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王福堂出生在辛亥革命爆发的这一年1911年，父亲的老家在河南省陕县城关镇。父亲小小年纪父母就双亡了，无依无靠的父亲只好替地主放羊，受尽地主老财剥削和压迫。我父亲16岁那年，正值军阀混战，他的东家被村里抽了壮丁，地主为保儿子不去军队当兵送死，就花了100块光洋将父亲买去代其儿子当兵，就这样父亲被迫入伍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从此开始了戎马一生的军旅生活。
　　 1930年4月1日，历时7个月的中原大战爆发。曾与蒋介石换谱结拜的冯玉祥，再一次败在了“兄弟”手上。蒋介石意在彻底剪除异己，绝不让他人部队多编，更不愿冯玉祥的力量超过自己。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会决议，革除了冯玉祥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党籍。因此父亲随部队被改编为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
　　 父亲所在的第26路军原系冯玉祥西北军之一部。在大革命时期，我共产党员在该部队曾开展过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留下少数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仍在该部队秘密开展工作。当时孙连仲任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1931年1月，蒋介石命令令第26路军从山东开赴江西，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1930年12月14日由参谋长赵博生争取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发起了宁都起义，同时还争取了第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参加。我党为保证起义顺利进行，委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到宁都城东南固村指导，并令红军第4军第12师进至宁都、广昌之间会同地区，以箝制国民革命军第6路军增援，支援宁都起义。
　　 起义成功后，父亲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辖三个军。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各军政治委员。同时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第二天父亲部队开进苏区，从此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1931年4月父亲加入了共产党，在战火中成为一名坚定革命信念的红军战士。
　　 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近4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我军在黄陂、草台冈与国民党兵决一死战，这两仗我父亲是29师3团9连的排长，这二次战役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的父亲，战后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供给管理科科员。
　　 1933年9月25日第五次反“围剿”开始，蒋介石调集各路人马约100万人，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父亲担任红一军团供给管理科科员是红军最困难的时候，武器装备落后，部队粮食供应不上，后有敌兵前有敌人阻击，最让我父亲难忘的是二连连长廖大珠为首的二十二位勇士取得了飞夺泸定桥的胜利，父亲亲眼目睹了这场战役。事后杨成武老将军在回忆此役时一边落泪一边哽咽道：“我的战士苦啊！急行军跑到脚上的皮肉都跑掉了，骨头都露出来了！”父亲与他的战友们在滂沱大雨中于崎岖山路上奔袭120公里，与敌人激战四次，每一次战斗父亲就会失去他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的战友，他们从冯玉祥部队起义这一路走来，却在激战中阴阳两隔，长征路上有多少父亲战友牺牲在路上，没能等到新中国解放的这一天。
　　 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举行会议，这次会议是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的继续和发展，是明确红军主力发展方向的会议，会上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到了决定红军命运的作用。会议决定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分别在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集中，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继续北上过草地。父亲与他的战友们一路跋山涉水，一路风餐露宿，一路攻城陷阵，一路浴血奋战。到达陕北时，红一方面军人数从八万六千多人剧减到七千多人，有多少父亲战友饥寒交迫、缺医少药、没有粮食吃饿死在草地、冻死在雪山，倒在了长征路上，没能撑到陕北吴起镇。
　　 经过长征后的父亲于1936年春任红一军团供给部管理主任。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父亲担任八路军115师后勤部辎重营副营长。
　　 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同意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日，我中央军委发布八路军改编命令，数万名红军将士摘下红五星换上了八路军服装。父亲所在的八路军115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平型关一带设伏，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场大战役。此时我的父亲是辎重营副营长，什么叫辎重营，就是军队一切军用物资，生活物资。包含运输车辆工具供应。其主要的功能是为前线的将士提供粮草的，古代有句名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见后勤保障的重要性。平型关大捷与我父亲后勤保障做得出色，和当地百姓支持是分不开的。此役震惊了中外，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939年，父亲历任鲁南军区司令部参谋，运河大队参谋，一大队政委，二大队副大队长，费南大队副大队长等职。1941年7月，日军一部扫荡郭家庄，父亲带领一个中队的战士们伏击日军，击退日军九次进攻。日军见久攻不下，灭绝人性的日军就施放瓦斯，企图用毒气毒死我军将士，父亲与战士们被毒气熏得直落泪，睁不开眼，父亲带头用湿毛巾捂住嘴坚持战斗。父亲身先士卒作用，战士们纷纷效仿，如猛虎下山冲向敌群。当地群众闻迅不怕中毒，赶到给子弟兵送来绿豆汤，给我八路军将士们解毒，在老百姓的支持下，父亲与战友们终于取得了歼敌100余名的胜利。
　　 1942年4月，父亲入山东抗大五分校学习，同年秋毕业，组织任命我父亲为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17团团长，率部在郭里集伏击土顽王洪九，活捉其副司令王富义，为战役胜利父亲立下了汗马功劳。
　　 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担任华野鲁中南纵队103师307团团长。在淮海战役中，指挥该团攻打郯城，打垮守敌一个团，占领郯城。在渡江战役中，率部激战一夜，攻克了江浦县，使得国民党首都南京门户大开。
　　 建国后，我父亲历任浙江军区金华军分区参谋长、第35军103师副师长兼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浙江军区衢州军分区司令员、浙江军区建德军分区司令员、浙江军区温州军分区司令员。那时温州处在浙江海防重地，父亲深入部队训练部队，组建海岛民兵，先后歼灭偷袭的9股美蒋特务，受到南京军区及中央军委领导的表彰。1973年父亲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最后父亲离休在浙江省军区干休所。
　　 解放后党和国家也给予了我父亲很高的荣誉和待遇，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纵观父亲的一生，他为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父亲很少在家人面前提及自己的非凡经历。父亲不忘教育下一代，离休后多次到学校给学生们讲述当年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的生死历程，吃草根、啃树皮的艰苦生活；讲述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钻芦荡、穿轻纱与日本鬼子打游击情景，扒火车、夺机枪的铁道游击队的经历。和年经人讲述在“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解放战争年代，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打响了渡江战役，以及攻占南京总统府的喜悦瞬间。这些活生生的亲身经历，父亲用现身说法教育今天的青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从而激励着下一代奋发前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最让女儿难忘的是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之后，我所在的第十二医院奉命开赴前线，父亲义无反顾地支持我，并在临行前短暂的通话中谆谆告诫我：“当兵就是要准备打仗，不要怕牺牲，你是军人，也是红军的后代，我等待你凯旋！”老骥伏枥的父亲以其掷地有声的话语激励着我踏上征途！我作为老红军的后代，我会时刻提醒自己要遵循着父母亲的教诲，诚诚恳恳的做人，踏踏实实的做事，做让父亲放心的革命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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