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连翘花开。
　　 那年也是连翘花开的季节，我把一簇金黄的连翘花捧到父亲的床头，贴着父亲的耳边说：“爸，你看，春天来了！连翘花开了！”父亲居然睁开了眼，兴奋地注视着这束连翘花，头微动了一下，试探着去闻连翘的花香。那充满温暖、充满慈爱、充满眷恋的目光，在对这束连翘花的深情地注视中，慢慢淡去……
　　 在老家的那所土房子里，病中的父亲几次想出去看看房前屋后，看看蓝天白云，看看花草树木，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和春天。但是曾经那么刚毅坚强的他，却被病痛折磨得下不了地，走不得路，也经不住窗外料峭的春寒了。我和大哥商量，准备尝试着背他出来晒晒太阳，让他再看一眼他亲手用毕生精力营造的这个家，但他却连一点力气也没有，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父亲的愿望，只是想出去看一看。但即便是如此简单的愿望，竟也无法得到实现。
　　 我万般无奈地走出来，见门前山坡上桦栎树林里的那片连翘花开得正黄。唉！这早春的连翘花，怕是父亲再也看不见了！
　　 爬上门前的山坡，折几枝盛开的连翘花。我要把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春天，装在这束金黄的连翘花里，送到父亲的床头。
　　 二0二0年春天的连翘花，跟二十六年前的那个春天的连翘花一样金黄。漫山遍野，竟相绽放，清风徐徐，花香淡淡。
　　 在这金黄的连翘花开的时候，我禁不住又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父亲。
　　 祖上从烟雨江南的钱塘郡，辗转迁徙到秦岭南麓的大竹园，生存条件本来就发生了诸多变化，父亲偏又出生在陕鄂交界的马家坪。马家坪群山环绕，地处边远，坡多而陡，地少而薄，林丰而密，躲避战乱倒是个好地方，但要是在这里繁衍生息，却是异乎寻常的艰难。
　　 连翘耐寒耐旱，任何贫瘠的土地，都阻挡不住连翘的生长。
　　 十岁那年，父亲在南坡放牛，一阵枪林弹雨之后，父亲的牛被穿着制服抗着长枪的军队牵走了，父亲居然一直追到银洞沟，硬是把自家的牛要了回来。十六岁那年，中原突围部队路经马家坪，父亲找到部队首长，问:“你们是红军的部队吧？是打鬼子的部队吧？我也要参军！”虽然由于年龄小等诸多原因未能如愿，但革命的火种已经深深地埋在了父亲的心中。二十岁那年，父亲带看两个民兵，夜行瓜子岭，在祖师殿里抓住了土匪头子。那土匪头子藏在祖师爷神像后面的一堆柴草里，竟然把自己装进了麻袋，在麻袋里鼾声如雷，父亲顺势把麻袋绑了，连人带抢交给了人民政府。
　　 连翘枝繁叶茂，每一次花开，都是一场果实的孕育。
　　 连续生了两胎女儿，急着想生儿子的爷爷便从赵家抱来一个女孩“等亲”，总算等来了父亲，长大后成了亲，圆了房，生了我大哥和两个姐姐，但在那反对包办婚姻、追求恋爱自由的年代，这一对年青人还是分了手。父亲带着一儿一女，又迎娶了湖北萝卜坑徐家姑娘，与这徐家姑娘生了四儿两女。前前后后九个子女，注定了父亲一生的命运。
　　 连翘朴实无华，虽不及牡丹娇艳，却也清丽脱俗，清香幽远。
　　 从兵慌马乱中走过来，父亲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基层干部。在那个贫困的小山村，父亲组织土地改革，让家家户户都有了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日子一天天安稳起来。父亲组织互助合作，建立了一个一个的互助组和合作社，推动了农业生产。父亲组织大炼钢铁，贡献了自留山上成片的桦栎树，家里只保留了一口锅，其它凡是能炼铁炼钢的东西都带头交给了集体。