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趣在坚守中升华
　　 ——我在图书馆的33年
　　
　　 1984年10月，我从外地调回定襄县文化局任干事。此后，局领导经常派我去忻州参加地区文化局召开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经常听到地区文化局领导检点或批评还没有成立公共图书馆的的4个县：定襄、宁武、神池、偏关。当时我只是个干事，再则成立图书馆也不是文化局就能够决定的，但每听到这些，耳朵总有些发热，因为全区14个县大都在1978年前后就成立了公共图书馆，而定襄作为文化比较发达的县，竟连个公共图书馆都没有，还好意思成天把“山西文风数二定”挂在嘴上？所以，每次开会回来，总要把这些情况向局领导汇报。
　　 其实，文化局、文化馆领导当时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向县政府请示并制定筹建图书馆方案，仅1985至1986年就先后三次向县政府打了请示报告。在文化局、文化馆的呼吁督促下，1986年6月终于有了动静。6月17日，经县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设立图书馆并报请县委会决定。6月28日，县编制委员会下发“定编字（1986）第5号”文件《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经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九日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同意：文化局下设图书馆（股级），不增加编制、人员”。这样，图书馆的机构设置得到了解决。
　　 有了机构，还得有人员、办公场所、设备和经费等才能算一个真正的实体。7月，经文化局局长邢仁让、副局长陈茂山、高能成和文化馆馆长张建新商议，初步拟定了图书馆筹建方案及人员配备的设想，即：把文化馆图书室分出来（包括办公用房、资产设备、人员、经费等），设立图书馆，暂不增加编制，人员以图书室职工为主，个别的从本系统调剂。张建新馆长因疲于文化馆的喧闹，欲找个清静之地做点学问，便自告奋勇到图书馆挑梁，并点名把我从文化局也“挖”过去。恰在此时，忻州地区首届图书馆业务培训班在忻州举行，于是文化局便选派我俩前去参加。
　　 当时团县委正好缺人，鉴于我在文化局与团县委联合组织了几次文艺活动且又较年轻活跃（当时我25岁），团县委书记薄玉荣曾流露出想把我挖过去的意向。众所周知，共青团是培养干部的摇篮，论个人前途可谓一片光明。左右为难之时，我找到局长邢老师，想听听他的意见，帮我拿拿主意，毕竟他从政多年，工作经验和生活阅历都很丰富，而且他又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化人，在诸多领域均有建树，被业内人士誉为“最有文化的文化局长”。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这个人思想比较单纯，为人实在，有时还比较固执，所以我觉得你不宜从政，还是搞点专业技术吧。再则，搞行政把时间全耗在日常事务上，不如干点具体业务、做点学问有意思。”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也符合我的性格爱好。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在图书馆正式成立的那天（1986年12月6日），我正式调到图书馆上班（任采编）。时有工作人员5人，馆长张建新，馆员有：李柏寿、金萍、李炜东、霍瑞萍。
　　 初到图书馆，真可谓白手起家，百事待兴。馆舍、图书和办公设备都是从文化馆分出来的，馆舍狭小（12间平房），设备陈旧，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积存下来的20000多册图书和大批期刊、报纸、古籍乱放在一起，满是尘土，一直未按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分类、登记、排架，更无法对外借阅。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馆长张建新的带领下，从1987年4月至1988年6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集中人力、物力对20000多册图书进行了重新整理登记。人员不够，就雇用临时工。在此期间，我作为业务骨干，时时处处跑在前面，哪里需要到哪里，除了负责分类外，编目、登记、入藏、排架，几乎每个环节都亲自参与并辅导、督促、检查，较为圆满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使图书馆于1988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同年8月，张建新又被抽调出去筹建河边民俗馆，图书馆工作则由我临时负责。1989年12月30日定襄县人事局下发“定人任字（1989）第8号”文件，任命我为图书馆馆长，一直工作至今。
