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万世开太平：
　　 尧舜之道与中国之治
　　 作者：胡春雨
　　
　　 引言：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孙中山
　　
　　 反本复始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乃中华民族永恒的社会政治追求，人类文明大同理想的彼岸。自古“二帝三王之治”，乃历代仁人志士的崇高追求，岂是虚无缥缈的传说？无关赞颂独夫的家史。“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在中华文化史上，是历代典籍支撑起民族精神的殿堂。一部《尚书》，始于尧典，展开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脉络；一部《史记》，始于五帝，记录了中华民族前行的隆轨；一部《论语》，终于尧曰，总结了中国之治人本的神髓。当我们的祖先为东方时空点亮了文明之火，没有人能替我们保存记忆。先民以大道至简、传神写照的笔法，把祖先开拓洪荒的伟业，镌刻在民族记忆中，沉淀在民族血脉里。《老子》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茫茫古史，所以著在经籍、彪炳史册，在于其中永恒的价值典范，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内核，贯穿于国史前行的脉络。其中的源头，便是“尧舜之道”。
　　 传统文化语境中所谓“道统”，乃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我之为我的精神谱系与文明基因，解答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根本命题。譬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国性——“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惟其如此，“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尽管对振兴中华的路径选择有所不同，孙中山先生总结其革命宗旨，仍不外道统思想。一个民族的复兴，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复兴，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如果说历史乃民族的根基，文化乃民族的灵魂，那么一个民族唯有自知才能自信，自尊才能自强，其中必有统绪，一以贯之。
　　 然而随着西方文化霸权的确立，来自其历史进程的制度文明及其所谓普世价值，迄今垄断着话语权，似乎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尺。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从经过了义和团之后，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总是信仰外国，不敢信仰自己。”一方面是“言必称希腊”，一方面奠定中华文化基因的尧舜时代，几乎沦为原始社会末期的传说。参天大树，必有其本，倘若对祖先失去敬畏，无异自伐根基。
　　 中华文化所谓“继天立极”、“建极绥猷”，即根植天道人情或曰自然法则，确立社会政治文明的基本准则，关乎一个民族的永续发展。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国大地，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正在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终结着西方政治文明的终结论。在这个关口，回到中国政治文明的源头，用中国人的话语重读尧舜之道，对于重构话语体系，从根本上恢复民族自信，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九州一统
　　
　　 早在向西方近代文明寻求民族出路的时代，孙中山先生就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美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习近平主席亦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一个制度好不好，首先看是否适合自己的国情。对中国而言，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大一统，关乎立国之体，关乎立国之势，奠定在文明的源头中。
　　 孔子著春秋，《公羊传》阐释其中的微言大义，开篇便是“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在汉武帝推行改革、诏定国是的历史关口，董仲舒亦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大一统的立国之体奠定于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中——五帝时代的开始，便是“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政治中心力量的衰落，导致天下大乱。“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可见，从三皇开辟到五帝定伦，中华文明经过漫长的沉淀，随着黄帝的统一战争，为民族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自古“天下一家”，中华民族作为超大规模的文明共同体，江山一统的观念深入骨髓，成为奠定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精神内核。
　　 唐尧时代，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奋斗，展现出“百姓昭明，合和万国，黎民于变时雍”的宏大气象，天子通过四岳等职官统一管理平定水患、选任接班人等大政，社会面貌向好发展。虞舜摄政后，“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同律度量衡”，显示出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进一步统一。中央政权通过立法和政绩考核等手段，有效开展国家管理，在任命大禹治水奠定九州的基础上，“肇十有二州”，实行当时条件下的政区管理。直到舜帝南巡，崩于今日湖南的零陵，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众多的遗迹与故事。史迹悠远，尽管难以通过考古证据逐一证实，但是九州的观念乃活生生的现实，中国国家便是最好的证据。历史不容虚无，中华文化经典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来自历史沉淀，空中楼阁里没有民族精神的殿堂。
　　 大一统的立国规模，必然决定建政方式。就其中的治统传承，《史记》记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体现了天下一家的延续性。纵观这段历史，给后人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以深刻启迪，与西方文明的发展脉络迥然有异。例如：
　　 一、五帝时代战胜洪水等灭顶之灾，奠定中华文明，其前提条件，在于实现了政权的统一稳定与廉洁高效。后世韩非子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只有巩固中心才能维持大局，集中力量办大事。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每一个伟大时代的开辟莫不如此。在文化方面，与西方诺亚方舟的传说中，寄托宗教力量拯救人类的传统不同，中国人尊崇的是祖先的开辟之功，体现出人定胜天的洪荒伟力。
　　 二、在治统稳定的基础上，通过选贤与能与民主禅让，使来自民间的虞舜等杰出人才各尽所能，进入历史舞台的中央。舜庭赓歌的活跃气氛与尧舜禅让的民主气息，来自天下为公的情怀，其正义性来自仁民爱物的天理人情，代天子民的赤子丹心。与雅典政治的历史源流不同，在中华文明的源头上，从来没有出现西方式的选票民主，奠定了不同的政治伦理。毕竟，天下的概念与城邦的概念不能等量齐观，不同的历史脉络塑造着不同的国家形态。
　　 三、在治国理政上，所谓“奋庸熙帝之载”，即虞舜时代继承唐尧的优良传统，保持国策稳定，一茬接着一茬干，毕竟“罗马不可能一日建成”。从虞舜“同寅协恭和衷哉”的感叹来看，中国人历来崇尚和衷共济，追求和谐安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尧舜时代的用人行政，往往通过会议协商的方式确定优选方案，通过“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实现对政绩的考察，通过“工以纳言，时而飏之”，广泛汲取民智、畅通民主渠道。这些优良传统，无疑与西方多党竞争、议会民主的理念大相径庭，与中国崇尚合和、天下一家的基本观念吻合。
