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几乎对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翻天覆地的感觉。一方面，我的母亲绝路逢生，柳暗花明。另一方面，我的外公却坠入深渊，万劫不复。
　　 尽管外公曾是黄埔左派、北伐勇士、抗日功臣，到了解放的时候也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但是他却无法逃脱历史的阴影和家族的牵连，仍然被土改工作队定为地主分子和历史反革命。
　　 这时候，康氏放弃了所有的家产离他而去，一夜间由富人变为穷人（革命力量），而他也即刻由穷人变为富人（革命对象）。
　　 这还不算，最让他伤心难过的是他唯一的女儿也与他划清了政治界线，再加上当年妻子有关婚姻的哀怨和后来女儿有关学费的误解，统统压在了他的心头，成为了他的心病，这一“病”就是四十年。
　　 好在外公心宽，他常说人这一辈子的祸福总是对等的，有人先苦后甜，有人先甜后苦，
　　 我的好日子以前都过完了，现在遭点罪也没什么，好在我从未害过人做过孽，问心无愧，夜半不怕鬼敲门。
　　 除了得益外公的心宽，还要感谢乡亲们的心善。土改之中虽有穷人和富人之分，土改之后便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别。外公在乡亲们的眼里，一直是个好人，是个能人，是位绅士，是位先生，也曾是这个村子的骄傲和自豪。
　　 2003年和2017年，我曾两次去双峰寻根问祖，把乡亲们对我外公的评价归纳起来是这样的：他是这个小山村里第一走出去读大书、做大官、见过大世面也帮了许多乡亲大忙的人，他也是第一个给这个穷乡僻壤带回来文化和文明的人，包括村子里的教育、医疗、乡规、民约，都得到过他的指导和支持，还有乡亲们的家信、祭文、契书、楹联等等都找他写，如今村里好多中老年人的名字都是他给起的，还有外公的西服、礼帽、猎枪、自行车、电风扇……都让乡亲们开了眼界，好长时间津津乐道。
　　 总之，外公在这个村子里的口碑极好，所以在各项运动中都免遭其罪，即便在政治环境最为严酷的时候，他家门口还常有人偷偷放下的粮食和柴火，甚至还有腊肉和熏鱼。
　　 另外，几十年来，母亲定期把钱寄给表弟鹤皋，请他代为照顾外公。只是这一切都无法减轻他的思念之苦，思念她的妻子，思念他的女儿，思念他的外孙。
　　 我曾偷看过外公来信，那是工工整整的毛笔小楷，大意是：在新社会里，我是待罪之人，老朽之身，此生别与它求，只想看一眼我的一双外孙。
　　 后来母亲寄去我和弟弟的照片，据说这是外公在人前重复的骄傲，也是他死前手中唯一的遗物。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母亲除了宿怨，更多的是为丈夫和儿子的政治前途考虑。记得文革中，我在学校里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填写各种登记表，因为在那里必须报告爷爷是富农，外公是地主，这不啻于自诩狗崽子。入团、当兵、上学你就别想了。因此我也心生埋怨和忌讳，以至渐渐淡忘了外公的存在。
　　 1979年十月我曾出差都到了长沙，也没想着去看看外公，而外公就是那年十一月离开人世的。
　　 2003年我带女儿第一次回双峰给外公扫墓，虽说祖孙从未相见，可以就在扑通跪地的一刹那，便止不住热泪长流，真想嚎啕大哭一场，而我的女儿却在一旁端着相机茫然不知所措。
　　 历史，就是如此造化我们。命运，就是如此捉弄我们。
　　 2017年回乡，我又长跪在外公墓前，很认真的对他老人家说，最近妈妈总说梦见您，总说早找您。请您保佑您的女儿及其家人，我要给您重新树碑立传，要去羊古市请回外婆与您合墓，要在碑上刻下妈妈和我们的名字……
　　 这样，我在外公123岁，外婆108岁的时候，在他们结婚90周年的时候，让一家人重新团聚。
　　 其实，外婆的墓因为修羊古寺水库早被淹没了，我只是按照当地的习俗，跑到水库边上，把一条红线扔到水里，接连大哭喊了几声“外婆，我来接你回家了！”然后再把这条红绳捞起带回，埋到外公墓里，并在新立的墓碑上写上：谢凡迪李敏之墓。
　　 我的外公外婆曾是幸运的军人和学人，幸福的爱人和亲人，到后来都成为受了许多委屈和伤害的好人。
　　 不说那段令人伤心的往事了，说说1949年以后重获新生的母亲。
　　 长沙有条浏阳河，浏阳河边有一所部队医院。
　　 七十年前，在这所部队医院里曾经有一大群天使般美丽优秀天真快乐的湘妹子，她们来自教会学校的护理专业，她们很快成为这所部队医院的骨干力量，也成了许多来自北方的年轻军官的追求对象。
　　 母亲就是天使之一，当年21岁，如花似玉。
　　 参军后的母亲政治立场坚定，业务水平高超，工作成绩优异，很快就在她的同学和同事当中出类拔萃，成为湖南军区陆军总院（163）五官科的护士长。
　　 当时，在163医院的光荣榜上，经常出现母亲披红戴花的大照片，上过军报，受过嘉奖。
　　 当然，母亲也为此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除了要和我的外公坚决划清界线，从此成为浮萍四处飘零，还要经常的加班加点，苦干多干拼命干，渐渐熬坏了本来就不是太好的身体。
