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一个给我带来优于一般人的特殊地位和好处，使我足以在人们面前炫耀一番的父亲。我只有一个普普通通的给了我健康身躯和优良品德的父亲，只有一个在我青少年时期连吃饭穿衣和读书费用的最低标准都难以满足的父亲。然而，他却是我永远敬重和热爱的父亲。
　　 “公家的大事不能含糊。”父亲把集体的事情、群众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党的事情，统统称为公家的事情，在他看来，这些事情都是大事情，就是“头拱地”（掉脑袋的意思）也要办好的。一九四七年，家乡刚刚解放时，父亲积极勇敢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区武装小队，在那土匪时常作乱，地主还乡团疯狂反扑，时刻有生命危险的日子里，他毫不畏惧地站在斗争前列，为保卫家乡新生的人民政权而奔波。也正是在那危险时期，他自愿申请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他又当了村长，还参加了县党校的学习，扫了盲，也学会了不少革命道理。随着革命和建设形势的发展，他自觉难以适应做领导工作，便退了下来。退下来后，并没有只是做一个“老实”的社员，而老关心着公家和上边的事，对社队领导做的一些损害党和群众利益的事，便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和斗争，为此他或明或暗地吃了不少苦头。然而，老实巴交的乡亲们却感激他，敬重他。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父亲特别注重这个名声。如果说乡土之人也有高贵之处的话，那么首先是这一点。他讲名声，并不是要出人头地，而是想着法儿为乡亲们做些好事情，叫人说个好，别叫人指脊梁。父亲还常常在左邻右舍有个为难着灾的时候，尽力相帮，并乐此不疲。有一年夏天，家乡刮起了一场龙卷风，一些大树被连根拔起来了，庄稼刮倒了，不少人家的房子被风掀了盖，我家的房子也被风掀了一角。风雨中，他不顾自家，却先帮年高体弱的东邻张大爷家压房顶去了。还记得那年一天晚饭后，妈妈坐在炕头上边做鞋边数叨起来，一向厌烦唠叨的父亲却静静地听着，不加反驳，还不时以微笑表达歉意。我在一旁暗扯母亲的衣角，示意她不要把父亲叨叨火了，而他一发火便霹雳闪电的。谁知母亲反而越叨叨越气，而父亲也始终没火。听完才知道，是父亲在县城把母亲叫他给我买衣服的布票给了一位要买布而没有布票的老大爷。我虽然同情母亲，却也觉得父亲乐善好施的做法没有错。
　　 “为人不能鸡肠小肚。”父亲十足是个大气大度的人，他看不起那些为一点点小事情就与人鸡争狗斗的人。父亲是个嫉恶如仇的人，而对左邻右舍做了对不起他的事的人，他却常以“宰相肚里能撑船”而自度，加以原谅。右邻一户人家的一个老头，那几年他的儿子在生产队当队长，欺压社员群众。他家老爷子也借势在村中吆五喝六，落得个人人烦恼。父亲曾对其仗势欺人当面批评指责过，受到了他一家人的伤害。几年后，当队长的因错下了台，村人拍手称快。不久，那老头死了，村人像根本不知道似的，无人靠前帮助料理后事，完全被晒了台。急得那个当过队长的儿子挨家给村邻磕头作揖，可人家还是不予搭理。最终还是父亲不计前嫌，主动出面说服其他村邻帮助处理了丧事。当这家的人对父亲千恩万谢时，父亲只是说：“要学会做人啊，啥时候都要想想来日，不能得势时就忘乎所以，仗势欺人。”
