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回到隆尧县的乡下老家，就会想起奎爷。
　　 奎爷姓丁，我姓杨，我们压根儿就没有半点儿血缘关系，至于尊称他老人家为“奎爷”，皆缘于我童年时代对他的完美记忆。
　　 奎爷高大清瘦，人耿直，爱较真，对生产队分派给自己的任何活计都能做到尽善尽美。那时，我还是个五、六岁的顽劣小童，朦胧记忆里，爹在生产队当队长，生产队的大事小事儿爹都会找奎爷商量，麦收秋收时的关键活计爹也会请奎爷亲自去做。
　　 其实，我爹是个炮筒子脾气，大字也不识几个，至于社员选他当队长的原因，大概是看中他没有私心的缘故吧。奎爷不同，他比我爹有文化，能力也在我爹之上，而且还会木匠活儿，在社员中的威望更是高过我爹。然而为什么是我爹当了生产队长而不是奎爷呢？究其根源，还是奎爷的家庭出身问题。
　　 奎爷家当时的成分是不是在富农以上，我那时懵懂，确实不清楚，但他们家房屋不少却是实事。模糊印象中，奎爷家的房子大都被奎爷一点一点的给拆卖了。后来听我爹说，奎爷是为了供他的一双儿女上大学，拆卖了换钱。后来我离开家乡，从参军、复员，在外工作三十多年，虽然回家少了，但奎爷家好多事情从我爹娘的口中还是得到了不少。比如奎爷过世后，奎爷的儿子在天津成为某肿瘤医院专家，女儿也在邢台市某家医院成为著名的内科医生等等；还听说与奎爷没有一点儿亲戚关系的老夺叔得了食道癌，跑到天津找奎爷的儿子做手术，奎爷的儿子不但让老夺叔一家吃住在家里，还拿钱资助老夺叔……
　　 对于队长不队长的，奎爷并不计较，只管自顾自儿埋着头对生产队的大小事操心劳累。要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记得那时社员们私下里都喊奎爷为副队长，爹是举双手赞成。可奎爷既不反对也不答应，反正这个副队长也不需要上面任命，有社员拥护这一条就够了。
　　 每年麦收是生产队最苦最累和队长最操心的季节。麦收前几天，爹会请奎爷亲自碾压打麦场。
　　 可别小瞧这个小小的打麦场，那不仅是一个精细活儿，还关系到全生产队社员过年时能否吃上雪白馒头的大问题。地势选低了容易被突如其来的雨水淹没，碾压的凸凹不平打扫起麦粒儿费时又费力，这些对于奎爷来说都不算个事儿。选好场址后，为了不浪费一寸场地，奎爷喊来会计一起蹲在打麦场上，根据生产队当年的种麦亩数计算打麦场需要的面积。这时，会计把算盘珠儿扒拉的“噼呖啪啦”直响，奎爷则不紧不慢从树上折下一截筷子般粗细的枯树枝，在地上划着计算，两人经过几次核对再计算，结果都是奎爷正确。
　　 打麦场边缘确定后，奎爷先用自己的脚掌趿拉出一条虚线。再用铁锹铲上生石灰，边走边用手震动着撒出白色标线。然后，套上队里那头壮硕的黑色大牯牛开始犁地。犁完了，柴火杂草儿也捡出来了，就把队里那个红色荆条编成的四方耙子拉过来，套上大黑牛，奎爷则站在四方耙子上用双手牵着牛缰绳，大黑牛一走动，奎爷的两条腿就一左一右的扭动，像一个滑雪运动员滑雪时的飒爽英姿，直到把打麦场上的土坷垃研磨的细碎细碎，地面儿刮磨的溜平溜平时才停止。这道工序结束后，在上面就该薄薄的撒上一层去年留下的麦秸儿了。撒完麦秸，用脚踢的薄厚一样。奎爷挑来几桶水，放在打麦场中央，把水瓢淘满了，像透明瀑布般弧形泼出，泼的远而均匀，端的潇洒。等到把打麦场地皮晾晒的不干不湿时，奎爷就把队里那头黄色大牯牛也牵过来，分别把它们套在两个硕大而沉重的石碌碡上。奎爷站在场地中间，用长长的绳子牵引着牛鼻子，像战场上一名沉着冷静的指挥官，以脚跟为轴立正，360度旋转着吆喝它们拉动石碌碡。手中的绳子在石碌碡“吱扭吱扭”的碾压中，一圈一圈的缩短，直到把整个打麦场碾压的泛起亮光儿，奎爷才满意。
