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话说回这个老爱尔兰人的儿子、如今也已经变成“老爱尔兰人”的美国五十州教育联盟主席，听到我提及要求报销机票，立刻想到了父亲当年的蒙羞和遗嘱。他就对我说，报销机票不行，因为违背了联盟精确管理的原则。不过，若一次介绍的学生可观，可以适当提高提成的比例。我想，看不出这爱尔兰老头也懂得中国商人的“薄利多销”。我自然不会同意这等于“空中楼阁”的“薄利多销”。彼此僵持了一会儿，我拿出了杀手锏，对那老头说道：“对不起，实在不行，我可以找别的协会。”说罢，作扭头要走的架势。那老头见状立刻把我留住。听到挽留我的声音，我心中窃喜：在国内集贸市场和那些小商小贩们讨价还价常用的一招，没想到在堂堂的美利坚合众国照样奏效。所谓利令智昏，英雄在美人面前跪拜，官员在金钱面前失节，都是一样的道理。那老头知道全美国像他这样的协会多如牛毛，此刻只害怕在中国国内等待语言补习的那“一大批”留学生落入他人之手，把父亲的蒙羞和遗嘱全然抛在了脑后，反而想当年的那个名叫方鸿渐的中国人虽然蒙骗了父亲，但毕竟还是给父亲汇寄了三十美金的预付款和十美金的改行费，而父亲正是靠这四十美金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他不见得知道中国有“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的古训，但在英语里有“getthegreatprofitsatabigstake”，于是狠下决心，决定从刚从一个越南人那里赚来的一千美金中，拿出十分之一作我机票的预付款。他对我说：“我可以先付你一百美金，以表示我的诚意。余下的，等你拿到和中国学校签订的正式协议后再付。洋蛮，对于一个以精确科学为最高理念的美国协会来说，这已经很破例了。”我本想要他立下个字据，但转念一想，这“美国五十州教育联盟”的道具，在下面和曹军棵学校的那场大戏中还有重要用途，不能在这里演砸了，便竭力装出一副不很满意的样子，从那老头手中接过了那张一百美金的大钞。
　　 离开美国五十州教育联盟总部，我立刻心花怒放。走在大街上，我拿那一百美金的纸币对着太阳照了照，发现里边暗藏的华盛顿头像清晰可辩，就认定那是一张货真价实的美钞。心想这一百美金可以顶自己在餐馆刷二百个盘子，可以买二十瓶威士忌。高兴之余，我不但又买了五美元一瓶的威士忌，还毫不犹豫买了十美元一份的中国花生米。
　　 回到公寓，找曹军棵喝酒，压抑着自己取得的和半个世纪前的方老前辈相比毫不逊色的外交胜利，只对他说贵校和联盟合作一事，自己已和联盟主席有了初步的意向，不过，联盟主席要我这个中国大陆总代理亲自到中国实地考察一下学校的办学实力，借机我向曹军棵提出了报销机票一事。曹军棵未加思索便应承下来。此刻，借着酒精的力量，身体里的荷尔蒙一个个活跃起来，他头脑里满是娇妻的影子。想只要能促成学校和这联盟的合作事宜，早日让娇妻和自己团聚，就是机票要自己掏腰包也在所不惜。酒罢，曹军棵即给校长发函，说他在纽约已和美国五十州教育联盟取得联系，联盟同意和我校建立合作关系，近日准备到我校考察，学校是否同意望及早复函。校长接到此函，大喜过望，惟恐回函太慢，就全权委托曹军棵的娇妻用电话和曹军棵联系。这对被阻隔在东西两个半球的小夫妇，自然不会放过校长大人恩准的“公私合营”机会，用五分钟就能把公事搞定的越洋电话足足打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两人无法通过肉体实现的情欲，都一一转换成无线电波了。
　　 我，曹军棵，还有他的那位校长，虽然目的不同，但却无不渴望此事早日梦想成真。得到校长的首肯，我们便马不停蹄踏上了归国的航程。当时中东正动荡不安，当飞机经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空时，心中不免涌起被流弹误击的隐忧。还好，也许是托了耶路撒冷的神的保佑，最后我们总算平安地降落在了祖国的大地上。当我走下舷梯，看到周围熟悉的风物和人流，眼泪差一点夺眶而出。曹军棵的幸福感绝不亚于我。当我们走出出站口，一位面容清秀、穿着时髦、气质不俗的女性，闪电般地向他扑去。我想那必定是他的娇妻了。我原本以为他不过有一位“娇妻”而已，没想到会如此美貌。在那一刻，我更是为当初没有选择考研而后悔得蚀骨入髓。
