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已经九年了，可父亲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一想到父亲，就不由得想到云龙山下的那个小酒馆。在那个小酒馆，我第一次听到了父亲的笑声，真正读懂了父亲。
　　 上世纪八十年代，云龙山东北角山脚下，有一个简陋的小酒馆。小酒馆是对着和平路开的，距离我就读的徐州师范学院北门不远。小酒馆的简陋，与现在的大排档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客人还是蛮多的。就餐的客人，三教九流，人员很杂，大多都是普通市民、学生、劳动者。略有身份与地位的，大都去了和平桥西的南郊宾馆。
　　
　　 那年，我刚读大一。国庆节之后，天气略有些寒。文史楼前的几棵高大挺拔的杨树，叶子在秋风中瑟瑟飞落，文史楼后的菊花争奇斗艳，文史楼西的银杏树挂满了果子。上午第二节课下过，一位同学从楼下跑到教室，对我说：“楼下有人找你。”“谁能找我？是郊区的大哥大嫂？还是在体育馆上班的三哥？还是那些参加工作的同学到市里办事随便来看我？”不容多想，我快步下楼。
　　 出乎我预料的，文史楼下站着找我的人，竟然是父亲。父亲的衣着很单薄，也很朴素，但很整洁。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这是父亲几十年从军养成的衣着习惯。
　　 我有些不安，担心我的母亲。艰苦的生活拖垮了母亲的身体，父亲的遭遇拖累了母亲。
　　 “爹，您咋来了？家里没事吧？我母亲没事吧？”我脱口而出。对于我一连串的问题，父亲只是回了我一个久违的笑，对于我对母亲的关心，父亲是认可的。因为父亲经常在喝多酒的时候告诫我们，这一辈子他亏欠母亲，他愧对母亲，他拖累了母亲，他没有让母亲过上好日子，他恳求我们要善待母亲，孝敬母亲。
　　 我知道，父亲这一生，经历太多，受到的伤害也最大最深。倔强正直正义的性格，害了自己，害了母亲，也害了我们。对于我们全家，父亲常怀负罪感。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都是闷头喝酒，拼命干活。也许只有这样，他才能心安。这对于一个参加过全国解放、抗美援朝的革命军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谁又能还父亲一个清白，谁又能给父亲一个天理公道呢？命运多舛的父亲，只能选择默默承受。
　　 父亲本该享有革命军人的退伍待遇，是小脚奶奶让父亲放弃了退伍安置成都铁路的工作，回家种田。父亲本该好好做他的小乡乡长，用自己的勤奋卖力获得提拔，可父亲没有。他傻得看不透形势，他傻得坚持正义，他不该冲动地联合小乡乡长们扛着铡刀去拦住批斗老干部的红卫兵车队，更不应该去从红卫兵手里把那些老干部抢过来并藏起来。性格使然，命运使然。是他害了自己啊！最终当啷入狱，以“历史反革命杀人犯”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劳改7年。
　　 欲哭无泪，叫天不应！可是父亲没有掉一滴泪，没有低头认罪，而是选择了一声长叹。我不知道那时的父亲，心里是怎样的滋味，又有怎样的感想。只知道父亲被发配的那天，母亲哭成了泪人。对于母亲来说，天塌了。对于我们来说，由革命军人家属子女变成了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接下来的日子，真得是风雨飘摇，苦不堪言。
　　 七年的苦日子，终于在我上初一的冬天结束了。父亲提前释放回家，记恨父亲的我放学回到家，看到满院子的乡亲父老。见到陌生的父亲，我选择了躲避。父亲掉泪了，母亲安慰说：“三年的关押提审，七年的劳改，十年没见到你，何况孩子遭了那么多的罪，给你生分是正常的，过一段时间，混熟了，孩子就给你亲近了。”父亲哭了，母亲哭了，我也哭了，全院子的人都哭了。哭泣，也许是那时最好的发泄吧。
　　 与父亲的亲近，应该是父亲送了我一双带毛的人造革棉鞋。穿在脚上，很暖和，也很踏实。对于一直靠芦苇樱编织的光脚鞋过冬的我来说，那是一双奢侈鞋。穿上带毛的人造革棉鞋那刻，我的潜意识里才惊醒，原来他就是我的父亲，就是亲人嘴里有情有义的男人，别人嘴里有种的硬汉子，就是仇人嘴里的历史反革命杀人犯……
　　
　　 “小四，放学后爹请你吃顿饭，在云龙山下的那个小酒馆。”父亲对我说。“下午还有课呢。”我不想让爹破费，找借口推脱。