　　 那年麦收，鱼肚白还没出来，爹就披衣走到生产队牛棚大门口，用力敲响了悬挂在歪脖枣树上的半截铁齿轮，清脆的“当当”声划破天空，社员们三三俩俩在咯吱窝里夹着自家镰刀来了。有的两眼惺忪打着哈欠，有的则精神抖擞，用大拇指内侧不停地试探着镰刀的快钝。爹一声吆喝，带头走向村外已经成熟的麦田。
　　 每当这个时候，奎爷比谁都忙。半晌时分，四面八方运送麦个儿的大马车小推车齐聚打麦场，不一会儿便变成了七扭八歪的一字长龙，一时间打麦场像炸了锅似的热闹。只见奎爷习惯性地，肩膀上搭条白毛巾，不时拿下来擦拭着额头上冒出的热汗，忙而不乱地指挥着几个社员码垛麦子。这麦子码垛也有讲究。麦垛要一溜儿码在打麦场四周，而且必须麦穗向内。这样，下雨时，麦穗儿才不会因被雨水淋到而使麦粒儿生霉发芽。等到把地里的麦子运得差不多了，奎爷就会抬头看天，确认近日无雨，便让后来的几车麦子不再码垛，指挥他们拉开距离卸在打麦场中间，然后把捆绑结实的麦个儿一个个拆散，厚薄均匀地撒在打麦场上。过一个时辰，翻动一次，一直到把麦芒儿暴晒的支扎起来要发疯的模样。此时，使用千斤重的石碌碡一碾压，场上的麦子被挤压得发出一连串的“屁屁屁”响声，麦粒儿逃命似的与麦穗儿快速分离。
　　 记得那年的雨水特别多，奎爷“看天”本领也不灵验了，有好几次把麦子刚刚摊开，雨就毫无征兆的来了，急得奎爷赶紧组织社员往一起堆，手忙脚乱地拿塑料布掩盖。几番如此，奎爷坐不住了，也不知道他通过什么关系，竟然从城里弄来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有了大卡车，碾压麦子的速度成倍提高，但摊铺麦子、堆积麦秸的速度却跟不上趟了。奎爷就是奎爷，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任何事情能难倒奎爷。奎爷连夜召集队里几个能工巧匠，把自家房屋拆下来的一根六米长的檩条锯开，做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木叉。这木叉大而沉重，奎爷把生产队那辆排子车上的车轱辘卸下来，安装在木叉上，然后组织五个壮劳力一起操作，一次就能堆积起五米多宽碾压好的麦秸儿。就这样，大大节省了摊铺麦子和堆积麦秸的时间。那一年，全村四个生产队，由于雨水过于频繁和突然，只有我们生产队没有发生麦粒发霉发芽现象。后来听我爹说，大卡车是奎爷的女儿自掏腰包从同学所在的公司租的，还说当年全公社上交的公粮，就数我们生产队的质量好，爹因此还受到公社书记的表扬呢……
　　 如今，奎爷离开我们已经好多年了，就是奎爷家的老宅也早已更换了主人。但老夺叔谈起奎爷和奎爷的一双儿女，眼睛有点湿润。他说，奎爷的儿子和女儿都退休了，每年要回咱村呆两天，免费为乡亲们瞧病，就连外村人听见大老远的都赶来了，这要是在他们原来所在的医院挂个号也是不容易的，奎爷一家都是好人哪！
　　 哦，奎爷并没有离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