　　 “没有文化，很难干成什么事。”这句话，是解放初期父亲在县党校学习时听县委书记上课时讲的。县委书记是他一生中接触到得比较大的官了，也是这话讲得在理，他便记住了，还常常讲给别人听。父亲生在旧社会，那时家境相当贫寒，在他不到十岁时祖母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他便落到了衣服鞋子都穿不上的地步，霜降了，飘雪了，在草甸子光着脚给地主放牛，冷得不行，就到新拉出来的牛粪里去焐脚，这种境况，怎么敢奢望上学读书呢。也许不识字的人更懂得知识的重要，1963年我刚考生初中时，他对我说：“孩子，念吧，别看家里眼下困难些，你就往好里念，砸锅卖铁也要供你念书。”在我念中学时，正是困难时期，连我住校每月三元钱的伙食费家里也拿不出来了，于是我便主动提出：“不住校了，反正十五里路我也可以走。”父亲坐在炕沿上，低头不语，然后又低着头走了出去，三元钱把一个钢铁汉子难个什么样。母亲心疼我这十四岁的孩子，每天落日后估摸我快到家的时候，都到路上去接我。为了我不至于中途辍学，父亲平时相当节俭，在给生产队跟车出差时，从家里带上个苞米面饼子或几个煮熟的土豆，把每天补助的四角钱菜金省下来给我交学费。
　　 “当男人，就得扛起家中的大梁。”父亲有一个绰号叫“懒人”，这个绰号母亲给他起的，母亲所以这样称呼父亲，主要是因为父亲家务活干得相对少些，而女人们常常以干家务活多少来衡量男人是否勤快，这实在是有失公道的。而父亲的口号则是“当男人，就得扛起家中的大梁”。其实，在我们当儿女的看来，父亲是很勤劳的。因为正是这个“懒人”，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地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靠挣来的工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正是这个“懒人”，在集体劳动之余，拖着已经筋疲力尽的身子，冒着被批斗的危险，偷偷地到几里地远的甸子上去开一小片荒地种上苞米，以补全家人那半空的肚子；正是这个“懒人”，担负着家中的全部力气活，抹房顶、垒院墙、起猪圈、种自留地。在生产队集体里劳动，父亲也从不挑肥拣瘦。冬天他跟生产队的车到三十里外的县城去拉城肥，三星刚偏西就套车出村，日落西山才回家，路上冻得坐不住车，就跟在车后跑，三十里的路程总要跑上二十里。队里每年秋天在七十里外的邻县打喂牲口的草，他就主动去看草，撇家舍业，一住就是一两个月。他还利用看草的时间用鞑子筋草扎起漂亮的小笤帚，百十把地扎，拿回来分给乡亲们用。
　　 “何不乐呵呵地过好每一天呢。”父亲还是个“乐天派”，他常常对人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何不乐呵呵地过好每一天呢？”父亲是个兴趣广泛爱乐爱唱的人。他不懂得什么是乐谱，可他会拉二胡，东北二人转的九腔十八调他都基本能拉上来，乡下人叫“朗当韵”，虽然音调不那么很准确，但听起来入耳。买不起二胡，他就自己做，他曾做过两把二胡、一把京胡，劳动之余，农闲时候，逢年过节，他常常自拉自唱，唱东北二人转《西厢记》《杨八姐游春》《包公赔情》《楼台会》《劈山救母》这些传统的清官戏和爱情戏，常常引得一些邻居们跑来听，这也算是给寂寞的村子增添些热闹。当然，人们也从这些历史故事里学会了一些做人做事的正理。父亲还是扭大秧歌的能手，南北二村逢年过节便办起大秧歌队，都来请他当领队。为此，常惹得母亲说他“没老没少的，不怕人家笑话”，因为那时村里已经有人叫他爷爷了，而当了爷爷的人按常理就应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有走相了。但常言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为什么非要责难上了年纪人的追求欢乐呢？于是母亲也渐渐不唠叨了。父亲还会说东北大鼓，他常常用自己做的小鼓、竹板，边敲边打边唱，说东北大鼓《罗成叫关》《华容道》等，直到86岁了还给家里人演唱。
　　 父亲是在91岁上离世的，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可父亲的为人，父亲的正直，父亲的勤劳，父亲的乐观……总之，父亲的人生态度，应该说是我们永远的榜样。