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兵多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惨烈的那一幕幕，至今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也时常勾起我对女兵生涯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1950-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和战友们负责在“中线”战场一个山区里接收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一批批轻重伤员，伤员受伤后的各种惨状都有。在那严寒冰雪中，我和战友用我们单薄的力量，拼尽全力抢救一个个刚从战场上下来、肢体残缺、血流如注的伤员同志。炮火激烈时，我们背着、抬着受伤的战士躲进山洞救治。紧急时，就地卧倒在冰天雪地的隐蔽的山石和树枝杂草丛中，展开急救。抢救生命是我们的天职，不能暴露一点目标给敌人。
　　 那天，在没有一点防空警报的情况下，突遇四架敌机飞来，在我们隐蔽的山区上空盘旋，然后交叉着向我们狂轰乱炸。顿时，到处火光冲天，烟雾弥漫，惨叫声一片，附近村庄的房子也被炸起了火，也分不清在那里的是战友还是当地的朝鲜老乡。火光中，部队首长和我们齐心协力奋勇向前抢救伤员，我们倾尽全力把所有伤员都背到较安全的地方，免得他们再受第二次、第三次伤害。敌机刚走，我们就立即清点死伤情况。发现连同伤员一起，我们死伤有数十人，其中还有我院年仅19岁的护士李大忠。他在现场救护中被敌机扫射打中右大腿动脉，血如喷泉。我们用纱布为他绞着止血时，鲜血从医生的指缝中直往外冒。加上战地条件有限，他终因失血过多牺牲了。在现场救护的人，个个悲痛万分。首长说，战友走了，我们流血不流泪！我们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又投入到了分片清理和抢救幸存伤员的工作中去了，以便他们能顺利集中到指定的汽车转运点，转到后方接受继续治疗。
　　 真是祸不单行，几天后又出事了。战地医院护士一班谢班长，山东人，人高马大，人称大老谢。团结互助精神特好，凡重活累活，他做得最多。那几天，他连续工作了两天没吃没喝，回到驻地已经很疲惫，就在山边的老乡家休憩一下。突然，又从后山钻出来几架敌机，朝他所休息的房屋一顿乱扫射。谢班长的头部和胸脯不幸分别中弹。当战友们去看他时，床上、地下全是血，已经停止呼吸了。只见他仇恨的眼睛还未闭合。
　　 随着战斗的紧迫，我们医院要向前进去接收伤员。出发前，后勤袁管理员找来了三头牛车来拉餐具和食品等。当时，只找来了两个当地人。还缺少一个赶牛车的人。于是，他问部队的人：哪个同志会赶牛车？有个叫徐高栋的战友自告奋勇说他会。首长叮咛他赶牛车目标大。一定要加倍小心！当时还有两位女战友因感冒发烧、我因脚打水泡红肿，三人都不便步行，都得坐在牛车上同行。当牛车行到朝鲜仁川附近时，我让小徐停车，我们三人都下来靠山步行，车也靠山走，不走大马路，以防暴露目标。他走在前面一点点说：你们女同志就是胆小鬼！他的话音刚落，就只见从敌人那边飞过来了三枚碗口粗炸弹，震耳欲聋。爆炸声后，我们一看，牛车只留下了一架烂板车，牛头和牛身都炸上了山，树枝上挂着肠子直流鲜血，还不知是人的肠还是牛的肠子！快乐的小徐就这样说没就没了，让我们欲哭无泪！
　　 战争年代，野战医院流动性最大，伤员也是一批接着一批，面对的敌人的炮火也是家常便饭，在枪林弹雨中坚守我们的工作已无疑成了习惯。有一次，医院来了三、四车伤员，多数是38军、12军和26军的战士，一车就有39人之多。当时的山区医院已经没有了那么多防空洞，就把伤员分散到山上、树下或草丛中先隐藏起来。当时我担任病区护士长，除救护工作外，还要负责检查伤情、按部别分类登记等工作。我还在暗地里寻找我打探我在26军88师任指导员的堂叔郝威，因为他是和我一同来到朝鲜战场唯一的亲人。我家是烈属，我父亲郝华峰是公公唯一的儿子，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五旅集团独立营营长，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丁关根同志曾经还是父亲所在营的战士。父亲在抗日战争进入到最后攻坚阶段时即1945年在战争中不幸牺牲，郝威叔叔就按当时家乡的习俗过继给我公公当儿子。我和威叔仅限在中线战场匆忙见过一面后，再没有了他的音讯。在伤员中，真还有他的同团同营的战友，一打听，他们说：郝指导员已经壮烈牺牲了，他们连队遭受到了敌机的狂轰滥炸，一个连队只剩下3个人。这个不幸的消息，让我泪如雨下，只身来到后山上一个人静静的思念，然后，失声痛苦起来。在思念中，我想起先后被敌机炸死的医院办公室文书、老乡胡明善。