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郭春柏说，有一年他去毕节教育学院找我，我和张韬请他喝酒，然后又约了几个女生，请他去跳舞，但他不会跳，坐了一个晚上。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具体的细节早已忘却，但那时在毕节教育学院，我们九五级中文专业的学生酷爱跳舞，是至今难以忘怀的。
　　 由此我就想起许多关于跳舞的事来。       
　　 在毕节教育学院，我们跳舞有几个地方。学院舞厅，开在食堂二楼，设施简陋但宽阔——好像隔一个周开放一次；街上的舞厅，百乐门，小世界，七色舞厅，松山舞厅等，都去过，但我们最常去的是百乐门舞厅和七色舞厅；还有就是我们教学楼的某间教室，男男女女约上一帮，把教室里的桌椅往边上一排，摆一台录音机，就可以跳了。我们九五中文人多，上课是阶梯教室，跳不成舞，所以我们常借其它专业的教室跳舞，这就牵涉到更多的人，跳着跳着影响就大了，以至于让我们的古代文学老师谢笃圣先生狠狠批了一顿。
　　 谢笃圣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毕节教育学院毕业的人，一提到他，至今仍尊崇有加。有一天上课之前，先生缓缓扫我们一眼，说：“诸君哪，正是刻苦求学的大好年华，不好好用功，不好好读书做学问，却整天喝酒跳舞卡拉OK，这真是世风日下，情何以堪哪。”大凡有学问、有风骨的先生，多少都会有些与世俗生活格格不入的癖好吧。之前我们就曾听过谢先生不少掌故，已经大为惊奇的了，这时听他这么一说，就有人在下面小声抱怨，说先生自己不会跳舞，所以也见不得我们跳舞。因为是阶梯教室，哪怕第一排，离讲台也是比较远的，我相信我们的议论先生是听不见的，但先生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并勃然变色：“有些同学认为，我老谢不会跳舞，不懂跳舞，所以看不惯你们跳舞。我告诉你们，跳舞算什么哪？我老谢是不愿跳、不屑于跳，否则，你们那个一三四乓乓叉叉，算什么哪？它有《诗经》难懂吗？有《楚辞》难懂吗？哼，一二三四乓兵叉叉，诸君哪……”先生恨铁不成钢，后来竟至于痛心疾首，全班七十二名学员，有感于他的拳拳之心，一个个开始屏气凝神，正襟危坐，先生才开始了他的讲义。
　　 先生严厉，学习自然不能落下，但舞还是要跳的，更何况我们的心理学老师黄大玲女士，并不反对我们跳舞。黄老师说，她不但跳舞一流，而且手上的感觉特别灵敏，比如她买豆芽，说买半斤，只要随手一抓，放到秤上，绝对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这话后来引起了我对心理学的莫大兴趣。总之，黄老师鼓励我们请她跳舞。在食堂二楼那个巨大的学院舞厅里，伴随着一支舒缓轻快的乐曲，我看见黄老师穿一袭黑色的长裙，和英语专业的池涌老师翩然起舞，一会儿悠然在东，一会儿飘忽而西。于是我就想起了一首乐府民歌：“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因为自愧技不如人，所以直到毕业，我都没敢请黄老师跳上一曲。
　　 学院里总是男生多，女生少，所以当时我们进舞厅容易，找舞伴难。我们就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校外，师专，卫校，农校，财校，师范，都是我们当年邀约舞伴的地方，这其间，去得最多的要算卫校了。每逢周末，教育学院的男生成群结队往卫校跑，一时间蔚为大观，如同乡下赶集，我们戏称为“赶卫校”。我也赶卫校，并找到一个金沙的小女生做舞伴，跳过几次舞，后来她想送我一条领带，我没有要，那时我还陷在一次情感地震的断裂带中不可自拔，于是这事就没了下文。九六年冬天，在《高原》杂志举办的一次笔会上，我关注到两个师专的女生，一个叫蔡雯，长发，金沙的；一个叫张菊，短发，织金的。我就到师专去，准备请她们跳舞。那一天蔡雯不在，遇到张菊，我和她在师专外面的一片草地上坐了一会，记得我给她看了几首我的诗，至于都说了些什么，现在想不起来了，我只是觉得，自始至终她都没有一点愿意和我跳舞的意思，我也就连发出邀请的信心和勇气都没有了。这事本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去年十月，去织金参加一个市作协组织的小说创作培训班，其间有一个叫张菊的人，漂亮，长发，似曾相识，我无法猜出她是否当年师专的那个张菊，本来打算问一问的，但后来一想，就这样一直都弄不明白，不是也很美吗？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是分不清楚，此张菊是否就是彼张菊。我记得后来在微信群中我们还聊过几句，但我始终一句也没有问，而她也始终一句都没有提，妙！
　　 最后一个学期了，我也就遇到了我在毕节的最后舞伴。她也是卫校的，和我邻县，这里我必须隐去她的名字，因为一九九七年七月，我们在毕节教育学院门口的足球场上，哭了整整一晚。其实我们一早就明白，毕业后我要回我的县，她要回她的县，作为穷人家的孩子，那时候别说是两个县了，哪怕就是同一个县相隔较远的两个乡，都是天涯。我记得大约因为姓唐，或许还因为嘴比较甜吧，她和她卫校的好朋友们，都一律叫我糖罐子，至于我叫她什么呢，我不说。她们学校比我们提前毕业几天，她说：糖罐子，你说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临别我把她送到学院门口的足球场上，我们沿着球场周围的跑道走了一圈，又走一圈。那天晚上我们设想了毕业后的各种可能，但每一种可能都被现实无情堵死，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唯一的可能就是分手。毕业即分手，那种锥心裂肺的痛，使我不敢回头看她带着晨雾和露水远去的背影。
　　 后来到贵州教育学院进修，我依然酷爱跳舞。那时贵阳有很多舞厅，大多数舞厅的门票都是三块，因为常去红玫瑰舞厅，我就干脆去批发舞票，一百五十块钱一百张，有时还可得到一些赠券。于是许多晚上，我们就一群一伙、十个八个的泡在舞厅里。我们那个级的中文系有两个班，一个白班，一个夜班。我读的是夜班，一般是白天休息，或者勤工俭学，晚上七点到十点半上课。有一段时间，我花在买舞票上的钱，比用来买饭票的还多，课程也耽搁了不少，实在是不可救药。好在后来我终于把贵阳卫校的一个威宁女生跳成了我的妻子，二十年来，虽没有大富大贵，但直到今天，我们双方的父母都还健在，我们的小家也儿女双全，也可算是修成正果了吧。
　　 今天，街头已没有什么舞厅了，年轻人都在混歌厅酒吧夜总会，中老年都在忙着跳广场舞，于是就常常想起当年跳舞那些事来。朋友郭春柏问我，还记不记得当年跳舞时那些女生的名字？当然记得啰，甚至可以说，岂只记得……但一想到二十多年时光已悄然而逝，禁不住一阵感叹唏嘘，于是就说：唉，不提了，大家都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