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病壳子
　　 火病壳子瘦成皮包骨，像屋檐下一块风干的腊肠。模样嶙峋古怪，他的脸褐红褐红。我后来才知道，那是长年憋气出来的。
　　 乡里的老人说，人身有七十二种火病，每一种都要人命。火病壳子的火是肺火，乡村最常见和流行的那种火。所以在乡村狭义的火病就是肺病，肺结核病。旧时医书讲，风、痨、鼓、膈四大绝症，痨就是肺痨，习惯叫肺病。
　　 火病壳子的火病，最初如何染上的，已不可考。按那个年代熟悉他的人推断，早年间他长得红白团圆，精旺神旺，后来得势了，就深更半夜骚扰一个有几分姿色、林黛玉式的寡妇。乡里人不知道《红楼梦》，但黛玉葬花并不陌生。两人搭上线后，乡人说，那寡妇是狐狸精变的，火病壳子的精血被妖狐一口口吸干，同时把自己的病菌传给他，一副红白团圆的皮囊就像秋天的老丝瓜，风一戳，皮打皱，里面虚空的瓤子也没有经丝。乡人们每每窃议，总要不怀好意地笑。
　　 楼陵滩不一古脑儿全姓楼，但以楼、兰两姓多，火病壳子不姓楼，也不姓兰，姓刘。据楼姓特别鄙夷他的文殊公说，前清时火病壳子的曾祖父，要饭走到楼陵滩，楼家人见他身个子魁梧，是做事的料，收为长工才落户楼陵滩。文殊公家曾经是楼陵滩田地最多的庄户。他说这句话时是一脸的不屑和恨意。刘氏家族传到火病壳子时只有七八户，换句话说楼陵滩姓刘的就只有这几家。刘姓因为是佃户，受过不少楼、兰之白眼。这对于从前以宗族势力比大小，几乎是肯定的。所以，当火病壳子有一天不可一世主宰楼龄滩的时候，他对着曾经的老东家楼文殊说，丈夫今有除妖剑，不斩楼兰心不平。这句话他是从戏词中听到的，说得地主楼文殊翻白眼。
　　 火病壳子能够主宰楼陵滩据说是源于一次派饭。正是四清运动，生产队来了工作队，带队的人姓白，白吃白喝的那个白。那个时候有明确纪律，吃饭轮流安排在农户家，每一顿饭要主动向农户交一毛钱饭钱。这一天轮在火病壳子家，火病壳子特别殷勤，叫媳妇精心整了几个菜就喝上了。席上，两个人一边喝一边胡吹乱侃。那一天白队长不知喝大了还是怎么的，吃完饭嘴巴一抹歪歪窜窜走了。这二天火病壳子跑到了公社，说白队长酒后乱放炮。公社书记表扬火病壳子政治觉悟高，把白队长当作四清运动的反面典型批判来批判去，可怜白队长最后落得个灰溜溜回老家改造。火病壳子受到公社书记表扬，很快就吸收进队委会，先是民兵队长，到年底就成了生产队的一把子。
　　 火病壳子成功主宰生产队后，变得不可一世，要社员起五更搞突击不讲，对地富反坏右更没有好颜色。楼陵滩没有反革命分子，但有地主、富农，还有大鸣大放放回家的右派老师楼适廉。在火病壳子主宰楼陵滩八年半时间中，地主楼文殊、富农楼寿渊、右派楼适廉，加上不服管的坏分子兰德奎就成了他泄恨的眼中钉，批斗会举拳头喊口号这些那个年代大家都做的事不算什么，火病壳子毒就毒在越是冷、越是热、越是暴雨、越是风雪越折磨这些人。他整人的口头禅有两句：阶级敌人是牲畜，多磨多折多侮辱；阶级敌人不是人，剥皮抽筋现原形。秉持这种心态，在火病壳子治下，楼陵滩的四类分子都吃过大亏。举一个例子：生产队有专门的粪窖，每隔一段时间要清理粪渣，这活当仁不让由四类分子干，但什么时候干、怎么干由火病壳子决定。夏天清粪渣清的最勤。按照火病壳子的要求，粪渣清理一律光着赤脚，无论冰天雪地还是暑气熏蒸，有再深的胶皮鞋也不准穿，这就叫和粪渣“同流合污”。粪渣脏不算什么，洗净就是，但夏天粪水钩虫多，农村叫伤粪毒，奇痒。那些下到粪窖中铲粪渣的四类分子，每一次起窖后，脚底都痒的钻心。粪毒痒没有什么特效药，土办法只是用大蒜瓣反复在痒处涂抹。乡里人只知道钩虫病痒的难受，不知道钩虫病吃血也能够致命。这一类人只能恨得牙痒，心中日他祖宗十八代。心中骂是骂，没有谁敢反抗。
　　 火病壳子后来被赶下台。赶他下台的人当然不可能是那些四类分子。原因有说是长期多拿多占集体的，被一群饥饿的贫下中农忍无可忍告发，也有说是和大队长争风吃醋，钻了大队长为他准备好的笼子，还有的说是怕他的火病传染。
　　 火病壳子下台后心中一直郁闷不乐。大约九个半月的一天，火病突然发作。临死前吐了一大摊鲜红的血，眼睛冒着绿光，久久没有瞑目。那天晚上村里正放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谣传他吐的一大摊子血，很像杜鹃红。有人说，那天要是不放《杜鹃山》电影，火病壳子很可能不会死，说不定要拖一年半载或更长。