他是在和战友一起清点重伤员、抬着重伤员时被敌机一颗子弹击中头部牺牲的，牺牲时眼睛还睁着的。白色的脑浆和红色的鲜血洒在朝鲜的土地上。在思念中，我想起了美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细菌弹、燃烧弹等武器，在战争中不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中招。有的患上了疽疾病，有的患上了破伤风病。加上敌机总是封锁公路，伤员无法运出，只好就在山上治疗。护士小蔡就是在给伤员抽血返回时遭灾到了敌机丢下的汽油燃烧弹，大火将她烧成了木碳人，死时，她连18岁都还没满，还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
　　 我不敢相信战争的厄运也会降临到我的头上：那是1952年冬的一天。那个时期，在战场上，敌我双方处于僵持对抗阶段，敌我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战场上下来的伤员很多因敌人封锁的厉害得不到及时救治，我们医护人员的责任和任务也越来越繁重，不仅要抢救伤员，还要护送转移伤员到后方医院，然后转回祖国。我身体条件好，又是护士长，那天随伤员后转时，天气相当寒冷，我们一车共39人从前线医院撤离，准备通过24小时敌军严密封锁的新高山。为了躲避敌机的跟踪，我们选择在傍晚7点出发。我护送的伤员中有一位重伤员，他的双腿被炸断，因为没能及时治疗养，伤口已经腐烂，蛆虫直翻，让人见了都不寒而悚。我一边为他清洗伤口，一边为他夹除蛆虫，因受条件限制，就用汽油驱赶腐肉内的蛆虫，效果不错，但伤员很痛苦。没有麻醉措施，只能用十滴水为他缓解疼痛，我为他每夹一条蛆虫，他就会痛苦地叫喊一声。我为了鼓励他，我一边为他夹蛆虫时一边说“你要坚强、你会好的、你是最棒的……”蛆虫清除干净了，我生怕他受冻，又将他的两腿裹到我的军大衣内，让我的体温为他驱寒。想不到的是，尽管我们出发很隐蔽，到凌晨4点，还是被敌机发现了目标，他们对盘旋在新高山山腰处的我们的车队一顿狂轰乱炸。公路被炸塌，我所在的第三辆车来不及避让就不幸翻下了山。当时，我只觉得“轰隆隆”几声巨响、一股咸腥味直冲我的口腔，就不省人事了。当我苏醒过来时，我已经躺在后方野战医院的病床上了。后来，听抢救我们的战友介绍，我们的车被炸翻掉下了山谷，我的脸颊、牙根、颈椎、胸骨、腰等几处严重挫伤，头颅被撞击，脑震荡让我失去了意识和记忆。在此情形下，我不得不忍受更大的内心的痛苦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和战火正激烈的朝鲜战场。没能顺利完成护送重伤战士任务的愧疚，也一直缠绕在我的脑海无法抹灭。
　　 几十年多过去了，为了这些难以忘却的纪念，每年的八一建军节，我都要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记忆，翻出那些老照片和资料，看着、想着，想着、看着……我深深知道，战争是残酷无情的，有战争，就有牺牲，就有伤亡，共和国那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不正是凝聚着无数先烈血染的风采吗！
　　
　　 本文为郝兆南本人初稿 彭成仁协助整理 2013年12月
　　
　　 个人简介：
　　 郝兆南，女，江苏泗阳人，1933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本人系烈属子女，1947年7月参加革命，先后任新四军一纵医院、新四军苏北兵团6野战医院、新四军华野第九纵队野战医院护士，活跃敌后，南征北战。1948年11月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1949年4月参加渡江战役。1950年7月被21野战医院任命为护士长。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战地手术室和病区护士长，舍生忘死、任劳任怨和战友们奋斗在救治伤员的第一线。抗美援朝胜利后回国，在陆军医院和工程兵医院任过医院医疗科副科长、卫生所所长、师医院医务处医务主任等职。1975年12月，调任湘潭锰矿职工医院先后担任副书记及带班医生、主管医生、业务副院长、调研员等职。1989年12月离休。
　　 本人在解放战争、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都荣获了各个战役的纪念章并多次立功受奖。在朝鲜战场上英勇负伤，获五级伤残证书。在地方工作同样是努力工作，多次评先获奖。老年生活，丰富多彩，琴棋书画都积极参与且多次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