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者，礼之主也。退让以明礼《礼记·曲礼》。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让”的教育。
　　 生活中，往往让一步才会海阔天空。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清代文华殿大学士张英的这封家书，更是将“退让以明礼”发扬光大。我的父亲曾无数次给我们讲述桐城六尺巷的故事，我的少年、青年时期都深受这个故事的影响。而在我家，张英的这封家书首先影响的正是我的父亲。
　　 五十年代，父亲是合肥钢厂的一名钢铁工人，合肥离家一百多里，那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据说去一趟合肥或是回一趟家乡要走上一天一夜。条件虽然艰苦，但父亲和工友们发了工资，仍然坚持将工资送回家乡。他们每月轮流安排一个工友回家，将同乡工友们的工资和家书送回家乡，返城时再从家乡带回书信。父亲家中有三个幼小的女儿，他的那份工资对他的“小家”举足轻重，但“大家”里还有爷爷奶奶和三个年幼的叔叔，且六叔七叔的年龄和我大姐年龄差不多，相比小“家”，“大家”更需要这份工资。为了“大家”，父亲将工资分文不少地交给了奶奶，过日子精打细算的奶奶有了这笔钱，不仅让众人吃饱了肚子，还将三叔送到学校去读书。舍小家让大家，年轻的父亲，懂得“孝”让！
　　 六十年代初，家乡频频告急，为了支持家乡农业建设，父亲放弃了城市里的丰厚收入，下放回乡当了一名生产队长。此时属“三年困难”后期，国家已经号召纠正错误、亡羊补牢，初担重任的父亲积极响应号召，带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但少数基层干部顽固不化，官僚主义思想严重，眼看着群众饿得面黄肌瘦、缺粮食少种子，却把粮食锁在粮仓里发霉喂老鼠。面对群众的强烈诉求，父亲突破重重阻拦，果断地打开粮仓，让群众分了粮仓里的粮食。父亲的做法及时挽救了濒临生死边缘的农业生产，甚至乡亲们的宝贵生命，得到多数群众的拥护，但因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也受到了诟病和质疑。个别基层干部见阻拦不了，怀着私心悄悄地去公社告状，说父亲私放公粮、以权谋私。公社干部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扮作拾粪农民下来微服私访，但访遍全村，居然没有一个人说父亲不好，反而听到的都是对父亲的赞扬和认可。邻队有一个老人对公社干部说：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你说别人以权谋私我相信，唯独说他我不信！了解实情后，公社干部将那告状的基层干部狠狠地批评了一通。事实证明，在当时环境下，让百姓休养生息，才是农村唯一的出路。对官僚当仁不让，对群众敢于退让，父亲用的是“仁”让！
　　 在其后的人民公社时期，父亲一直担任着生产队长。他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奉公克己，兢兢业业，辛勤地带领着社员们忙生产、修水利、交公粮。他掌管着一个生产队的集体财产，自家却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次，大队支书在我家闲聊，本想蹭个饭，却发现我家断了炊，于是赶紧让我父亲去他家挑一担稻谷来救急。那时候，生产队的社员不管男女老少，只有上农田干农活才有工分。有些妇女家中没有老人，上农田干活时便将年幼的孩子带着放在田埂上，精于计较的社员们反对说：干活不能带孩子，带孩子不能干活！见他们说话不依不饶，语气咄咄逼人，父亲毅然阻止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她们家中没有老人，不让她们带孩子，孩子们往哪里送？不让她们干活挣工分，她们吃什么？时至今日，父亲虽然去世多年，但村中的婶婶们，每每念及此事，都感慨说当年如果不是父亲网开一面，她们就跨不过那道坎！让弱势群体有一片生存空间，这是父亲的“善”让！
　　 责任制后，生产队长的职责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乡亲们家有大事小事，仍然习惯请父亲去主持公道。父辈兄弟有十来个，因都住在左邻右舍，建房时难免为了宅基地发生纠纷，争论不清时就请父亲去说理。每当这时，父亲便搬出张英的家书，给叔叔们讲述六尺巷的故事。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叔叔们听了，豁然开朗，矛盾自然化解。处理邻里纠纷，父亲主张“德”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