　　 知道火病壳子死了，我长长吁了一口气。楼文殊后来坐在村中间的老枫树下说。当然是在他摘掉地主帽子以后。文殊公还说了一句：世道再乱，人心还是要有一根线。有人问那是一根什么线，他笑了笑没往下接话。
　　
　　 勘探工楼永栋
　　 永栋的生年不详，按我的推算，如果健在，今年七十挂零。
　　 当他玉树临风时，我还光着赤脚在地上玩泥巴。想一想已经四十多年了。
　　 他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高中毕业，贫农成分，人长得英俊，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唯一不幸的是母亲死得早。他的母亲据说不是正常死亡的，具体怎么死的楼陵滩老一辈知道，比如我的母亲大人。但再悲惨的死，留给别人的伤痛也不可能永久，生活总要前行。他的父亲似乎不太喜欢农活和被农活束缚，可是现实的绳套勒在脖子上，因此暴戾和沉默。父子俩少有交流。他渴望离开楼陵滩。父亲也一样。楼永栋基于上面的几条优势，高中一毕业就参军。参军比农村这块广阔天地更大有作为。在部队应该干得不错，要不怎么转业后还能够安排工作？他工作在一个地质勘探队。跋山涉水，旷野的风，暴烈的阳光和严寒的冰雪成了好伙伴。这工作辛苦归辛苦，工资加上野外补助丰裕。的确可以用“丰裕”两个字。那时候楼陵滩一个劳动日好一点的年份一毛五分钱，这意味着一个十分劳力，辛苦一天的市值，相当于其时三根或五根冰棒。一个壮年劳动力换来这点出息，农村不穷、不困、不被人嫌弃怎么可能？所以，以永栋在地质勘探队的工资和补助，在父辈眼里，是个天文数字，被楼陵滩无数人垂羡。楼陵滩的哀穷，诚然一个时代的缩影。
　　 印象最深是他结婚。那个时候他转业到地质勘探队了，新媳妇在县城工厂，也是从农村招工出去的。一般来说，那个年代能招工出去，基本都有背景。没有背景要想走出村庄除非走狗屎运。大气候如此，这没有什么可讨伐的。新媳妇是公家人，年轻漂亮，不说一枝花也算半支花，按照黄泥板（楼陵滩西一里多远的一个小塆）算命先生黄瞎子的说法，两个人都吃公家饭，这在楼陵滩是上上命。追根溯源还是永栋母亲的福报。那个女人一生特别善良和可怜。或许两家都是农村，婚礼完全按乡村风俗。请来的牵娘能说会道，什么铺床铺床，喜气洋洋，什么一撒荣华并富贵，二撒金玉满池塘，一句一句都是老套头。
　　 新娘微胖，面色红润，穿着红袄子，落落大方，对所有人一脸羞涩地笑，笑起来嘴角微上翘，像卷起的新莲。作为只有五七岁的我们，看热闹不假，关键希望能够呴几粒喜糖。
　　 新婚过后，他们离开了楼陵滩。生儿育女。他的父亲同样也离开了，去做副业。据说在县北某个山区镇子上炸油条和散子，每年向生产队交两个现钱就万事大吉。生产队也愿意。两好合一好。
　　 大约八九年以后，人们说楼永栋病了，神经叨叨。有时沉默寡言，有时滔滔不绝，讲的是常人完全不明了的虚幻话。他的心中似乎有另外一个天空。一个别人无法融入和穿透的天空。
　　 一个前程远大光明幸福满满的人怎么变成这样？楼陵滩没有人能够准确回答。传言当然也有，可谁有闲心关注别人的破事呢？已经分田到户，衰穷的楼陵滩人，为了吃饱穿暖手上还有几个余钱都卯上了劲，再也不像大集体时代出勤不出力。但消息还是不断往楼陵滩传，两个人离婚了，是永栋坚决要离的。法律虽说保护脑子有病的人的权益，但法律对付不了当事人的决绝。
　　 有幻想的永栋工作没法子再坚持，单位实行人道主义，基本工资照发，让他养病。时至这样，永栋还是让楼陵滩人羡慕。思忖道：不做事钱照得，永栋命真好。离开了单位、离开了家，不知永栋在哪儿落脚，但从此往楼陵滩来得殷勤一些。骑的是半新二八永久牌自行车，倚靠在自家门前，就满村满畈闲转几个小时离开。有时与楼陵滩老人说几句话，有时干脆沉默不语。像一阵风。常常不吃午饭。
　　 我最后一次见永栋是在一个初冬，阳光很暖，他坐在村东一块大田的埂子上。刚刚收割完二季稻，谷桩上冒出的残汁还没有风干。一个人旁若无人吹着竹笛。面色忧郁。悠扬的音符随着旷野的风布散。仿佛要堙没整个楼陵滩。真不愧曾经在学校宣传队干过。他望了我一眼，我疑心他根本不知道我是楼陵滩哪家的孩子。我们没有说话，甚至眼神也没有交换。他的阴郁让我害怕。我没作多少停顿就离开。
　　 那是我中学的最后一年，后来我也离开了楼陵滩，从此再也没见过面，也没有谁在我面前提到过他。或许楼陵滩已经忘记了他。
　　
　　 张铁匠
