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枫叶红菊花开的秋天，看着一片片飘落的树叶，思绪万千。岁月匆忙，不知不觉已走过了六十多个秋天，年龄也到了秋后，在走过的岁月里，有几个秋总是念念不忘，每当想起，总是万千感慨，热泪盈眶，悲喜交加。
　　 那年秋天，我六岁，已是晚秋，刮着西北风，冷嗖嗖的，院子里堆了一大堆萝卜、蔓菁，妈妈忙着把萝卜和蔓菁上的茎叶子砍下来，然后把萝卜和蔓菁晒成萝卜条和蔓菁片，把菜叶澡成酸菜，那是整个冬天和春天的蔬菜。妈妈让我帮着干活，把大萝卜和小萝卜分开。不一会，我就不愿意了，妈妈说：“你领上弟弟去玩吧。”于是我和弟弟还有叔叔家的两个孩子在院子的角落里玩起了当家家的游戏，也许是冷的原因，我们用小石头盖了房子，我和弟弟说：“这是我的战争婆家，你手里的石头就是毛驴，你牵着毛驴来叫我回咱家。”弟弟把小石头给了我，我说：“你先回吧，和妈妈说，我的孩子们还没有穿上棉衣服呢。”谁想，我说的话妈妈都听见了，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妈妈把我说的话告诉了二婶、奶奶和全家人。妈妈高兴着说：“这孩子真奇怪，说的都是大人的话。”看着他们嘻嘻哈哈高兴的不得了，羞的我不知如何是好，感觉他们都在笑话我，很后悔不该做这样的游戏，这件事让我懊恼了好多年。好多年后，我才释然，才明白他们不是笑话我，而是好奇我小小年纪说出大人的话。回想起妈妈脸上灿烂的笑容，哪是记忆里妈妈对我很少的笑容。
　　 那年秋天我八岁，哥哥考上了重点中学，是家里的大喜事，哥哥成了家里唯一有文化的人，我爹和两个叔叔都不识字，哥哥是长子长孙，他很聪明并且知书达理，性格温顺，是全家（包括二叔三叔家）最喜欢的人。奶奶更是逢人就夸她的大孙子，他是妈妈的骄傲，每当别人说起你儿子可聪明啦，总是考第一名，妈妈高兴的合不拢嘴，脸上的笑容久久散不去。哪时候，我是弟妹四个里面、也是家里最不待见的人，我有哥哥有姐姐有弟弟，生我的时候，妈妈和爹商量好了，要是儿子就要，要是女儿就溺死（那时候我们哪里溺死新生儿是常有的事）。妈妈感觉肯定是女儿，所以连抱孩子的东西都没有准备，就在他们准备淹死我的一刹那，恰好被二婶听见了孩子的哭声，硬是拿了二叔的一件破夹袄把我包了起来，二婶成了我的救命恩人。在贫困落后的年代里，吃的喝的都是用手工劳作。穿的戴的都是一针一线的缝织，妈妈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做到后半夜，米面都是套上毛驴磨。那时候妈妈身体不好，承重的家务活压的她喘不过气，加上我这个多病又不听话的女儿，三岁以前我经常生病。性格温顺的妈妈却常常把怨气撒到我身上，由于妈妈身体不好，没有让姐姐去上学，让她帮妈妈做家务。姐姐一肚子委屈，把火也发往我身上发，因为弟弟小、又乖，都宠着他。我脾气扭，敢和妈妈犟嘴，妈妈和姐姐的拳头巴掌经常在我身上敲打。为此，我是少年老成，小小年纪，常常一个人躲在无人的角落里流泪，堂姐看见了，很同情我，叹息着说：“你不该转人转成家里的老三。”从小到大，直到现在我和堂姐特别亲。其实老三不是挨打的全部原因，主要原因是我自己脾气扭犟，只会说伤人的话，不会哄人高兴。后来长大了，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自己痛苦的一部分原因是自己造成的，也非常恨自己这样的脾气，大概自己恨自己比别人恨的多。可秉性难改，泰山难移，这就是上天给的命。
　　 哥哥却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小时候，他常常背着我，有时候他看着姐姐过分了，就去说姐姐。妈妈从来不说姐姐，直到妈妈去世，她也没有大声的说过姐姐一句。也许是姐姐做事顺妈妈的心，也许不让姐姐上学，是她一生的内疚。那时候哥哥成了我最亲的人，他是我的依靠。
　　 哥哥走的那天早晨，妈妈做了羊肉臊子面，给他打点好了行李。我家住在四面是山的山沟里，去车站坐车要爬一座山，下一道大坡，我和姐姐还有爹去送他，爹给他背上行李并赶上我家喂得几头毛驴，送到山顶上，把背着的铺盖卷给了哥哥，爹说他还要干活，下坡行李就不沉了，让姐姐一个人送他到车站，让我在山上看着牲口。我坐在哪里，一动不动，呆呆望着哥哥逐渐远去的身影，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哥哥走了，我没有了依靠，我可怎么办？
　　 我哭了好久好久，再也流不出泪水了，我就往最高的山顶上爬，站着高高的山顶，遥望着怎么也看不见尽头的一座座山峦和弯弯曲曲的沟壑，想着哥哥上学的地方也不知道在哪一座山后面。站累了，我就躺在绵绵的绿草上，望着蓝盈盈的天空，想着我长大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去哥哥上学的地方。自从哥哥走后好多年，我每当我觉得自己委屈，我就跑到这个山顶，望着绵绵的群山流一通泪水，后来，好多次我想着，哪里的草也不知道现在还旺盛不旺盛，哪可是用我泪水浇灌过的。多少年过去了，亲身经历过得事不知道忘却了多少，可哥哥上学走时的情景仍能清晰的展现在眼前。
