到十五。这去年父亲虽然腿上风湿疼得厉害，有时走路都得跪着，但到了今年玩灯的时候，父亲还是得披挂上阵。父亲说，全大队只有我能顶着狮子头上大桌，我不去，他们咋玩？
　　 要是换作往年晴天，这正月间是没有时间打整功夫玩灯的，须组织劳力，把牛圈、羊圈和猪圈的粪都出了，运到地里，准备春耕生产，但是今年雪大，地里做不成活儿，便可以安心地吃年饭，玩花灯。看这样子，雪还在下，天气出奇地冷，离解冻大概还早，那就玩灯，不用操心别的。
　　 不知哪儿来了个人，在后坪捉了一只花鲁鲁的鸡，用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在鸡冠子上猛地拉了一下，那鸡血便“嘀嗒嘀嗒”地流进一个破窑碗里。那人拿了碗，口中念念有词，手指一抖，把鸡血洒在狮子头上，连续抖了九下，随后便双膝跪下，又是烧纸，又是磕头。趴在大队部的门缝里，我看得汗毛直竖:“这是做什么啊？”父亲说:“这叫点光，是封建迷信。狮子头上九个包，每个包都要点一下。这点了光，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要男有男，要女有女，就灵验了。”
　　 漆油铸了蜡，瓶里注满煤油，在一河两岸的围观中，一阵锣鼓家伙和鞭炮，把浩浩荡荡的玩灯队伍请出来，马家坪开始玩灯。那玩灯的人，穿的都是过年的新衣服，没做新衣裳的，也拣了没补丁的穿上，头上绑块红布，个个显得精神抖擞，神采奕奕。
　　 走在最前面的是锣鼓队，那个吹喇叭眼的，腮帮子鼓起来，两只眼睛瞪得溜圆，绑在喇叭上的红布跟鼓槌上红布一样，上下翻飞。接着是秧歌队，几个女的腰里绑块红绸子，又蹦又跳。随后是一长串儿纸扎灯笼组成的花灯队。花灯队的后面，才是狮子队，点了光的狮子果然威风凛凛，打狮门的“哈”一声，狮子便摇摇头，跳一下高。紧跟着狮子队的，是花轿队和早船队，几个女子头带珠冠，穿着古时候大户小姐的服装，婀娜着，很是好看。却有一个婆子脸上长了黑痣，拿一根长烟袋左敲右打，那撑船的哨公也是个大花脸，怪声怪气的吆喝着，做出撑船的姿式。
　　 雪住了，但白还在，厚厚地柔软着，弄出一村银妆素裹。微弱的阳光吃力地融化了房顶上的些许雪水，却在房檐上的瓦棱中间凝住了，结出一排排长短不一的晶莹的冰条，几个孩子抱着竹竿，欢快地敲，河边梅树上的蓓蕾，也已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