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经历（二）
　　
　　 学外语
　　 王荣伟
　　
　　 在我生活经历中学过四次外语，先后有：日语，英语，俄语，日语。虽然次数不少，语种也多，但是都遗忘殆尽“就饭吃了”。
　　 学日语是在伪满洲国，时间约一年半。当时我读到小学四年级，按规定从三年级开始有日语课。因为家庭搬迁，四年级就在家乡农村小学就读，复式教学的老师自己也不大会日语，所以没等记住几句鬼子话就光复了。
　　 学英语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时间约一个多月。1947年我跳级考入沈阳十中，开有英语课。只记住“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是－”几句。因为饥荒挨饿，我家逃至乡下，我就辍学了。
　　 学俄语是在解放后，时间大约4年多。我读初中和中专，都有俄语课，这算是实实在在地学了一门外语。然而，由于我对外语有一种本能的抵制，不肯下力苦学，只是应付考试过关的水平。
　　 真正下力苦学外语，是在我年近50岁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为了评职称，必须把搁置几十年的外语拣起来。面对日、英、俄这三个我学过的语种，我万分为难，学时敷衍应付，哪个也拣它不起。斟酌再三，最后觉得从应付考试角度看，日语最为方便。我万分感谢日文中的汉字，它对我“猜”日文，帮助极大。两种语文的汉字，虽然有意义上的差别，但是只要掌握个别歧义的词汇，就完全可以破解日文。当然，主要虚词，一定要掌握，基本语法也必须搞懂。就这样，我经过一年多的苦攻，在省级日语考试中，翻译得了甲等（5000字符，错6处），语法卷得了86分。这样，我总算掌握了晋升职称的敲门砖。
　　 时至今日，联系到我的专业——写作课教学，确实用不到外语，那些时日的艰苦劳作，也应看作“内耗”之举措。
　　 2017，01，13
　　
　　
　　
　　 再赞职称评定改革
　　 王荣伟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两办发出文件，对职称评定工作改革，做了新的规定。新规定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从实际职务水平和业绩出发，排除论文、外语等附加条件的干扰。应该说，论文、外语等附加条件对职称评定的干扰，是十分严重的。它耗费了广大从业者的精力，也形成了种种学术腐败的歪风邪气。
　　 外语考查，应该从实际应用出发。因为专业不同，对外语的使用，情况大不相同。有的专业，根本用不到外语，致使参评人员半路出家，去突击学习外语。
　　 论文考查，过去更是达到了刁难的严苛程度。有两个大学的某些人，未经授权，擅自将理论刊物划出等级，定为核心期刊。有的大学，又把理论刊物分成不同等级。如某大学，规定的A级刊物，为《中国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数学学报》等等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刊物。B级的刊物，为《中国语文》、《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等等国家级学会或名牌大学的刊物。C级刊物，为入围核心类的刊物。在这个大学，若想评上教授，需要有A类刊物的论文。试想，某一专业，A类刊物只有一种，每年发稿不过二、三百篇，全国需评教授的人员，共有几万之众，其难度如同大象装入冰箱。
　　 评职称要求论文，造成了刊物的泛滥成灾。有偿版面，来钱很快，使许多刊物乘火打劫。某刊物，原本是文学月刊，为敛财改为旬刊，每期发150多篇论文。各省级的文学月刊，也纷纷改为半月刊，下半月发几十篇论文创收。这些论文，都是应付职称评定的产物，多为文字垃圾。
　　 职称，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评价与肯定，应该实事求是，恰当反应。评准了，鼓舞上进，发挥正能量；评歪了，压抑才俊，产生负能量。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很羡慕现代的知识分子，你们这一拨，赶上好时候了！
　　 2017，01，09
　　
　　
　　
　　 写思想总结
　　 王荣伟
　　 生活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熟悉并善于书写一种文体――思想总结。实事求是地说，人们在生活、学习、工作的过程中，随时在思想上加以归拢、分析，确也必要。然而，那时的思想总结，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却成了钳制、整肃知识分子的工具。
　　 写思想总结，那时都不是出于作者的自愿，而是由领导要求、布置，强制执行。写出总结之后，还要经过领导的严格检查；这种检查，领导握有标准，达标方能过关。
　　 那时的思想总结，一般分成两类，一类是总结收获与成绩的，一类是检查缺点与错误的。经过不短时期的实际操作，这类文体形成了各自的程序与格式。
　　 总结收获与成绩的总结比较好写，信口大话、空话，不会有人干预，更不会有人否定。这类总结的结构，一般是：先谈大好形势，再摆巨大成绩，又写经验规律，列出个人收获，最后展望未来。
