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5日，寒风呼啸，气温骤降。父亲躺在养老院的床上急促地呼吸，家人们无奈地守候在床前呼喊、安慰。凌晨五时，父亲永久地离开了人世，享年八十六岁。父亲的离世，为后辈们留下了难忘的遗憾和悲痛。
　　
　　 一、父亲苦难的早年
　　 父亲名叫成广禄，是太谷县闫村人，出生于1929年3月22日（农历己巳年二月十二）。他出生的那个年代战火连绵、内乱频繁，普通老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生存，父亲辗转于北京和老家之间谋生，吃尽了各种苦头。据父亲回忆说，他在老家是穷人，不仅生活艰难，而且活得没有尊严，无论干啥都低人一等。那时，父亲的二叔，也就是我的二爷爷，在北京开着粮店，算是有点地位了。为了生活，父亲便投亲到二爷爷那里打工，他的任务是搬运和送货。虽有二爷爷的面子，但接触的人群层次复杂，依然要默默承受刁难。在旧世界里，他觉得生活很苦。
　　 全国解放后，穷苦人当家作了主，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人，但国家处在百废待兴阶段，普通民众的生活依旧很贫穷，能够填饱肚子就算是万幸了。那时，因种种原因，父亲承揽了全家的农业生产，时常做那些粗笨的农活，时间性强、劳动强度大，让他有点吃不消。据父亲回忆说，他当时承揽着几十亩农田的生产，但都是些薄田瘠地，投入多，产量小。尽管他起早贪黑拼命干活，收成依旧很糟糕。为了增加收入，他得知十几里地以外有个山村很富裕，便用扁担挑着西瓜到那里去卖。他每次挑六个大西瓜，路很远，又是山路，吃得那个苦就可想而知了；父亲为增加耕地的数量，还利用河流来淤地，他手挥大锹拼命挖土，干得特别费力，每一铲都让他气喘吁吁。他感觉特别苦，却无可奈何。父亲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面部的肌肉不时在痛苦地扭曲、抽动，说到激动处，竟流下了眼泪，似乎自己又回到了那个让他痛苦的年代。
　　
　　 二、父亲的新追求。
　　 苦难的生活使父亲生发出新的追求。1947年，他下决心选择了跟共产党走，从此开启了自己为党、为人民奋斗的一生。他不仅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还要改变所有穷苦人的生活。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认为这是自己最理智的决定。
　　 父亲入党时，正值国共双方决战时期。家乡地处山区与平川的交接地带，是双方极力争夺的军事要地。于是在老家经常发生着“拉锯战”。父亲当时是村里的民兵，为了党的事业，他利用丘陵区的地形优势，与敌人周旋于家乡与东部山区之间，为太谷的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尽了一个党员的责。在与敌人斗争的日子里，父亲吃了许多苦，但他心中已有了党，他是心甘情愿的。
　　 太谷解放后，父亲投身于家乡建设中，他积极主动参与党组织的活动，为当地居民办了许多好事、善事，在群众中树起了很高的威信。1952年9月，因父亲的口碑好，被选送到中国人民银行太谷支行工作，成了一名国家工作人员。父亲工作后，认真负责，干啥都很谨慎，而且十分敬业。为完成工作任务，他总是想方设法去克服困难，即便是在夜间也会步行到指定乡村去办事，从不叫苦叫累。他觉得办法总比困难多，作为党员就应该这样去做。父亲曾对我说过，他在银行工作时，常在窑子头一带下乡，他在走夜路时还遇过狼和狐狸，狐狸的嘴里还亮着狐子灯。
　　 十年后，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到了需要子女陪伴的年龄。父亲虽是党员，但也是孝子，也得为父母养老。于是，他又作了一个人生的重大决定——辞职回乡。他觉得在那里工作都一样，都能为党的事业做贡献。1962年3月31日，他实现了这个愿望。自此，他守候在爷爷、奶奶的身边，一边陪伴老人生活一边参与家乡建设，一直到爷爷、奶奶去世。期间，他为家乡建设作了最大的努力。