　　 从事图书馆工作33年来，虽然平平庸庸，没有干出什么大的业绩，但对我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个人品行、为人处世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较大影响。或许是长期从事单一工作的缘故，日久天长形成了一些习惯，也可以算是“职业病”吧。
　　 首先，养成了爱护书籍，珍惜资料，注重搜集和保存文献资料的习惯。
　　 图书馆的藏书可谓包罗万象，什么书都可以收藏，没有没用的书和资料。而且是越古老、越陈旧、越不被人们看得起的东西往往越有价值。记得刚到图书馆时，有一次我们在整理废旧图书时，我把几页从古籍上掉下来的几乎看不清字迹的宣纸连同废纸一起扔到垃圾堆里，碰巧让邢老师看见了，他把这几页“废宣纸”捡起来，然后把我叫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这是宋版木刻本，是非常稀有、非常珍贵的版本，你怎么能把它给扔了呢？图书馆是收藏资料的地方，什么书都不能随便扔掉，越古旧的东西越有价值！”从那以后，我也逐步养成了爱护书籍，珍惜资料的习惯。每当看到借出去的书还回来后有所揉损时，就很心疼，并反复嘱咐工作人员和读者要注意爱护书籍，对掉了书皮或扯了书页的图书还要进行包皮、粘糊。对于旧书，一般不轻易剔除，即使是一张废纸也要反复看个究竟然后再做决定。2007年搬入新馆后，我们对23000多册旧期刊杂志进行了整理。有的同志看见这些破烂不堪甚至有些发霉的旧杂志有些头痛，纷纷劝我当废纸卖了。我说：“这是从上世纪50年代甚至是民国时期保存下来的资料，现在已很少能见到了，物以稀为贵，别看它陈旧，越陈旧越有价值。废纸又卖不了几个钱，有时一本旧书的价值比一栋楼房都值钱。一旦卖了就再找不回来，我们可不能因为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做愧对历史的蠢事啊。”经我这么一说，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并不厌其烦地反复筛选，终于把这些资料装订成册，登记上架，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还有一些未成书的地方性资料更为珍贵，比如票据、信件、照片、账簿、契约、证件、宣传材料、演唱材料、批判材料等等，凡是过去积存下来的资料我们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定襄虽然是个拥有22万人口、865平方公里的幅员小县，却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自古以来有“文风之地”的美誉。著书立说，蔚然成风，每年都有许多官方和民间人士自发地编著出版各种图书。由于我多年来在文化部门工作且爱好写作，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文朋诗友，可能是出于职业习惯，我很注重搜集这些地方文献资料。2008年以来，图书馆开展了“征集定襄籍人士著作的活动”，得到了县内外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许多老干部、学者、教授、作家、文化人纷纷将自己撰写或收藏的书籍捐赠给图书馆，既丰富了馆藏，保存了资料，又弥补了购书经费不足的问题。这些地方文献资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而且基本上不用花钱。所以，只要一听说有人出书了，我就马上跟踪搜集。这些朋友们也都很乐意把自己的作品捐赠给图书馆收藏，这样逐渐形成了习惯，不管谁出了书都要自觉地给图书馆捐赠几册。日积月累，现在图书馆光本地出版物就收藏了3000多册，成为图书馆别具特色的一个品牌。
　　 同时，我们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开展整理研究工作，近年来先后与有关部门和个人合作整理编印了《定襄秧歌演唱作品精选》《定襄文化人物志》《定襄古代文献汇编》（53册）《遗山古刹》《晋北宝纶堂李氏文献汇编》等，使这些地方文献得以保护和传承。
　　 其次，养成了热爱本职，脚踏实地，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竭诚服务，耐心周到，助人为乐的职业行为。
　　 众所周知，文化部门是清水衙门，尤其是图书馆，既无钱又无权，与社会接触较少，所接触的读者大多是离退休人员、中小学生、农民和一些文人雅士，这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无利可图之地，说白了就是没实惠、没前途的地方。为什么在一个政治、经济都不被人看好、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的图书馆一干就是30多年，却没有什么怨言，反而还有些自得其乐呢？我觉得这关键是我对文化工作的热爱。我从小爱好文艺，喜欢文学，到图书馆工作后，基本上符合我的兴趣爱好，使自己的一些爱好能够得到施展；加之本人兴趣比较广泛，凡是文化方面的事都比较喜欢，比如搞创作、当编辑、搞朗诵、做解说、办讲座，组织文艺活动、搜集民间文化资料、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参与的社会活动比较多，精神生活也比较丰富，而且对一些文化门类较易接受，容易被感染，一旦投入进去，便乐在其中，不可自拔了。