　　 检查缺点与错误的总结，要复杂得多，需要慎重对待。总的原则是，出现错误是偶然的、轻微的、影响小的、容易改正或已经改正的。具体来说，注意如下几点：一是事实要淡化，本人的种种负面表现与行为，不宜写得过多过实。二是分析要模糊，出现错误总是前进过程中的毛病，是成熟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瑕疵。三是结论要空泛，不要给自己乱上纲上线，坚守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红线。四是表态要高调，失败乃成功之母，今后一定如何如何，前途是光明的。
　　 有一个词叫“内耗”，过去那些不得不做，做了也没有效益的活动，耗费了人们多少精力，实在难以统计。笔者就觉得自己写过的思想总结，怕也有几十万字之多，真称得上“著作半身”了。
　　 2017，01，12
　　
　　
　　
　　 我是业余打工族
　　 王荣伟
　　 有句俗话：“好汉不挣有数的钱”，意思是工薪阶层收入固定，称不得好汉；只有那些开公司当老板的人，收入远远超过普通人的工资，才是好汉。
　　 我是从小被饥饿训练出来的人，赚钱糊口成了我的本能。我没有能力开公司做老板，也只能多出力，靠脑力赚钱。就业前的读书阶段，我靠卖文为生，竞也取得不小的成功。就业后的养家阶段，除了卖文，又大量兼课，以求得到工薪外的补偿。显然，我是个业余出卖脑力的打工族。
　　 我为了得到稿费的写作，其总量是浩大的，其中有精心的文学追求，也有换钱的应付之作。写小说，是我的严肃的人生追求，大多缜密思考，反复修改。如《回门》一篇，从决定刊用到发表历时8个多月，曾四易其稿。此外，我还写了文学欣赏、语文教学的一些短文，则不过是把自己阅读与教学的心得、体会，加以整理罢了。还有应约写了一些文学知识讲座，以及应约对本地青年习作者作品的点评，这类文字有百多篇。粗略地计算一下，我过去得到的稿费，其数额相当于在10多年的时间里，自己是拿了双份工资的。
　　 1983年后，由于开放搞活，我们业余兼课的机会到来了。当时，电大、自学考试，需要大量的师资，我就以近乎拼命的状态，在各类的班次兼课。说来可怜，为了全家老小生活好一点，我在校内外最多每周兼课20多课时，讲课讲到不想张口说话的状态。我给一个初中生考自考大学课程的班，讲大学语文课里的作文内容，用了160课时，手把手教，一口一口喂，结果全班30多人都及格过关了。这种兼课，和现在的“月嫂”，很是类似了。从1983年到我退休的1994年，我在校内外各种班次兼课，班次几十，课时几千，恰如杜鹃，声声啼血。当然，打工得到回报，在这十多年里，又使我得到双份乃至三份的工资。它帮我度过了父母养老和儿女们学习、婚嫁等等难关。
　　 春蚕到死丝方尽，是赞美为伟大事业而献身的一种精神，我为个人的家小而拼搏，似乎不该自我夸饰；然而，我还是要对自己，大声喊出一连串的“赞”！
　　 2016，02，23
　　
　　
　　
　　
　　 我评论过的地方作者
　　 王荣伟
　　 我在上世纪70－90年代，应地方报刊之约，对地方青年作者的作品进行评论。有的是针对单篇评论的，有的则是综合评论涉及某位作者作品的。此举，收到广大编辑与作者的欢迎。事隔多年，某些已经成名的作者，还念及此事，深表感激之情。我在评论过程中，也颇受启发，共同成长。现根据一些剪报，录目如下：
　　 受评作者受评作品篇目发表报刊
　　 张亦峥《红皮书》等一组《龙沙》月刊
　　 张亦峥《书趣》《齐齐哈尔日报》
　　 刘锴《一张晚会请柬》《齐齐哈尔日报》
　　 王松图《失算》《齐齐哈尔日报》
　　 关恒武《菜农的儿子》《齐齐哈尔日报》
　　 关恒武《姐妹之间》《齐齐哈尔日报》
　　 关恒武《分红之后》《齐齐哈尔日报》
　　 王峙《2：1》《齐齐哈尔日报》
　　 谷鸿微《退礼品》《齐齐哈尔日报》
　　 吕耀宾《用霜花点燃的篝火》《青年文学家》
　　 刘凤国《万家胡同》《青年文学家》
　　 周文刚《迷朦的梦》《青年文学家》
　　 石非《朋友，一路多保重》《青年文学家》
　　 崔志国《崔莹》《齐齐哈尔日报》
　　 路南《弹奏一曲美妙的歌》《龙沙月刊》
　　 王晓春《街口，有棵白杨》《龙沙月刊》
　　 白絮《金色的苇塘》《龙沙月刊》
　　 张永琛《西边是草原》《龙沙月刊》
　　 白雪《思归》《齐齐哈尔日报》
　　 王春梅《父辈儿辈之间》《齐齐哈尔日报》
　　 马玲《我们的山本外教》《齐齐哈尔日报》
　　 姜万华《彩虹》《齐齐哈尔日报》
　　 粱文凯《山鹰飞回来了》《齐齐哈尔日报》
　　 张潮涌《迟到的军礼》《齐齐哈尔日报》
　　 文兰《长长的睫毛》《齐齐哈尔日报》
　　 田雨《节奏》《齐齐哈尔日报》
　　 佳湘《俩个编剧》《齐齐哈尔日报》
　　 张庆文《房票》《齐齐哈尔日报.
　　 宋立志《转学以后》《齐齐哈尔日报》
　　 王克本《最后的路考》《齐齐哈尔日报》
　　 沙国富《风雪路上》《齐齐哈尔日报》
　　 张桂芝《龟背莲》《齐齐哈尔日报》
　　 暴文敏《唢呐声声》《齐齐哈尔日报》
　　 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几十年过去了。早日受评的作者，如今已经多有成就，有些也在评论后学。看来，文学事业，确实需要一代一代有志者的接力传递啊！2015,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