　　 更有精神方面的辛苦，面对在抗美援朝前线上下来的各类伤员，无论难忍伤痛的他们怎样无理取闹甚至骂人打人，医护人员都必须面带微笑，服务耐心周到，哪怕受了委屈之后去找没人的地方哭。
　　 当年不足七月就早产的母亲自幼人小体弱，这时却要在任何脏活累活中一马当先，抢挑重担。一次在楼上擦玻璃，别的女孩胆小恐高，妈妈就带头站在窗台上，结果不慎跌下，摔伤了脊骨，以至到了老年腰椎严重侧弯，压迫坐骨神经，行动受限。
　　 1952年的盛夏，浏阳河边花团锦簇。由母亲主管的五官科病房里住进了一位英俊潇洒的年轻军官，他就是我的父亲。
　　 正是从这个美丽的春天开始，正是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发生，我的母亲和父亲：一个穿着病号服，一个穿着白大褂，一个是湖南军区的组织干事，一个是163医院的护士长，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东北大汉，一个生于黄浦滩头的江南女子，他们奇迹般的从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走了过来，走到一起。
　　 接下来的故事都被我的父亲写在了他的回忆录《大树歌》中，这些非常感人的故事从1952年写到了1966年，这是他们人生道路上最舒畅最阳光的十五年，这也是在他们的爱情岁月和婚姻生活中最美好的十五年。
　　 关于这十五年的春花秋月，特别是母亲从二十五岁到三十八岁的青春韶华，都被父亲写在《大树歌》的爱情篇里，请看：
　　 “一进病房，首先看到病床头的牌子上护士长的署名：谢渌舟。病友们介绍说，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护士长，非常能干，非常受人尊重”。
　　 “听人们把她说得这么好，我倒想见识见识……她风华正茂，媚气横生。虽然来到病房她总是满面春风，神态安详、文静，说话细语轻声，却给人严肃高贵的感觉，也许是她职务所规定的，或者姑娘特有的防卫力量”。
　　 “我对渌舟的认识是：感情丰富而内敛。她心地善良，性格坚强，遇事不轻易表态，一经认准的事就坚持到底。她对人宽和，对己严格。她的下级有什么不对她总是揽过在先，对我也是这样，明明我把事情搞砸了，她也总是说自己有错，或是提醒迟了，或是纠正晚了，而她越是宽容，我便越是愧疚，改正错误也越自觉。”
　　 这便是恋爱期间父亲渐渐走近母亲的总体印象和综合评价，这种评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婚姻历程从未改变。
　　 在父亲的眼里，真正看得起的人并不多，然而母亲就是他心目中的天使和天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女神。请看他对母亲的赞美诗句：
　　 壮志凌云进军营，
　　 对敌仇恨对党忠。
　　 至今有人游书院，
　　 犹夸护长旧日名。
　　
　　 有声有色革命人，
　　 无私无畏主义真。
　　 问尽全城白衣使，
　　 都说德才不如君。
　　
　　 一城名流少与俦，
　　 三湘春早塞外秋。
　　 艺高有价量珠玉，
　　 气概无前逼斗牛。
　　 胸中撑船大将度，
　　 为国为民不计收。
　　 平生毋随流俗转，
　　 横矛未想觅封侯。
　　
　　 吾妻吾友吾先生，
　　 德才情义唱大风。
　　 惑时听其一夕话，
　　 胜过十年荧雪功。
　　
　　 每年十月二日，是我们的“家庆节”。1953年的这一天，母亲和父亲在湖南军区的大礼堂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从此母亲便为父亲奉献一生，也随父亲征战一生，更给父亲幸福一生。
　　 先是在163医院历尽艰险，为他生下明、星二子；而后告别故土家人随他一路北上，四处奔波一一北京、沈阳、丹东、朝鲜、长春、延寿……最后定居营口；在营口又陪他一次又一次的让出待遇，住进陋室，因为不习惯北方的气候和饮食，相继患上很严重的肾病、胃病、皮肤病、风湿病……可是，母亲不仅毫无怨言，而且经常微笑着安慰父亲和教育我们，更用她那瘦弱的肩膀担起生活的重任。
　　 在北上的夜车中，母亲一边给怕热的父亲扇扇子，一边给不睡的我们讲故事；去朝鲜探亲时，母亲拎着两只沉重的皮箱，还带着两个淘气的孩子；回延寿老家，母亲整日洗洗涮涮不停闲，公公婆婆高兴，亲戚朋友夸奖；父亲转业到营口，他在重型机械厂工作，她就去做厂卫生所的大夫，他在站前区委工作，她就去做站前医院的护士，他到市委组织部工作，她又跟随搬家再次调转工作单位……
　　 在单位，母亲总是先进工作者，在家里，母亲也是劳动模范，同事和邻居都惊叹不已：那么瘦小的身躯怎么会有那么巨大的能量？！
　　 就这样，尽管经过万水千山和三年灾害，我们全家人还是高高兴兴和和美美的进入了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1966年的春天。
　　 谁也想不到，我们家的好日子到此为止了。而此前身体一直不好，几乎每年都要住院的母亲，竟然从此“康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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