　　 曹军棵的娇妻把我和曹军棵引向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这男人看上去虽外表斯文儒雅，但眼中却暗藏着一种锋刃般的东西。我知道，那是所谓的“官气”。果不其然，曹军棵向我介绍说这男人是他们的唐校长。介绍完校长后，曹军棵指着我说：“这是美国五十洲教育联盟中国大陆总代理波拿巴先生。”言罢，生怕校长不明白，又补充道：“美籍华人。”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这位校长大人对我这个假洋鬼子的失望，他有力地握着我的手，连说道：“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呀。”曹军棵的妻子的正式角色是翻译。她原来想象到的见面语应该是“你好”“欢迎你”之类的，没想到校长竟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翻译为好。曹军棵忙在一旁救场道：“youngandability。”
　　 曹军棵这种翻译完全是外国人无法理解的中式英语。好在我是个假洋鬼子，无论他怎么翻译都无所谓。其实，这时我也根本无暇挑剔曹军棵夫妇翻译中的语法错误。在和唐校长握手时，我虽然尽量拿出一个大国使者应有的矜持，但碰到他眼中的“官气”，脸上还是禁不住地浮出了几丝献媚。我为此深深自责，并纳闷不已。我祖上是大户人家，又不是奴隶或者仆人，血液里原不该有奴颜婢膝的基因的。想来想去，这只能归咎于当年贫协主席对我祖父的批斗，它使幼小的心灵对权势充满了恐惧。因为按照一位名叫弗洛伊德的奥地利医生的观点，童年心理创伤留下的阴影，将会与一个人相伴终生。
　　 为了欢迎我，唐校长带了一个由三辆车组成的车队。第一辆是“警车”——所谓的警察不过是校卫队，第二辆是贵宾车，最后一辆是办事员坐的车。我，唐校长，还有翻译，也就是曹军棵的娇妻，坐在贵宾车中。我和校长并排坐在后座，曹军棵的妻子坐在副驾的位置上。曹军棵则被安排在最后一辆车中。在中世纪，大学就是一个自治领地，校长就相当于国王。曹军棵的校长用警车开道，也无可厚非。但将曹军棵和他的娇妻分割两车，却未免有些残酷。
　　 教育是一门语言艺术，校长自然健谈。一坐进车里，校长就对我谈起了拿破仑。这个话题显然是因我的英文名字而生的。“波拿巴”这个外国名是曹军棵为我起的。那天曹军棵给校长起草函件，觉得这美国五十洲教育联盟的官员应该有一个外国名字比较合适，就向我征询英文名字。当时我喝得有些晕乎，就让曹军棵随便自己看着办吧。小个子往往容易以拿破仑为偶像。他便随手为我写了一个法国名字“波拿巴”。校长说拿破仑对中国很友好，证据是他曾把中国比喻成一头睡狮。拿破仑有关睡狮的宏论，大凡有点文化的国人都有所耳闻。可凭此就认为拿破仑对中国友好，我不赞同，因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都有拿破仑的子孙。但我清楚自己的身份，我是超级大国的使者，不是辩士。另外，我也知道，校长说这些话，多半是为了讨好我。因此，只能频频点头称是。
　　 我对拿破仑全无兴趣。有兴趣的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曹军棵的娇妻。在我和校长交谈时，需要她翻译，因此她不时地会转过头来，我们的目光自然会有不少的相遇。从她的目光中，我读出了许多妩媚。由此我竟想入非非，会和这位美人发生些什么，甚至妄想地认为原本就应该发生些什么。这种想法显然非常无耻和卑鄙。俗话讲，朋友妻，不可欺。我和曹军棵虽算不上什么出生入死的朋友，但毕竟是同居一室的室友，产生如此龌龊的念头实在是不应该。但当时，我的大脑完全被了“力比多”所控制，已顾及不到什么礼义廉耻了。
　　 车队到学校门口，盛大的欢迎场面使我眩晕不止。校门广场上，悬挂着用中英文书写的“热烈欢迎美国五十洲教育联盟中国大陆总代理波拿巴先生莅临我校考察访问”的巨大横幅。巨大鲜红的横幅前面，是手持鲜花，列队欢迎的美女大学生——想必这些美女大学生，都是经过校长精心挑选的。容不得我多想什么，我只得在校长的陪同下，像真的外宾那样，对欢迎的人群招手示意。刚开始，也许还有些机械，可看到处处都是谨小慎微的服侍、献媚的笑、热烈的欢呼，很快就渐入佳境：点头、微笑、招手……一切都做得恰到好处，全然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赝品。有了这番经历，我对两类人的心理洞悉无遗。一类是骗子——那种不劳而获的快感，真的使你欲罢不能。另一类是官吏，那种受万人拥戴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欢迎仪式后是宴请。国人信奉酒桌上好办事，因此把五千年文明沉淀下来的礼仪文化，全都用在了请客吃饭上。我虽然是一个假洋鬼子，但却是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到访的外宾，校方在宴请上自然高度重视。不用说学校食堂没有接待的资格，专门在市内选了一家最豪华的涉外酒店。