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诗？
　　  何为好诗？
　　  为何要写诗？
　　  诗有何用？
　　  诗当何为？
　　  这些有关诗的性质、目的、作用、意义的思考，有关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社会角色、伦理道德、责任义务的认同，便是诗人的诗观。
　　  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艾青的《诗论》……都是诗人诗观的总结。
　　  诗观是诗歌产生的动因，是诗歌力量的源泉，是诗艺境界的哲学基础，是诗人走向独立自由的精神支柱。
　　  任何一个严肃而有成就的诗人，无不在上述诸方面存有自己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诗观决定了诗人的境界。
　　  宋人许顗说：“诗有力量，犹如弓之斗力，其未挽时，未知其难也；及其挽之，力不及处，分寸不可强。”（《彦周诗话》）诗歌写到一定程度，决定高低优劣者已非技艺，尤其是在“分寸不可强”处，全看境界之高下。境界高则诗高，境界低则诗低。诗观之重要，由此观之。
　　  诗观可以自觉，可以不觉。自觉者，创作更理性，目标更明确。不觉者，靠天赋，靠才情，靠对生活的直觉。但不论何种情况，对上述问题，都不能背离常识或浅薄无知。不知诗为何物，诗以何为，写作必然漫无边际，要么即情而作，才尽诗亡，要么敷衍了事，徒有其表，要么呓语妄言，不知所云。更有甚者，借诗歌功颂德，献媚当道，利欲熏心，全无素念，此类诗已沦为伪诗、劣诗、歪诗、恶诗，与真诗相距远矣。
　　  明人安磐说得好：
　　  诗如参禅，有彼岸，有苦海。有外道，有上乘。迷者不能登彼岸，沉者不能出苦海，魔者不能离外道，凡者不能超上乘。虽不离于声律，而实有出于声律之外。（《颐山诗话》）
　　  大意是说，学诗有邪门外道，有上乘境界。迷失方向的人就不能到达彼岸，钻牛角尖就不能跳出苦海，卖弄小聪明玩文字游戏就离不了邪门外道，平庸的人就不能攀登上乘境界。写诗尽管不能离开声韵格律，但实际上声韵格律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这种“实有出于声律之外”者，即比声韵格律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诗人的诗观。
　　  诗观受制于世界观，包括人生观、政治观、文化观、历史观、宗教观、文学观……也就是清人叶燮所说的诗人之“识”。在叶燮看来，诗人须才、胆、识、力交相为济，方可咏叹呕吟，经纬天地。但四者之中，“识”乃其它三者的基础、支柱和寄托。无识，则“三者俱无所在”，“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卤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若在骚坛，均为风雅之罪人”，故“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原诗·内篇下》）。回看今日诗坛，对生活认识感性而片面者，对政治认识非左即右者，对历史认识狭窄而偏执者，对文学认识疏陋而悖理者，大有人在，究其本，正是世界观不成熟的突出表现。
　　  可见，从诗中可以透视诗人的世界观。
　　  古人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沈德潜《说诗晬语》）积极、明确而充满辩证的诗观往往是“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的体现，亦是诗人成熟的标志。它犹如夜空里的北斗，大海中的灯塔，能引领诗人进入自由创造的佳境，步入高屋建瓴的艺术之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