　　 “这顿饭爹一定请，我的冤假错案平反了，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县里、公社、大队放了三场电影，我的党籍也恢复了。”父亲如释重负地说。
　　 “啊？什么时候的事？咋不早告诉我们！”我惊喜万状，又不停地埋怨父亲。
　　 “告诉你们。那还不把天给捅个大窟窿！”父亲嗔怪我说。
　　 是的，如果早知道，最起码我和三哥回家，一定会把天捅个窟窿的，压了那么多年的耻辱，忍了那么多年的屈辱，我们会找那些人血债血还的。
　　 “告诉大哥和三哥了没？”我急切地想让我的哥哥们也分享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还没呢，你二哥也不知道。这件事，爹第一个先告诉你，爹得感谢你。”父亲有些激动。
　　 是的，平反这件事，真的对父亲来说很重要，对我们全家来说更重要。扬眉吐气，那是最真实的感受。
　　
　　 父亲落实政策的事，的确费尽了周折。那时，我还在读中师二年级。退役安置在县民政局的堂哥有一天把我请进他的家里，不沾酒的堂哥第一次喝酒。三杯酒过，脸色微红的他说：“四弟，关于我叔翻案的事，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有风险。”我急切地问：“翻案就是翻案，有什么风险？”
　　 “唉！机会就是全国对‘文革’期间的错案可以平反，这是国家拨乱反正的政策，目前对于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已近尾声，这次机会是最后一趟班车，错过这个机会，将会成历史铁案。风险是当年的办案人员都还在公检法领导位置上，不会轻易认错纠错。”堂哥唉声叹气。
　　 “这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喝酒！”我有些失望。
　　 “别急，四弟，我知道你好不容易考上了中师，再过一年时间，你就能毕业参加工作端上铁饭碗了。我纠结了好长时间，我目前不能抛头露面，只有你和叔去做这件事。但我又怕事情做不好，弄丢你到手的铁饭碗。可是机会难得，我打内心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堂哥欲言又止。
　　 “风险我不怕，就是翻案不成给弄进去，也值得。”喝了一杯酒，我斩钉截铁地说。
　　 “好！我就要你这句话！我都打听清楚了，当年我叔用命保的那几位老干部都落实政策出来主持工作了，这个让我叔去找他们。法院来了一个女副院长，姓陈，为人正直，她父亲也是‘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与我叔的情况相似，刚刚落实政策。与她接触了几次，她对我叔和咱们的遭遇很同情，调阅我叔的案宗后认为翻案的几率很大。再说二叔是被小人陷害诬陷的，自始至终我叔都没有认罪服法。找证人、整材料、写申诉状这些事你做。”堂哥到底是营级干部，对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
　　 “行，这些没问题，我会悄悄去做的。为了老爷子，再干一杯！祝我们心想事成！”那晚，我第一次喝得酊酩大醉。
　　
　　 “好的，我上完课就去小酒馆找你。”我兴奋地向父亲道别，兴高采烈地返回教室。那两节写作课，我写了第一篇小说《冬日》。
　　 放学后，我一溜烟地跑下楼，快步走出校门，向门西五十米处的小酒馆奔去。
　　 小酒馆人满为患，但在一角，父亲已经瞅着桌上的菜等我了。见我进来，父亲站起来向我招手。尽管父亲个头矮小，但那一身整洁的衣服，让我越过人头攒动的客人，早早地发现了他。
　　 刚一落座，父亲就不停地给我夹菜，他自己一筷子菜都不吃，只是端起酒盅，知足地喝了起来。
　　 饭间，父亲深情地告诉我，他去了淮海战役纪念塔。在那里，他向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们鞠了躬。我明白，作为从枪林弹雨里生存下来的他，是幸运的；作为能赶上落实政策最后一班车的他，是幸运的；作为为国献出青春与声誉的他，能坦然忍受个人委屈接受国家的致歉是幸运的；作为一名多年忠诚于党的他，能最终被恢复党籍是幸运的。
　　
　　 云龙山下的小酒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每次路过那里，我都会驻足停留。端望，沉思，感慨。
　　 一生坎坷的父亲，离开我已经九年了，但每每想到他，我都会肃然起敬。思念，缅怀，追忆。
　　 （编者注：经检索，为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