　　 过去我对定襄高跷秧歌并不太熟悉，也不太感兴趣，但自从1989年参与组织了赴省第二届民间艺术节演出后，逐渐喜欢上这门民间艺术，并开始注意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现在我已经陆续搜集了不少研究文章和照片，有望整理成书；在每年元宵节文艺汇演担任解说时，我也基本上能说出个子丑寅卯；2009年全省文化系统搞非遗普查，县文化中心把我抽调过去，对于这个新课题，我当时是闻所未闻，但在普查过程中，逐渐了解并喜欢上了这门新型学科，于是就深入基层一边调查一边学习，后来竟成为定襄非遗项目整理申报的“内行”，还给中小学和基层群众作过非遗讲座。
　　 在图书馆工作30多年，我并没感到枯燥无聊，反而时常忙忙碌碌，精神上觉得很充实，这大概就是爱好的力量。所以，我经常跟朋友们调侃：“一个人如果工作和爱好相一致，就好像婚姻与爱情相匹配一样，乃人生的一大幸事”。
　　 长期在文化部门工作，老一辈文化工作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邢老师的勤勉好学、博学多才，建新馆长的严谨细致、敬业执著，以及诸多文化前辈们那种耿直厚道、与人为善、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品性和热爱本职、脚踏实地、孜孜不倦、严谨治学的精神，让我耳濡目染，受益终身。2000年我受河边民俗馆聘请，参与《中国民族民俗文物辞典》的编辑工作，同时兼任《定襄文丛》编辑，有幸与文人学者们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在他们身上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经验和优秀品质。特别是文史学者续八宝老师，他那严谨细致、有条不紊、兢兢业业的治学精神实在令人钦佩，从那以后我们便成为要好的朋友。受他们的影响，我在工作中总是尽量做到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遇到疑难问题，自己拿不准，又不能主观臆断，凭空想象，于是，便养成了请教老师、查阅资料和实地调查采访的习惯。一个名字、一个数据如有疑问，就要反复调查、反复考证、反复修改，直至核实无误，自己满意为止。
　　 对待读者也是这样。30多年来，我虽为馆长，但始终工作在第一线，亲自管理古籍和地方文献室。每当有读者来借阅图书或查询资料时，我都能够热情接待，耐心细致地提供服务。凡是本馆能够提供的尽力提供，如本馆办不到的，也要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提供线索。时刻为读者着想，让读者满意而归。2019年国庆长假期间，一位中国语言大学博士生和她的父亲经朋友介绍，来图书馆查询有关定襄方言方面的资料。我除了给他们提供资料外，还主动介绍了原文化局副局长、定襄方言专家陈茂山老师，并联系车辆，亲自陪同他们去中霍村进行采访。后又陆续为他们介绍了七八位宏道地区对方言有研究的老师，在将近半个月的调查中，我们每天轮流陪同他们接受采访。这使他们很受感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够这样诚心相待，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从此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知心朋友。同年12月初，忻州师院音乐系一位大学生到图书馆想查阅定襄民歌《大红公鸡毛腿腿》的出处及相关资料，我便从书库找出6本厚厚的《山西民间歌曲集》，与她一起查询。查了半天，没有找到。正当她有些失望时，我说：“你先别急，我问一下其他县的图书馆吧。”便与河曲、保德、宁武的馆长们用微信取得联系，很快便得到他们的回复，并提供了有关这首民歌的书籍、曲谱照片。河曲馆长还专门给著名歌唱家、河曲民歌非遗传承人许月英老师发了微信并也得到了回复。虽然对这首民歌的出处尚有争议，未能确定究竟是定襄的还是河曲的，但是这位大学生对我热情周到的服务很是满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热情服务，礼貌待客，是服务行业必备的职业道德。图书馆作为传播文明的窗口，更应该有自己的职业道德规范。2015年我曾给本馆拟定了《定襄县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忠于职守，热爱本职；钻研业务，勤奋学习；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热情耐心，礼貌待客。”
　　 只有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才能设身处地地为读者着想，尽量为他们提供方便，才能积极主动，耐心周到为他们服务。当在你的帮助下，让他们满意而归，自己的心灵也得到了一份欣慰和自豪，岂不是一种快乐？
　　 其三，养成了艰苦奋斗，执著追求，锲而不舍，积极进取的人生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