　　 铁匠姓张，楼陵滩少有的姓。铁匠排行老二，楼陵滩多数人叫二哥。杂姓杂姓，乱叫答应。
　　 从前有一首儿歌：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家去打铁。打铁不赚钱，赚到三个破铜钱，又要买米吃，又要买油盐，看我可怜不可怜？于那时的我们，仿佛量身定做，我们看到铁匠二哥和他年轻的媳妇，总是这样唱。那时他三十出头，我们五六岁，正是狗也嫌弃的年龄。
　　 张铁匠个子不是高大威武的那种，相反中不溜秋。我后来学到中学物理《功率》那一章节时，思想溜出了教室，仿佛看到张铁匠轮锤时划出的流线，猛然明白铁匠中不溜秋的好处。于力学上要节省多少功啊！铁匠的祖师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竹林七贤中有个嵇康，除了文章写得呱呱叫、琴弹得爆棚外，还是个打铁的高手。嵇康人长得高大俊朗，美男子一个，不愿意做司马氏的官（单是这一点气节还是蛮让人佩护的），躲到洛阳城郊的一棵柳树下打铁为生。七贤中另外一个叫向秀的跟他打下手。两个人穿着破短袄，在柳树下你一锤我一锤。叮叮当当，火花四溅。同是铁匠，嵇康打铁流线长很多，比起张铁匠，无用功也消耗得多。铁匠二哥估计打死也不相信世上还有嵇康这样苕的人，宁愿下苦力也不愿去当官光耀门庭享受荣华还能作威作福。
　　 在大集体时代，铁匠二哥没有固定铁匠铺，按照乡里对他这个行业管理的要求，他的铁匠铺是流动的，哪个大队需要，他就到哪里去。大锤、小锤若干，木头墩子、铁砧、风箱、煤炉灶、淬火的脸盆、鼎罐各一，一堆煤，一堆生铁，这几乎是全部家当。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停留一段时间。他做的活路主要是农村生产用的，还有家常工具。菜刀、茅镰、斧头、锄头、羊角、耙齿、铁锨、铁钩子之类。后来大集体解散，再也不受那个谁的束缚，就在乡集市上租了一个小门面安营扎寨，四面八方的人有需要都知道往他这儿涌来。
　　 他的生意不错。
　　 打铁是个合作活，再能干的铁匠也无法一人完成所有活路。所以民谚把两个人或更多人在一起打嘴仗叫“打铁”。铁匠苦、累必然，对这个手艺有兴趣的并不是很多。早年的张铁匠为找到一个听话、干活又使力气的徒弟操碎了心。徒弟要想快点儿学到师傅手艺，除了实践中锻炼外，还要靠眼睛。师傅通常不爱说话，打铁的技巧就在铁烧的火候和一锤一棒中。有些笨拙的徒弟打了三四年在关键技术上还不得要领，不敢另起炉灶。张铁匠也有这样的徒弟。
　　 风箱连着炉灶。木头墩子上是一块铁砧。风箱卯足了劲，一推一拉发出“叭嗒”“叭嗒”声。炉齿上冒着紫红的光焰。咝咝咝，铁已经烧得通红。火候正好。铁砧上，师傅左手钳夹着绯红的铁块，右手拿起小锤。师傅打哪，徒弟的大锤就打哪。你一锤，我一锤。火星四溅，叮叮当当。清脆而有节奏的声音穿出铁匠铺。热度退了，回炉。几个回合，再坚硬的铁块也被人心熔化，变成张师傅想的那个模样。
　　 将一块生铁变成刀镰矛钺，这就是捶打的艺术。每一位铁匠都是艺术家。几十年来，张铁匠一直浸淫于捶打中，他的铸造技艺远近闻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比乡长、村长、校长、院长出名，生活也较普通民众富足。特别是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几二十年，农民把土地看得金贵，到边到角都是农作物，没有谁愿意撂荒。那时主要靠人力，农具磨损快，铁匠活多。他租的那个漏风的铺子里，从春到秋叮当声不绝于耳。
　　 铁匠铺的衰落是必然的。楼陵滩杂草蔓芜的田地就是明证。突然之间没有活路，铁匠二哥的铺子只好关张。好在他已经老了，老了就该退出历史舞台。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一个荣光几十年的人变得无足轻重。最开始关张的那段时间他还是有些失落。常望着那只陪伴了自己几十年被火屑烫得斑斑点点的风箱出神。
　　 我最近一次回到楼陵滩，我在一处塘堰池口遇到他。七十多岁的人了，睛珠中光芒还是那样精湛。他在池口的芦苇丛中下网篓捕虾。我问他，还打铁不？炉子早烂了。再说也打不动了。又问，家里还有几多田地？四五亩。主要种什么？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