父亲到山西省昔阳县参观大寨，组织大家学大寨、修水利，在东坪、西坪、桃园和幢子沟都摆开了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战场，修起了一道道石坝，一层层梯田，至今这些石坝和梯田，还滋养着这里没有移民搬迁的群众。父亲发动群众建起了西坪小学，把那些在财神庙里上学的孩子接进了正规的教室，培养了王老师、蔡老师、陈老师等一批批民办老师，经常到家里做客的，就是学校的老师们。父亲组织建立了西坪大队的第一家双代店，把这里的山货送了出去，也使这里的群众有了基本的生产生活保障。父亲组织办起了西坪大队第一家药铺，支持叶医生、井医生等一批批赤脚医生进修学习，方便了当地群众的就医看病。为了让当地群众每年能分到几个余粮款，父亲组织办起了大队综合厂，把自己培育的牡丹苗子，无偿提供给各个生产队，实行多种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父亲是基层干部，同时也是种植能手和养殖能手，还会屠宰、木工、浆砌、编织、狩猎等手艺，给队上放的那群羊日益壮大，羊粪肥了队上的庄稼，卖羊的钱增加了集体的收入，总是想方设法地提高产量，让大家贫困的状况有所改善。改革开放后，父亲积极推动联产承包，带头承包土地，所种的庄稼长势格外的好，成为一河两岸的样板田。
　　 连翘花开早春，颜色是金黄的，品格是高贵的。春深时，淡出姹紫嫣红。
　　 父亲虽然身处边远闭塞的小山村，平凡得一如连翘默默无闻，但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老党员，始终没有忘记每月按时缴纳党费，时常关心着乡邻的冷暖，关心着集体的利益，关心着国家的大事。家里有一个小广播，一天三次播放《国际歌》、《东方红》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播放最高指示和各级新闻，父亲听得不过瘾，又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带在身边，天天听。
　　 有一年发大水，眼看洪水就要冲走队上的羊圈，父亲便抱了床上的被子，冒着倾盆大雨堵住水口。父亲总是这样保护着集体的财产，每逢雨季，总要把大队和学校的房子，以及生产队的油坊检查几遍，发现漏雨处，便搭了梯子，上房一块一块地添瓦，水道堵住了，便提了锄头去挖开，让洪水畅通。他做这些事，除了家里知道，从来不跟别人说。父亲帮助乡邻也完全是义务的，耕地锄草、打墙盖房、杀猪宰羊，只要有人找，他二话不说地去帮忙，却从来不收别人一分钱，母亲带病给别人做衣服，別人要给钱，父亲也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谁还不给谁帮个忙！收钱，情份就薄了！”那个年代，虽然粮食紧缺，余粮款很少，但父亲绝不占集体一分钱的便宜，如果他觉得队上给他多分了粮，他一定要送回去，给队上放的一只羊掉下悬崖摔死了，父亲坚持一定要赔，只有赔了集体的损失他才安心。大姐和弟妹们打猪草，他总是叮咛:“不要踩了队上的地！不要拔了队上的菜！不要损害队上的庄稼！”别人的一个萝卜一个瓜，他也决不允许混在猪草里带回来。
　　 连翘是落叶灌木，不高大，但也绝不卑微。她用满枝的金黄，温暖着寒意尚存的早春。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供应大哥在宽坪上小学，到九十年代供应小弟在赵川上中学，父亲供应子女上学将整整三十八年。这三十八年里，每年至少有一个孩子在校读书，多的时候，有三四个孩子同时在校。那时没有免费的学校，学杂费要缴，笔墨纸张要买，粮菜要从家里带，虽然花钱不多，但挣钱也很艰难，八九个子女，就像要债的一样，连续几十年消耗着父母。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再苦再累，父亲也不敢把腰弯下去，他要把腰挺直了，把这个家撑得稳稳的。