　　 哪年秋天，我十九岁，不上学的第一年，秋天到了的时候，小队队长的二叔和我说：“你割草手快，这个秋天你就不要干别的活了，你割上五千斤干毛草给你记五十个工分。”我想，我在地里干活一天挣六分工，五十天的活挣三十个工，我使劲割，一天割上一百五十斤，四十天割够，还能休息几天。我爽快的答应说“行”。
　　 于是，每天父亲把镰刀摩的明晃晃的，有时候就带上两把镰刀，这把磨钝了就用另一把，手里拿上镰刀，肩上搭上两条绳子，一条长的一条短的，吃了早饭就上山了，大山里风景也很美，山菊花已开了，黄的白的、紫罗兰的，满山的毛草在风的吹动下，起起伏伏，像大海的波涛。
　　 割柴割草我是老手，从七岁起，我就去割柴，十岁的时候我就能供上燥火。十一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国家把扫盲当成了大事，大队干部来我家动员让孩子们上学，爹让我和八岁的弟弟都去上学。妈妈叹息着说：她能割柴供燥火了，她去念书谁去割柴？爹说：“抽空割吧，现在上学不用学费了，让她去上学吧。”上学后，在夜短天长的日子里，都是早晨起来割会柴再去上学。我和同龄的女孩子的手不一样，她们的手白白嫩嫩，我的手关节粗大，手指上有一道一道的皱褶。好多人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我也觉得让大学者住牛棚喂牲口，很可惜也不可思议，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免除学费，和我一样的好多人，大概都上不了学，会有很多的文盲。
　　 山坡上静悄悄的，只有山鸟和我作伴，有大鸟有小鸟，大鸟有老鸹和野雀，老鸹浑身黑，叫起来呱呱的，有一种恐怖的感觉，野雀是白毛带黑毛，尾巴长长的，叫起来叽叽咋咋的，人们常说：野雀叫客人到，野雀叫喜事到，那时候我每天盼着野雀叫，盼着来点事，给我沉闷的生活带来点激情和改善。小鸟有好多种颜色的，有时候，我低头嚓嚓的割草，小鸟飞到我跟前喳喳地叫几声，就飞走了，好像和我说说话。人们说农民干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割柴割草却是屁股朝天，脸朝地，两眼死死地盯着镰刀，如果不小心，镰刀就会砍在手上，我的手指被砍过好几次，两个手指夹是砍掉了又长出的，有两次砍的很重，看见了白生生的骨头，砍伤了就烧上点棉花灰，撒在伤口上，用一块破布缠上，用线捆住，最严重的那次，砍伤了，血不停的流，我用手使劲地摁也摁不住，我潜意志地拿起放在地上的衣服，慌忙又放下，赶忙把袜子脱下来，缠在伤口上，飞快地往家跑，妈妈赶忙烧了棉花灰用布包住。她看见我的手伤的严重，叹息着说：真是干一个钱的活，要两分钱的工钱，这可甭干活了。我听后，心里酸酸的。中午吃饭的时候爹回来了，看见我把手割了，就说：下午你挎上搂子去地里往回背南瓜吧，这个活一个手就行。
　　 在山坡上，有时候寂静的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有我镰刀割草的擦擦声，割三把算一节，五节绑一捆，我一天要割十五捆直二十捆。
　　 为了节约时间，中午不回去吃饭，带一块玉米面窝窝。实在累的累的不行，我就躺在毛草地上躺会，流一阵泪水。看过一部小说，现在忘了名字，只记着内容是在一个大山里，有好多美女，都被平原上和城市里的人领走了，羡慕极了，每天在心里问无数个为什么，我们这里连一个生人都不来。那时候，想走出大山的渴望，用望穿双眼、忘穿秋水这样词，是恰到气氛。无数次在梦里梦见在走出大山的路上。太阳落山的时候往后走，回家的时候我背上五捆毛草，剩下的晒在坡上，干了的时候再去背。找一个高台台，在上面打整捆绑，如果在平地上背上这么多，是站不起来的，用短绳子把五捆捆紧，背绳从第三捆上面穿过，背着走起来，毛草比我的头高半头。那时候我很瘦，个子也不高，体重八岁多斤，背毛草要背一百斤左右，那天，奶奶看见我背这么多，就说：“这妮子，真是好柴火背子。”妈妈说：“有一股憨劲。”又说：“把毛草割好了，再割上几天柴禾，秋天割的柴禾有焰，耐烧。”我呆呆的站着，心里很疼，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强忍着。我想起看过的小说“青春之歌”，主人公林道静在信里写到：我像一头走在沙漠里的骆驼，驮着沉重的担子，何时才能看到绿洲，何时才能见到哪渴望的甘泉。我无数次自言自语，你太不知足了，你是小姐，你生活在大都市，我才是哪头走在沙漠里的骆驼。
　　 一个多月后，我割的毛草已堆成了高高的一大垛。又割了十几天柴禾，红红的枫叶已基本落尽，灌木丛林中各色的叶子也落完，荆捎枝也成了赤条条的。山沟山洼，我们相伴了两个多月，我情不自禁地大声吆喝起来，也不知道自己吆喝着什么。山谷里回荡着我苍凉的声音。
　　 望着高高的毛草垛，摸着手掌上厚厚的老茧，心里有说不出的酸甜苦辣。
　　 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到背着柴草走在悬崖边上，还是心有余悸。沉重的东西我再也拿不起来，大概是那些年把一生的力气用完了。后来我从三十多岁就开始背疼背劳，我总以为是那时候背柴草留下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