　　 父亲回村不久就当上了村干部，他对群众很上心，工作上总是任劳任怨，本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态度去做事，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那时，村里共有六个生产队，我家在第五生产队。当初，这个队还算不错，劳动报酬在全村平均水平偏上，每个工分值能分到六毛到一元钱。而四队是全村出了名的穷队，劳动报酬极低，当年每个工分值仅能拿到八分钱，据说在前几年还有过零元的分红。四队的贫穷落后引起了村党支部的关注。于是，支部决定派人去帮扶整顿。但让谁去帮扶呢？那时，农业劳动收入是家庭的唯一经济来源，到四队帮扶就等同于全家都过苦日子。但为了党的事业，父亲做通了母亲的工作，勇敢地承担起了帮扶任务。他在四队干了好几年，一直到四队脱贫才回到五队。父亲说，党员不能当普通人，在关键时刻必须拿下组织的疑难事。父亲的帮扶给家里带来了一连串困难，不仅经济收入骤减，而且无暇顾及家务，使家里为此欠下了很多债务，为母亲带来了许多麻烦和困难。但父亲以党的事业为重，坚强地克服了这些困难，他从无怨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县里要建庞庄水库，父亲受村委的派遣，到庞庄水库当了民工。父亲在水库当民工期间，共出过两次事，每次都沉重地打击了他。一次是1971年8月24日天降暴雨，他们的粮库发生了大面积漏雨，作为党员，父亲积极参与了抢救，因路滑，他在找粮时致右手骨折、腱鞘囊肿，被评为三等乙级残废，水库给了一次性伤残抚恤金三百元；另一次是父亲到县城办公事，让小偷给偷了四百零五元公款，当时我正在村里上小学，父亲还让我看了小偷用刀在钱包上割的口子。那时，四百多元算是个天文数字了，一般家庭都难以承受。但父亲无奈，只得将三百元的伤残抚恤金和一辆刚用外婆遗产购置的自行车拍卖后赔付。父亲说：“我作为党员，不能给公家带来损失！一道刀口不足为据，我必须如数赔付。”这两件事让父亲心中很难受，但他都是宁愿自己吃苦，也不让公家受损。
　　 文革结束后，父亲热衷于搞农业科技，虽然他只上过一年学，但他坚信科技的力量。他说：“农业科技是党的号召，只有把科技搞上去，才能大幅提高粮食产量，彻底摆脱贫穷落后。”在他的带领下，积极与上级科技人员联系，搞起了小麦提纯复壮、棉花科学打掐、高粮配种试验等科技项目，有力地促进了粮棉丰收。在我记忆中最深的是，父亲在我们五队种植了配种高粱，极大地提高了社员们的劳动收入，年终每个工分值的报酬，由原来的六角钱提升到了一元钱。
　　
　　 三、父亲的晚年牵挂
　　 父亲年老后，不甘清闲，仍然坚持要干轻活。他说：“我还能做轻微劳动，决不给儿子们增加任何负担。这样，儿子们才能安心做工作，为社会尽力去服务。”他共有三个儿子，都在县城工作。按说，他的养老根本不存在任何困难，但他怕给儿子们增加负担，宁是在邻村的一个厂子里当了门卫。
　　 在父亲七十五岁的时候，身体功能明显变差。儿子们为了他的老年生活，把他接到了城里生活。来到城里后，他仍不忘自己是一个党员，时刻提醒儿子们为他缴纳党费。
　　 随着时光的延续，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脑子也糊涂起来。有一年夏天，父亲因病住院，有好友去探视，问及他有几个孩子，他竟糊里糊涂答不上来。
　　 父亲迟迟疑疑地回答说：“有两个，三个。反正都来看过我。”
　　 好友又问：你是哪一年入党的？
　　 父亲竟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九四七年入党的，这个没错！”
　　 他的回答让好友莫名其妙，“几个儿子？”这样简单的问题，他答不来。“哪年入党?”这样涉及久远年代的问题，他竟是不假思索，随口回答。这难道不是父亲对党忠诚和党性强的真实体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