　　 从解放那年大哥出生，到父亲去世那年小弟刚刚成年，父亲有四十五年的时间担负着养儿育女的重任。不仅要供应子女上学，还要糊住一家人的嘴，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没有一样不让他操心。
　　 虽然人多劳少负担重，但父亲对老人却十分孝敬，再困难，也要让老人先吃饱了，穿暖了。奶奶、爷爷、爷爷的续配，以及他那没有成家的叔父，父亲的一生，竟亲手安埋了四个老人。
　　 连翘在苦寒中熬着，父亲在生活中熬着，该开的花，年年都开。
　　 为了挑起这个家，父亲没日没夜地干活儿。人民公社时期，父亲是大队干部，也是生产队里的好劳力，队上的活儿几乎一天也没落下，庄稼地里的活儿样样在行，又肯下力气，所以天天都是满分，大一点的孩子上学回来，也安排他们到队上劳动，能干个啥就干啥，能挣几分就挣几分，说是让子女参加集体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主要的，还是想多挣点工分，工分多，就能多分粮食。母亲跟父亲一起天天出工，还给队上养了一头母猎，每天又多挣三分工。
　　 既便这样，还是很难顾住一家人的嘴，十几口人的吃穿用度常常让父亲作难，尤其是开学的时候，这个要缴学费那个要买作业本，父亲和母亲大眼瞪小眼，急得团团转。
　　 于是父亲便决定给队上放一群羊。这样一来，队上卖了羊，就多了一份集体收入，每家就能多分点儿余粮款，父亲也能多挣一份养羊的工分。趁着放羊的方便，父亲响应公社除“四害”、保秋收的号召，背着猎枪打田鼠打老鸹打野猪，队上也给记工分。关键是这放羊的活儿，孩子们放学了也能干，父亲便可以腾出手来继续参加队上的劳动，放羊和出工两不耽误，虽然起早摸黑，又苦又累，一个人却能挣几个人的工分。
　　 土地到户后，父亲养了牛，就近种了五亩平地，两亩坡地，那平地在阴坡，也不甚平整，坡地更是又陡又薄，挂不住土。父亲便精耕细作，把别处的土背到坡地来，让坡地也长出好庄稼。那地里的石头，父亲恨不得拣得一个不剩，地里的杂草，父亲也恨不得锄得一棵不剩，只有那一片原本并不肥实的地里长出的肥实得令人注目的庄稼，承载着父亲一年的希望。如果说在队上集体干活是按时上工按时收工，那父亲在承包的土地里干活天天都是早出晚归，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三伏天的大晌午，也在地里侍弄庄稼，一年到头没有休息过一天。下雨了，母亲央求父亲:“你就歇一天吧！”父亲摇摇头：“歇啥啊？我要把那些刀磨得快快的，再刨几根锄子把儿，天晴了干活用！”快六十岁了，父亲还张罗着盖房，亲自起土打墙，砍柴烧瓦，伐树架梁，盖起了三正三厦大瓦房，把那房前屋后通向邻居的路修得敞亮通达，把房子周围前山后坡的桦栎树护理成林，桦栎树林里只留一簇一簇的连翅，迎风摇曳。
　　 连翘不仅可以观赏，而且可以入药，其根、茎、花、叶各有所用，果实清热解毒，消痈散结，疏散风热，主治感冒。
　　 父亲性情耿介，光明磊落，即便在最艰苦的年代和最艰难的环境，心里总是装着乡邻、装着群众、装着集体，一心想让当地通路通水通电，家家都过上好日子。寒门的父亲并不比豪门的父亲差，正如寻常的百姓也有人格的光辉。就是这样一个时刻顾集体顾大家的父亲，同时也没有忘记顾好自己的小家，对父母尽孝，对子女尽责，他像照料集体的羊和地里的庄稼一样，点点滴滴，一丝不苟。
　　 一到冬天，母亲就咳嗽不止，父亲接照医生的交待，天天给母亲打青霉素和链霉素，被窝总是暖了又暖，不让母亲冻着。怕子女在学校上学吃不饱饭营养不足，便用他自己制作的小木桶儿，装了炼过的加了点儿盐的猪油，交待说：“在学校打了糊汤，夹一砣子猪油，搅匀了吃。”那火炉里，总有一炉又大又旺的火，红彤彤地映照着一家人的脸，从里到外都很温暖。
　　 连翘啊，你金黄的花，流淌的何偿不也是一种温暖。