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主任、副主任，学校的重要人物悉数到场作陪。这所学校虽然是师范学校，可这些官员却不会说普通话，操的是南腔北调的方言。只有外事办的刘主任，也许他觉得自己的角色有责任在外宾面前显示一下，他们的学校离现代文明并不远，就操起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吃力，听他讲话的人无不替他捏一把汗，就像初学驾驶的人，脚一直踩着刹车不放，生怕稍一闪失，车子就会不听使唤冲了出去一样；或者像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两臂竭力保持平衡，惟恐一不留神，脚步就会走偏，掉了下来一般。校办秦主任是军人出身，看不惯刘主任的作派，就挖苦道：“刘主任，你干吗掏那么大劲说普通话呢？人家波拿巴先生是外国人，你再狠命说普通话人家照样听不懂。”我离国多年，从来没有福分享受如此丰盛的中餐。看着满桌子久违了的、香喷喷的菜肴，顿觉胃口大开，再也没工夫理会自己美国五十洲教育联盟中国总代理的身份，埋头猛吃海喝起来。吃到兴头上，听到秦主任这么一说，竟鬼使神差用国语接道：“秦主任幽默。”此前，我这个美国贵宾一直说英语，突然听到我说中国话，一个个都愣在了那里——有人停止了咀嚼，有人把伸出了一半的筷子停在空中……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露了陷。曹军棵不知如何为我圆场，我却不知从哪里来了机智，从容地把口中的红烧肉咽下，又不慌不忙地拿起餐巾纸，抹了一把油乎乎的嘴巴，说道：“双方会谈时是正式场合。在正式场合，我作为美国五十洲教育联盟的代表，按照国际惯例，必须使用美国的官方语言。而在酒桌上，是非正式场合，大家用语可以随便些，所以，接下去请允许我使用国语。”
　　 校长认为我的解释合情合理，因为他知道当年的周总理精通好几国语言，可在接见外宾时却只讲中国话。然而，我的国语有浓重的口音，这引起了他的警觉，就盘问起我的祖籍。我想在这些同胞面前，用英语说话相对讲是比较安全的，可以放心地胡诌八扯，可现在自己丧失了可以继续使用英语的理由，因此说起话来需要处处谨慎，就如实作答自己祖籍山东。校长判定我没有说假话，他曾在胶东半岛的一所学校访过一年学，对那一带的口音有些熟悉。心想胶东曾经长期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好像和法国关系不大。我这个假洋鬼子应该叫俾斯麦或者希特勒更合适些。秦主任一看我这假洋鬼子开口说中国话了，又一听我祖上是山东人，立刻兴奋起来。办公室主任如果说有一项特殊的职业技能的话，就是劝酒。他自然不愿意将之埋没。本来今天的酒宴是按照西方的习惯，酒水自便。少了语言障碍，秦主任就把什么“入乡随俗”、“客随主便”之类的中国酒文化悉数搬了出来，还说武松的后代，没有不会喝酒的。我实在经受不住同胞的热情和祖国浓厚的酒文化熏陶，特别是美酒对味觉强烈的诱惑，就彻底把美国五十洲教育联盟甩在一边，拿出武松乡党应有的豪爽，大喝起来。结果把我喝得一塌糊涂，回到宾馆倒头大睡。原来安排的考察实验实习场所等项目，一概免掉。学校的教学硬件一向是个软肋，为应付美国贵宾来访，学校朝野伤了不少脑筋。听说我因为醉酒取消了这些考察项目，上上下上无不欢欣鼓舞。这功劳自然记在秦主任头上。秦主任酒量本来就大，号称酒缸。如今又放倒了我这个假洋鬼子，为学校立下如此功勋，其喝酒的威名更是因此远扬四方。
　　 我也从这场醉酒中大获裨益。曹军棵来探视我时，我趁着酒意向他提了一个在我清醒时绝不可能提的要求：要学校派专车送我回家。要知道我的老家离此地有一千多公里，在欧洲要贯穿好几个国家。没想到曹军棵汇报给校长，校长竟痛快答应了。校长此刻只关心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在他眼中，派个专车只不过是多烧些汽油而已。反正汽油是学校的，又不是他校长自己的，多烧些自然不在话下。
　　
　　 八
　　 次日，我便带着残存的酒意，乘着学校为我派的专车，踏上了千里奔袭的回乡之路。车窗外，阳光普照，田野、村舍、树木、河流，次第展开。由于乘坐的是专车，在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之余，一种帝王南巡般的豪迈溢满心间。到了县界，我这个“赝品使者”，才生出“近乡情怯”之感。我没有直接回村，先去了乡里。到乡里，也没有先见乡长，而是先见了我的一个表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