　　 在中华文化的本意中，《荀子》所谓“君者，善群也”，故“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关于五帝的称谓，《三略》云：“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即在遵循规律治理社会之中，发挥中心作用。因此，在《孟子》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论断，莫非以人为本、民惟邦本。近代以来，历经民主共和革命的沧桑巨变，很多传统概念被打上封建专制的标签，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甚至与自己的祖先也要划清界限。通过回归其本来含义，在时代前行中发展其精神内涵，有利于盘活传统文化资源，重构话语体系，为中国之治厚植根基。
　　
　　 天下归仁
　　
　　 《礼记》讲“明德亲民”，《论语》讲“为政以德”，孔子指出，为政之道贵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否则，其弊端在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以德治国，追求社会和谐，重视道德教化对社会的支撑作用，乃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在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改造中，孙中山先生亦提出了“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的著名论断。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成为现代中国的必然选择。回到历史的源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高度概括了虞舜的丰功伟绩。
　　 崇尚德治首先是以德修身。“君子之德风”，一个社会精英阶层的精神面貌，对于推动文明进步至关重要。《史记》对唐尧的刻画，首先是“其仁如天”，而后才是“其知如神”，把执政者的仁德放在智慧前面，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四岳向唐尧推荐虞舜，首先便是舜的孝行。孔子所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中国自古有以孝治天下的传统，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孝经》所讲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历史的选择，并非偶然，虞舜完美的道德品质与人格魅力，为千秋万代竖立了典范。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可见一个人品格决定其能走多远。关于执政者的品格，例如在《皋陶谟》中，皋陶强调要“慎阙身，修思永”，倡导了中华民族的修身传统，做好自己，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在人才选用的标准提出上，提出“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包含了以德为本、德才兼备的内涵。朝堂之上，皋陶、大禹和虞舜公开坦诚的相互劝勉，体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虞舜“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的训诫，集中体现了勤政、担当、廉洁、爱民的政治品格。大禹则提出“安汝止，惟几惟康”，则体现了谨慎理政、居安思危的思想。对天道和人民的敬畏尤为令人深思，譬如“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一个时代一旦失去了对天道和人民的敬畏，势必在膨胀中走向败亡。
　　 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乃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支撑，决定着时代气运。难怪孙中山先生在拯救民族危亡之际，强调“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先生就已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社会治理中，德治意味着必须竖立共同的核心价值和行为准则。唐尧将二位女儿嫁给虞舜，在培养考察接班人之际，给舜首先安排的工作是“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即根据天道人情确立了中国社会的伦常，理顺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等基本社会关系，奠定了社会的伦理基础。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精神文明建设，绝非朝夕之功。在虞舜正式受禅之后，继续大力推动精神文明进步，尖锐批评当时的社会“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要求政府“敬敷五教，在宽。”只有人伦敦厚，风清气正，才有社会和谐，天长地久。
　　 到了战国时代，《管子》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以德立国的思想，迄今颠扑不破。民国时代，内忧外患，用武之秋，孙中山先生为拯救中国开出的药方，却是“恢复我固有之道德”。在礼义廉耻的四维之外，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这些伟大思想，与今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遥相呼应。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与道德准则，对于社会的构建起着基础性作用，由来是国家的“稳定器”、社会的“方向盘”、民族的“主心骨”。
　　 最大的德治，是以人为本、民惟邦本，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从孔子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到韩非子的“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儒法两家追崇的圣人之道，莫不以人民为中心展开。后人对“尧天舜日”的企慕，也正在于此。
　　 尧舜禅让之际，唐尧对虞舜的训词是：“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可见，在托付天下之重的神圣时刻，唐尧不仅为中华民族提炼出立身处世的中庸之道，而且告诫继任者，天命在于人民的选择，社会的进步在于民生。虞舜受禅后发表讲话，首先是“食哉惟时，柔远能迩”，其中的含义，包含了顺应农时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以顺应民意、爱护人民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在时代的开拓前行中，皋陶指出，为政之要“在知人，在安民”，大禹对此表示“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可见知人是智、是用，安民是仁、是本。从平定水患到发展农业，从推广教育到谨慎刑罚，虞舜时代执政思路的展开，莫不体现了仁智兼赅的德政精神。
　　 尧舜二帝赢得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唐尧驾崩后，“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在继承前人事业的基础上，虞舜以毕生努力，完成了五帝时代奠定中华文明的伟业。在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孙中山先生毕生仰慕遥远的尧舜时代，推崇其中的民主精髓，来自对历史的深刻把握。
　　
　　 伟大斗争
　　
　　 所谓尧天舜日，似乎是一个光明普照大地的时代，然而尧舜时代恰恰是“下民昏垫”、“黎民阻饥”的动荡之世。一个时代的伟大，不在于花好月圆，而在于赢得斗争、开启太平。尧舜时代的伟大，正是在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斗争中一路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