　　 头一年冬天，父亲还很结实，在安沟熊洞洼砍了大堆的柴，准备运回来过年烧，门前屋后那密密麻麻的桦栎树，父亲一棵也舍不得砍，说近处的柴，要等年龄大了跑不动了再砍了烧。腊月二十六那天，我从外地回家接过父亲肩上的那挑豆浆，至少也有一百斤往上。过年大哥大姐们一如既往地过来拜年，父亲还满脸欢喜，把好烟好茶找了来，张罗着吃饭喝酒。马家坪那个地方，冬天贼冷，大雪不化。正月初，父亲开始咳嗽，继而出现头疼，大是感冒的症状。叶医生、井医生、刘医生和张医生轮番看了，开了药，打了针，都说受了风寒，过几天就好。
　　 谁知父亲的头疼得一天比一天紧火，身体也一天比一天虚弱，我们便商量找人帮忙，准备抬他进医院治疗，可父亲死活不肯，说:“这咋好麻烦别人？路远，坡陡，雪又厚，抬不去的，我不去！”那马家坪不通公路，无论到陕西医院还是到湖北医院，都要翻山翻岭，有几十里的山路。父亲年前砍了顶杆儿，也在安沟的大石岩下靠了一大堆，准备卖了钱，大家集资修一条从西坪通向白鲁础的公路。可这公路还没有开始修，好端端的父亲却病得不轻，要把病人从又陡又窄又滑的山路上抬出去，着实不易。
　　 父亲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想被别人抬着丢了面子，不想花了攒着准备修公路的那点钱去住院。没有公路，就通不了车。
　　 在一所完全中学里，我代着高中毕业班的课，眼看要开学了，父亲喊住母亲，叫母亲给我收拾了，催我快去学校，说娃们等着上课，高考耽误不起。
　　 正月十六去学校上班，月底回家又劝父亲住院治病，邻居们也纷纷地来劝，父亲竟还是不肯。二月十九那天，父亲问明了母亲是个周末，便坐在屋檐下向路口张望，终于在傍晚时分等着我回了家。那时的父亲，头不疼了，感冒的症状也消失了，只是消瘦得十分厉害，原本高大的身子完全变了形。我日日守候在父亲身边，又安排了弟妹，晚上轮流看着，陪父亲说话。
　　 二月二十六日那天阳光灿烂，父亲洗了头，剪了指甲，刮了胡子，突然摇晃了一下，腿上支撑不住。我急忙把父亲搀上床，父亲满头是汗，气息微弱，说话的声音仿佛是从喉腔里发出的，变得模糊不清。大姐夫找了周医生，把了脉，扎了针，可是加病了的父亲病情一日重似一日。弥留之际的父亲，仍然牵挂着下巴脱臼无法吃饭的樊家表伯，艰难地示意着母亲，让母亲装了蜂蜜和猪油，给这个可怜的老邻居送去。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呢？开始是咳嗽头疼，继而是乏力消瘦，进而是进食困难，心里好象堵着什么，气息的中间，似乎也间隔着一段距离。眼看父亲大限将至，我禁不住悲由心生，寸步不离地陪着父亲，我要亲手喂他吃下最后一口饭，喝下最后一口水，抽下最后一口烟，听他说出最后一句活。我好后悔，后悔我没有坚决地把父亲送进医院；我好遗憾，遗憾直到最后都不知道父亲得的是什么病；我好痛心，痛心自己顾了高考却疏忽了为父亲冶病。父亲的病，竞是耽误了！这世上，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买后悔药。
　　 那年春天，也是连翘花开，我把带着浓浓春意的连翘花送到父亲的床头，摸着父亲的脉搏一点点变得微弱，听着父亲的心脏慢慢停止跳动。父亲的生命，定格在一九九四年的春天，时间是农历二月二十七日上午的九点二十分。
　　 父亲的坟荧，座落在那片他亲手留植的桦栎树林，群山环抱，松柏掩映。在父亲的墓碑上，我们兄弟姐妹为他刻上了这样地墓志铭：
　　 高风亮节，侠骨柔肠；养儿育女，一生奔忙。
　　 或事农耕，或牧牛羊；扶弱济贫，睦邻亲邦。
　　 秉性耿介，气宇轩昂；克勤克俭，持家有方。
　　 德高望重，胸怀宽广；风范长存，千古流芳。
　　 在那群山环抱之中，在那苍松翠柏之间，父亲的墓碑前，有一簇连翘顽强地长出来，与那桦栎树林里的万千连翘，在料峭的早春开出满枝的金黄，一年又一年……
　　
　　 2020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